张同道著的这本《电影眼看人间》收录了世纪之交中国基层社会三幅图景：城市的居委会、乡村的民间艺术与山区的白马藏族。居委会面临中国第一次城市民主选举；1998年洪水之后，政府实行天保工程，白马人伐木、打猎的生活方式被禁止；现代化来了，乡村里的古老艺术剪纸、皮影、戏曲面临灭绝。三部纪录片记录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痛苦转变。《居委会》2001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展映，《白马四姐妹》2003年瑞士弗里堡国际电影节展映，《发现民间》2007年30分钟×10集。

“每当心里冒出轻浮的飞尘，我总会回味那些读过的土地：黑的土、黄的土、红的土……那些土地让我的心安稳。”

阅读泥土，这是作者张同道十几年间对话世界的方式。而收录在《电影眼看人间》一书里的则是关于土地的影像日记，从不同侧面见证了中国的艰难转型：《居委会》纪录了北京一个居委会的民主选举，《白马四姐妹》纪录了一个少数民族的彷徨与摸索，《发现民间》则打捞沉淀在乡野的艺术精灵。

序 阅读泥土

第一章 居委会

 一、小脚侦缉队

 二、选举了

 三、风波突起

 四、博弈

 五、选举

 六、新工作老问题

第二章 白马四姐妹

 一、四姐妹

 二、手艺人李讨口

 三、旅游来了

 四、金银早上学

 五、大家一起做旅游

第三章 发现民间

 一、寻找剪花人

 二、抓髻娃娃

 三、花开法兰西

 四、陕北农民画

 五、北京讲学的剪花婆姨

 六、剪花娘子库淑兰

 七、剪花娘子高凤莲

 八、最后的皮影

 九、目连救母

 十、小程民间艺术村

附录

 纪录片的狂欢节——经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电影节

深秋午后，北京，前海西沿。

“我跟他死去！”湖边的绿地里，一个披头散发的中年黑衣女人大声嚷嚷着。另一个白衣黑裙的女人紧紧扭着她，黑衣女人喊完了就坐倒在地。

一位蓝夹袄老太太走过来问道：有病啊？

她的袖子上戴着红袖箍：治安联防员。她便是北京新街口街道蒋养房居委会主任苏玉荣。

白衣女人急着摆手：哎呀，什么有病没病的！

苏玉荣主任：谁给打的嘛？

白衣女人直皱眉头：哎呀，你别问这么多啦！

黑衣女人又发作了：你管我是谁啊！你管我什么啊！跟疯子这玩意儿……我要脸啦！忍了12年啦！

她歪歪扭扭地站了起来。阴沉的天色下一群鸟飞过去。

白衣女人扶着黑衣女人：走走走，回去回去，你回去。

黑衣女人由白衣女人扶着往外走，把手里的草枝愤愤一扔：你要是说玛丽，玛丽长得漂亮！

白衣女人便急了：哎呀！说那些干吗你！是不是有问题啊！这么多人看你，好看是不是？

她们推推搡搡地走了，一路仍继续着未尽的争执。

一群鸽子飞过天空。屏幕上推出字幕：居委会

一、小脚侦缉队

这是北京西海前沿一片平房居民区。说是四合院，其实是大杂院。几根电线杆伫在红砖瓦房之间，间或一棵葱茏的老树，天际线上是新建的高楼。

一位三轮小贩吆喝着：打被套咯……

遇见挡路的便一笑：嘿，不好意思，让道。

苏玉荣和其他几位红袖箍行走在胡同里。她们拐进一个院门：谁在家来？

门打开，是一位赤膊大汉。

苏玉荣：收扫街费，半年的，三五一十五啊。看好。

赤膊大汉：哎，支持你们工作啊！

找过钱，苏主任她们又去了另一户：三六一十八啊，你们是两户，收十八。

紫发箍的老太太递过去二十块钱：你找给我两块。

旁边的老头子失笑：别找了，还找啥？

紫发箍的老太太：理他呢。自顾自仔细把那两块钱叠好收回怀里。

苏主任又进了另一个门。挂着纱帘的门里传来男人的断然拒绝：我不交，一分都不交！

张主任撇撇嘴：哦，你说，一分都不交。

门里还在嚷嚷：我说我们一直都是一家交！

一个中年男人半送半赶把居委会大妈请出了门，苏主任边走边说：他们是一家交三家费。

中年人自个儿掀着帘子指着隔壁的门解释：不是。我说，我们是一户。  苏主任帮着解释：他跟她们家是一户。

