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开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兴，英、法、德、俄、美、意、日、奥八国联军入侵，占领北京，朝廷逃往西安。为了自保，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被迫宣布变法，要求文武百官、驻外使臣各提建议，再行“新政”。
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权重一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图6—13】，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第一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主张建立包括文武农工商矿各类各级学堂的近代学制体系。于是，清政府采用张、刘二人建议，在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正式下达书院改制上谕。
新世纪的书院改制诏令，其前既有名正言顺的借口，其后又有《壬寅学制》（1902）、《癸卯学制》（1903）相配套，因而推行较为顺利，到清末，各省书院基本改制成学堂，古老而传统的书院跨向近现代，接通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血脉，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据笔者近年主持《清史·书院学校表》的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1606所书院改为各级各类学堂【图6—14】。可以说，晚清所存书院几乎全部转型为学堂、学校，古代与近代的对接是整体性的，书院既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起点，也是其基点，从书院到学堂，实则成了近代学制最坚实的基础，中国教育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步发展完善，从而形成今日这样的样式。
书院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改书院为学堂和改造传统书院、创建新型书院并列为晚清书院改革的三个方案。传统书院改造、新型书院创建的成功实践表明，书院有实现自身从形式到内容的实厨性转变的能力，也即书院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在名称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转型。虽然历史的现实并非三个方案齐头并进，最终是改制取代改造、新创，书院被强令改为学堂乃至学校，但我们主张要慎言书院改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认为它更多的是晚清社会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政治选择，属于救亡图存的非常之举，未必定然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考其理由，大致有如下三点。
第一，书院是在超高速的发展之中，被强令改制的，属于非正常“死亡”，与惯常的衰败而亡的想象截然不同。统计数据显示，同治、光绪两朝47年时间（1862－1908），书院以新增1233所的神速发展，约占清代新建书院总数的1／4。这在清代书院260余年历史中属于奇迹，更是中国书院近1300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呈现的是浩然盛大之势，并无半点衰竭濒死之迹。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书院改制令，犹如一把利刃，活活斩杀了生龙活虎的大发展中的书院，人为地制造了中国制度史上罕见的落幕于辉煌的悲剧。如此被改制，被死亡，实属非常之举，难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第二，追随时代步伐，努力适应社会日益增长并急剧变化的文化教育需求，引入新学、西学作为研究与教学的内容，快速改变、改造、改革自身，是晚清40年书院发展的主旋律，也是其超高速发展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书院改革的实践表明，依凭传统的经世致用旗帜，适应时代前进的步伐，书院完全有能力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管理制度，能够从古代走向近现代。
第三，改书院为学堂并不是书院改革的唯一选择。其他改造旧书院、创建新型书院等两种选择，如前所述，都有防止变为科举附庸，引入西学、新学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知识，甚至实施民主管理机制等成功的范例。由此可知，书院并不是天生与新学、西学为敌，凡一切有用之学皆书院分内之事，书院与学堂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非此即彼，两者在传授新知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上有很多共同点，殊途同归，完全可以并行共存。书院与学堂的差异并非不可逾越，通过人为的干预与调节，能够实现两者之间的彼此变通与切换。也就是说，书院可以在名称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其实质内容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转变，书院改学堂并非不可避免，也即书院改制并非历史发展的必然。
P212－216
邓洪波，湖南岳阳人，1961年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湖南省书院研究会副会长，湖南大学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代表作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国书院史》《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等。
兰军，山东蒙阴人，1987年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史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书院历史与文化，发表相关论文近十篇。
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历教授，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等，曾获中国图书奖、人文社会科学很好著作奖、湖北省出版政府奖等。
姚伟钧，1953年生，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中心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统工艺评委，中国烹饪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成员，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饮食研究》杂志社编委会主任。
2011年12月，我的《中国书院史》（增订版）交稿，收入武汉大学冯天瑜先生主编的“中国专门史文库”，次年11月出版。适逢书院文化热，书籍畅销，2013年4月加出精装本，2015年12月平装本第二次印刷。期间，蒙冯先生抬爱，嘱我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精心改编成普及本，列入“中华文化元素”系列丛书，再加推广。
书院是儒家文化的道场，是读书人的文化教育组织，由唐而宋、元、明、清，经1200余年的发展，得以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数量达到7500所以上，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明代开始，它又走出国门，传到东亚、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近代以来，因为新学、西学的加盟，它又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冯先生慧眼识珠，书院通体都是中华文化元素，宜乎列入本丛书。
本书是师生合作的成果。大纲确定后，由我和博士生兰军共同完成初稿于2014年6月。图片及其说明，完成于同年9月。其后，几经修改、润色，到2015年7月定稿。书中照片，除同事黄沅玲提供外，多数来源于笔者参与主编的《中国书院》（画册），少数为自拍，或采自网络，谨此说明，并志谢忱！
邓洪波
2016年10月