张主任：你跟她们是一户？

中年人继续强调：我跟她们是一户！

一直在门边儿的老妇迷糊了：他跟谁们是一户？

中年人指着那边的门：跟她们。

苏主任直接走过去扣着那边门上的玻璃：跟这屋，这屋，他嫂子妹妹。

收过扫街费，红袖箍们又跟苏主任上了另一户。这家主人是一位八旬开外的老太太，正在扫地，窗台上摆着一溜儿花盆子。

苏主任进门就说：家里摆上花儿多好，看你买的菊花儿。

而后眼神一转便看到了墙角的一口旧缸：这缸多脏啊！搁这儿。

老太：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苏主任已然规划好了：这儿都摆上菊花。

老太：我这还有用呢！

后边人七嘴八舌地劝：迎接五十大庆，摆点儿花吧！

老太：给我留着吧！

男主任：缸也别要了，你看多脏啊！

红袖箍已经动手把缸上的搪瓷盆揭下来：摆上菊花，都砸了，砸了吧！

老太可不答应：这是传家宝！给我留着吧！

男主任扛着缸往门口去了，老太也赶往门口，一伙人异口同声：不不，甭要了，砸了吧！

老太追到门槛：一百多年啦！我还腌菜使呢！

那位中年男人将缸往地上一扔，缸摔得四分五裂，红袖箍们说说笑笑走开了。

北京前海西沿，杨柳依依，轻风缕缕。

几位老人在广场上打太极拳。其中一位是苏主任。

晨练过后，苏主任背着太极剑回家。

笼中鹦鹉呜叫，苏主任给鹦鹉添食加水后，独自坐在桌前端着小锅喝豆浆。桌上是一本《支部生活》。

苏玉荣六十多岁了，是蒋养房居民委员会副主任，在这里工作十五年了。在居委会，所有副主任都称主任。

吃罢了早饭，苏主任披上外衣，出门了。她转过几个巷口，进了居委会的办事处。

日光清朗，大路上车水马龙。苏玉荣和同事转过街角，拐进一个院门：“哎老康，你不是要药么？给你一包耗子药。”

女主人从屋里出来，男主人站在院里，对站在门口的人说：昨天那儿爬出一个来。

他指着一个角，并用手比画出一个大小：爬出来一个大的，这么大个儿的耗子。

女主人围着围裙：耗子鬼着呢！有一个吃了药，它就……  男主人接过话头：有一个吃了药，它就回去告诉别的耗子，回去吧！别来了。

女主人哂笑：它互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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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泥土

张同道

大学读了十年，但最终改变我命运的却是一群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因为她们，我第一次发现了文字的苍白，被迫寻找一种超越文字的工具，最终遭遇了纪录片。我的生活也从阅读文学变为阅读泥土。

一、发现剪花娘子

那是冬天，1992年的雪飘洒在陕北高原。连绵起伏的黄土塬，偶尔兀立山顶的奶头树，寥落的村庄，苍天下三个年轻的黑点在黄土小道上移动，那是我跟随画家朋友下乡采风。按照中央美院画家靳之林先生的指引，我们来到陕北一带，看了狂欢的腰鼓、威武的蹩鼓，听了花花儿、酸曲儿、信天游，见到常振芳、高金爱、白凤莲、王兰畔、高凤莲等一批农村婆姨。后来旬邑县库淑兰大娘为她们取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剪花娘子。

剪花娘子们大多贫穷，善良，不识字，但一握剪刀却如神灵赋体一般，不打草稿，信手拈来：抓髻娃娃、爱虎、伏虎、下山虎、蛇盘兔、毛腿子大公鸡……一个个粗悍饱满，活力四射。在单调、萧瑟的冬季，这些剪纸几乎是黄土高原上唯一的色彩。据靳之林先生说，这些剪纸堪称中国民间文化的活化石，抓髻娃娃就是中华民族保护神。对这些农村婆姨来说，剪纸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点缀，节日里门口窗户的装饰，日一晒雨一淋便褪色破碎，随风而去。对我来说，与民间剪纸的猝然相遇是一次文化震撼，将我从现代主义漩涡中拯救出来。

其时，我是一名深度麻醉的文艺青年，热衷于晦涩、玄秘的现代诗歌：乘着《醉舟》，唱着《杜伊诺哀歌》，踯躅于精神的《荒原》，兰波、艾略特、里尔克是我的英雄。然而，粗犷、朴质、绚烂的剪纸一出现就喷溢着野性的活力，龙卷风一般掠过我的美学花园。对于黄土地上的汉子婆姨、黑土白土红土地上的十亿民众，现代诗在哪里？

于是，我希望用文字留住老太太和她们的剪纸。但我很快发现，文字只能留下我的观察和认知，无法还原她们的真实生活。

我开始寻找新的表达方法。照相，留住真实瞬间，却丢了声音；电影，再现一个传奇故事，却并非真实生活。最后我找到了纪录片（那时，我还不明白纪录片是电影的长子），唯有它能够原汁原味地还原一段真实生活。我决定拍一部关于剪花娘子的纪录片。

不过，纪录片距我实在遥远，仿佛另外一个星球。小时候看过电影前面的加片《新闻简报》，一般都是毛主席会见谁谁谁，他去世后换上《祖国新貌》。再有就是《河殇》，熬到凌晨两点等着听一句深沉解说：“一个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连后来被称作里程碑的《话说长江》《望长城》都被遮蔽了，当时的大学看电视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靠近纪录片，这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一边写博士论文，与现代诗歌进行最后的搏斗，一边寻找接近纪录片的路径。

机会来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刚成立影视专业。博士毕业之际，经尹鸿师兄引见、黄会林教授点头，我忝列艺术系教员——其实外行一枚。此后一段时间，我几乎逢人便说剪花娘子，直到北京电视台陈大立先生被蛊惑乃至动心，找到经费，最终出发去陕北，已是1996年春节前夕。

这是我与纪录片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从延安去安塞西河口，寻找藏在大山沟里的小村庙行。山路曲曲折折，路断了就轧过冰面，最后终于找到高金爱家。她38岁那年饥饿难耐，背着孩子从山西逃荒来到这里，嫁给一位武姓后生。一年后，前夫追来，也落户这里。因为此前采风见过，高金爱很是亲热。简单寒暄后，大立掌机，小姚录音，拍摄开始。高金爱不慌不忙，烧火做饭，剪纸谈话，轻松自然。其实，她在家里接待过来自北京上海甚至欧洲的画家，也曾去中央关院表演，见过大场面。那天正是除夕，我们从西安带来猪肉、白面和蔬菜，大立下厨，跟高家人一起过年。喝酒，唱歌，直到夜深。出门发现漫天星斗动画般浮在头顶，真想举手摘星辰。

那晚，我们一行人挤在一间窑洞的热炕上，迎来新年。

不过，第二天离开时，我发现随身携带的录音机不见了。陪同的陈山桥老师再三询问，终没结果。

春节里，我们拍摄了安塞的白凤莲、常振芳和延川的高凤莲、佳县的郭佩珍，最后去旬邑拍摄库淑兰。

旬邑是《诗经·豳风》发源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十月蟋蟀出我床下”就出自这里。适逢台湾汉声出版的《剪花娘子库淑兰》刚到。邻里街坊一起看新鲜。库淑兰津津有味地看着书上的剪纸，不停地赞美：多好！其实，她住的窑洞就是一座美术馆，墙上贴满剪纸，最打眼的要属她自己的剪花娘子，盘坐莲花之上，太阳在左，月亮在右。剪纸婆姨大多替妈妈留下的花样，但剪花娘子是库淑兰自己的创造。剪花娘子其实是一幅画，剪出之后贴在纸上。这也是库淑兰发明的。

但库淑兰命苦。丈夫像土匪，他讲给妻子的情话是拳头，信奉“打倒的婆娘揉倒的面”，库淑兰自称一辈子被“打扎了”。司机听到这段掌故，握紧拳头，准备替库淑兰教训一下土匪丈夫，害得我老是小心翼翼提防暴力事件发生。