干岳麓书院胜利斋
书院充满书香，自生儒雅，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
书院是儒家的大本营，是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著书、校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
书院产生于唐代，其起源有官、民两途。民间书院源出于读书人的书斋。与书斋不同的是，书院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的场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间。从私密转向公众，这是书院与书斋的分野。官府的丽正、集贤书院，由朝廷整理图书典籍的机构脱胎而来，其主要职责是“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唐六典》），以学术文化事业为主。官府书院有着将干百年国家藏书、校书、修书及由此而辨彰学术的经验传输给新生的书院组织的桥梁作用。从此，书院同时拥有了民办和官办的传统，在官民两大力量体系的交相影响之下，开始了其千年发展历程。
大唐五代，见诸文献记载的书院只有70余所，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还只能算作起始阶段，但后世书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
两宋时代，那些从门阀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读书人，挟开拓万古心胸之豪气，凭借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繁荣，依靠印刷技术进步带来的丰富藏书，纵贯古今，横论百家，将我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事业推进到一个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其间，书院受到大家重视，先后创建有500余所，可谓多矣。北宋以“天下四大书院”为代表，强化的是教育教学功能，书院作为学校的一种，得到社会的认同；张拭、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在“南宋四大书院”的讲学，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昌盛，使学术与书院的一体化得以完成；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通行天下，更有典范作用。从此，书院与教育、学术结合，形成魅力无限的文化人格特征，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元代虽然为金戈铁马的蒙古贵族统治时期，但对儒家文化有着应有的尊重，与理学一体化的书院，被等视为官学，受到重视，蒙古人与色目人也加入到书院建设者的行列，书院总数达到400所以上，史有“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记录。元代书院的最大贡献是，弥补辽金时代的缺憾，将书院和理学一起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新形势下形成的南北文化差距。
明代前期，书院有过近百年的沉寂，但在和王湛之学重新结合以后，带着冲决长久压抑的力量，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数量增加，总数近2000所，其中新创建的就有1700余所，标志着其发展进入了成熟的推广阶段。乘学术辉煌之势的读书人，不仅涉足地方文化建设，在民间规范百姓、移风易俗，使书院具有了平民化特色，而且以同志相尚，品评人物，讽议朝政，使书院又具有了社团化的倾向。当然，书院输出到朝鲜半岛，更是这个时期的亮点。
普及和流变是清代书院的最大特点。由于宫民两种力量的共同努力，书院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新建书院4961所，修复前朝旧有书院875所，总数达到5836所，基本普及城乡。从雍正年间省会书院的建立开始，省、府、州、县各级官办书院成为全国各地大小不等的学术教育中心。民间则主要致力于乡村、家族书院的建设，承担着普及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任务。道光以降，面对随大炮战舰冲入国门的西方文化，书院努力应对，在内容和形式经过改造后，将西学、新学引入其中，终于形成了新式书院，其间新出现的教会书院、华侨书院，以交融中西、联系中外而受到特别的注意。光绪二十七年（1901），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令，将全国书院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更使它由古代迈向近现代，得以贯通中国文化教育的血脉。
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各种类型的书院。按功能分，有读书、著书、藏书、考课、寓所、明道讲学、士友会讲、士人市肆、奉祀先贤等书院，最主要的还是教学授受的书院。按教学内容分，有肄武、正音、译学、开设医学教育并有门诊业务的书院，最主要的还是从事儒家文化知识教学的书院。按程度来分，有高、中、低等级的不同，有大学、小学的区别。按建设者来分，有民间的家族书院、乡村书院、教会书院，官方的县、州、厅、府、道、省各级地方书院，以及皇族书院。按生源来分，有少数民族书院、侨民书院、华侨书院，有童生书院、生员书院、生童共处的书院、举人的书院……凡此种种，举不胜举，充分显示出书院能够满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教育需求的特点。
因为教学程度和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不同，书院形成了一种等级上的差异。就整体而言，最底层的是私立的家族书院和民办的乡村书院，中间层是县立书院，高层则是州、府、道、省各级书院。底层书院数量大、分布广，起着普及文化知识和将儒家学术思想社会化，从而形成符合儒家理念的民间价值信仰的作用，它扎根乡村社会，是中国书院等级之塔的底座。中间层县级书院，既拔乎家族、乡村书院之上，又是官立书院中最低的一等，一身二任，承担传播文化知识和将儒家理念政治化，从而以朝廷意志影响民间价值信仰的任务，是书院等级之塔的塔身。高层的各级书院一方面分担指导学术理念政治化的官方责任，另一方面也兼有研究学术、更新创造儒家精神、养育学派之责，可以视作高居于书院之塔的宝顶部分。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历朝历代那些学术大师主持或创建的书院，无论是官立还是民办，皆得视作当然的宝顶部分。中国书院的等级之塔，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书院教育体系。
书院既是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学术研究与创新的胜地。南宋时，书院与学术结下不解之缘。当时几乎所有有名望的学者都创办或主持书院，潜心著述，讲学论辩，传播思想，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式的学术繁荣局面。书院与学术互为表里，互为倚势，隐显同时，盛衰共命，形成一体化结构的态势。大书院作为学术中心，成为各学派的基地。从此，历代学者多以书院为基地，传道讲学，建立学派，培养传人，中国学术文化的建构、学术派别的产生、学术成果的形成、学术思想的传播等等，差不多就成为书院的内部事务。于是，在自由讲学的旗帜下，我们可以看到程朱理学与书院在元代的北移，书院在明代成为心学思潮的大本营，宋学、汉学、新学、西学等更替成为清代书院讲坛的主流声音。这是一幅书院与学术流变的历史画卷。
如此画卷，既儒雅馨香，又波澜壮阔，它是一条流淌着中华文化元素的千年长河。
《中华文化元素》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华文化元素的大型普及类丛书，共14册，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将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采取“即器即道”的撰写方法，试图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元素，昭显中国文化的特质、流变和前行方向。图文并茂、四色印刷、装帧精美，读可悦目、思可悦心、藏可上架。本书是其中的《书院》分册，由邓洪波、兰军著。
邓洪波、兰军著的这本《中华文化元素：书院》以中国书院为考察对象，介绍书院精神与物质构成的文化内涵，以及体现着中华文化精英累积起来的生存智慧和生活艺术。通过蕴藏中华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奉献给异域受众，增进国际传播，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