……

春节重要的仪式是跳曹盖。曹盖是一种木制面具，只有祭拜神山时才佩戴。白马人信奉万物有灵，每座寨子都有自己的神山，而这一带最大神山是白马老爷。厄里寨的队伍顺着夺博河边，一步一跳，两位曹盖带领，向白马老爷走来。山下，他们跳起圆圆舞，祈求白马老爷保佑来年吉祥。  离开厄里寨时，我跟四姐妹的父亲来乌说：“我还会再来。”他憨厚地笑了：“欢迎！”但很快又世故地说：“你们一走就不得来了。”仿佛识破了我的客套。

其实，能不能再来我也没底。这次拍摄并不足以剪成一部片子，而经费却突然中断。不仅那未拍的97集《中国文化之谜》成为永恒之谜，白马这集也无法继续。我不甘心就此罢手，剪了片花，放给朋友们看。一次偶然闲谈后，派格公司沈雪女士问：“你想拍吗？”我当然想。她轻描淡写地说：“那我们支持吧。”

2000年夏天，当我再次出现于厄里寨时，来乌面色有些激动：“你说话是算数的。我办招待。”他将刚打回的野猪煮了请摄制组品尝。

季节给厄里寨化了盛妆，绿草爬上山坡，粉色荞麦花铺满河岸，白云飘在山顶。晓晓院里集结了一群年轻女子，她的表哥、县委宣传部部长尤珠带来舞蹈老师专门排练舞蹈，如何甩起长袖，如何转身，如何保持队形。

不久，第一批游客来到厄里寨，晓晓和姐妹们做饭、烧菜、敬酒。酒后点起篝火，四姐妹和游客跳起圆圆舞，游客也能欣赏原来敬献白马老爷的曹盖舞。旅游真的开始了！

接连不断的游客给晓晓带来财富，也给村民带来抱怨。我去山上拍摄时被拦截：“一个镜头五块钱。”一位白马男子说。我请他解释原因，他倒很坦率：“你在下面住，就拍下面的。上面和下面是两个民族。”相传白马人非常团结，曾经发生的最大案件是偷盗。然而，原来大家都很贫困，现在河边的赚了钱，山上的接不到游客，厄里寨分成山上、河边两个阶级。

但这些都挡不住旅游的脚步。顺着夺博河边，一排新房拔地而起，其中一座属于大姐伍音早。曾经一心向往九寨沟的老三小音美开了小卖部，做起生意。老四金银早去城里上了中学，成为家里学历最高的人，假期回来客串主持人，普通话已很娴熟。

2001年，当我再次来到厄里寨，已是今非昔比。临近河边的人家户户都是游人满院。夺博河边一片马群，专供游客骑玩，也伴随着争吵和喧闹。公路上旅游车川流不息，从厄里寨通往更深的详述家、王朗。晚上，歌舞声此起彼伏，篝火照亮了山寨的夜空。

这次拍摄时间只有一周，晓晓忙得顾不上说话，她一天接待了150名游客。唱歌跳舞的女子们明星一样从一家赶到另一家表演敬酒歌。来乌也忙着为女儿打下手。我辞别时，他正为篝火劈柴。

汽车开动时，一阵劳动号子传来，又一座新房树起了梁架。静静的夺博河已是一条喧哗的河流。

2008年汶川地震，厄里寨也在震区。我急忙打电话询问四姐妹安危，三天后才得到消息：人没事，只是房子裂了一道缝。后来，过节时老四金银早偶尔来个电话，知道寨子上又盖了歌舞厅，游客更多了。

因为纪录片，我曾在陕北黄土地过活，在北京居委会混事，也曾在四川白马人中歌饮。不管从文化、政治还是民族哪个层面看，这三个群体都属于边缘地带。而我本布衣，素以边缘自许。套用一句时髦话。这是“边缘上的中国”。

如今，阅读泥土仍在继续：四川盆地、山东平原、湖南丘陵、青藏高原、江淮水乡、北京西山，甚至远到狂野的美国西部、风景画里的法国乡村。每当心里冒出轻浮的飞尘，我总会回味那些读过的土地：黑的土、黄的土、红的土……那些土地让我的心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