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中国人正在天朝明令禁止之下，在遍布城乡的无数鸦片烟馆中，吞云吐雾；或从东印度、缅甸等地肩挑背扛，往中国的南方北方贩运鸦片。大批鸦片掮客，跟水客批脚同时驰行。
潮汕的人口输出、茶叶和丝绸以及鸦片的贸易，不同程度地满足了俄国在远东的成功。而汕头也因此具有了一点商业意义。恩格斯对于汕头的这点评价，实在不值得国人于150年来津津乐道。
作为长篇小说，这样的“题叙”显然像一篇关于潮汕乡土与历史文化的哲学随谈。小说关乎人物，生活与生存，特别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生存研究本身，它必然黏附着太多的精神性思虑。侨批史的线索及其意义，直接关联到人与土地的亲缘关系以及在文明进程中的表现。它是一切进步与成熟的动力、速度乃至历史时间的瓜熟蒂落。
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事件以及故事，都将在这种时间的酝酿与培植中，不断地发酵、膨胀最终死亡，他们是潮汕这个非常独特的风土与中国这个国家历史上尤为奇形怪状的联系。从北向南的迁徙，又从南向更南的地方远渡，再不断地反哺这个本该是文明与存在的中转之地、再生之地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以千年之功，沉淀建设了一个伟大的城市，并融合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族群，以潮汕母语为讲述方式的无法化外的族群。
我不讳言，这个族群在文明道路上所经历的即使是非文明的一些细节，比如潮汕最富有的名门望族，其先祖在某些时候，也有其血腥的原始积累，充当鸦片掮客包括虚拟中的鸦片种植，尽管很容易为此找到存在的理由，找到推诿的道德规避。但是，我还是在小说中，不无遗憾地写下这血腥的玷污文明的一页。
我常去遥远的地方，那些地方与潮汕全然不同。不仅仅是指风物，而是说人。人在另外的世界中，在别样的文明中，在远离潮汕的隔阂中，让我更深刻地看到自己的内心，内心的惶惑及恐慌产生的对自我的排斥与愤恨，以至于无限的忧伤。因之对潮汕产生丫一种切近的依恋，这种依恋随着年轻时的疏忽，中年时的回眸，老年时的至切，而渐渐灌满我的眼睛，成为我眼力所及的全部。
父亲和母亲也走过许多地方，比我走得更远，去国弃家，去干那个时代赋予他们的大事小事。他们最终也回到潮汕。或在潮汕安享天年，或死于非命。生养他们的地方，就叫铜钵盂。
我没有在铜钵盂度过我的童年，也并非出生于铜钵盂这个地方。在潮汕的所有地名中，铜钵盂是一个较为古怪奇崛的地名。它的奇崛与许多物事联系在一起时，就更不可思议，出入意表。
中国的现代电影是从这里起源的，自然是指人。这里诞生了中国电影的奠基人、先驱者，第一代导演郑正秋、蔡楚生；中国第一个心理学院(复旦大学心理学院)创建人，中国现代心理学家郭任远；等等。 铜钵盂郭已经不仅仅关乎姓氏，而是一个伟大的久远的符号。从郭子仪开始，然后蕃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凡是郭姓杰出人士，大多与铜钵盂有关。
我的母亲姓马，老家成田。我出生于成田溪东，一个叫田中央村的地方。宋朝马银青大夫在那里落草之后，始有田中央的马家后人。光德里和硕士第，使马姓人家名震海内外。
把铜钵盂这个邮票大的地方，把潮汕邮寄给世界，世界于是拥有了一个别样但是真实的潮汕。
这部长篇小说，将潮汕第一次文学地敞现它全部的忧伤、焦虑和美丽的乡愁。
P6-7
郭小东，广东潮阳铜钵盂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文科二级教授、国家一级作家。现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现代作家研究会会长、广州靠前中华文化学术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国现当代文学省级特色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首届“广州市十大杰出青年”。著有：《郭小东文集》22卷、《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当太阳成为河流》、《风的青年时代》、《红庐，雅加的沉香》、《1966的獒》、《中国知青文学史稿》、《想象中的时间》、《很好迷离》、《很好迷惑》等著作，作品多次获奖。
蔡东士：《铜钵盂》有助于让世界了解潮汕历史、潮汕人，希望潮汕精神能得到更好地弘扬，满怀信心走向未来。
金敬迈：读完《铜钵盂》，我对潮汕人对家乡深厚的爱更有了一番新的感概，对于潮汕人的这种高贵品格，我格外欣赏与赞美，这是一种文明精神，是一种文化传承。
蒋述卓：小说借写潮汕地区*有特色的商业文化和礼仪文化，第一次用文学的手法展现了潮汕地区的忧伤、焦虑和乡愁……展现他人书俱老的绚烂与成熟……只能对郭小东说：正如六月的潮汛，该来的都应该来了——因为季节到了。
黄树森：《铜钵盂》是一本奇书，写得银钩铁勒，彻髓洞筋；是一部痛史，写来穷微阐奥，细劲柔和；也是一束笔蓄霜断、字挟秋严的乡愁。
王千：郭小东是继欧阳山、陈残云之后的广东文学界擎大旗者，是广东文坛的一面旗帜。
吴亮：融传奇、话本和地方志于一炉，想像与追溯呈现为同一种回忆运动，郭小东《铜钵盂》在幽深历史与人物列传两个方向平行地层开荡气回肠的叙事，那些可以被复原出来的，正是曾经有过的，所以它是一缕照亮黑暗的光芒，也是对无法追究之债务的清偿。
张志忠：小说以复调的方式，橫云断岭，把一个个风云变色的历史场景切割开来，将凝重与飘逸交织在一起，保持了艺术的均衡和张力，也确立了《铜钵盂》的基本品格。
在潮汕平原，村庄和侨批，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联系便有着生死的至切。一封小小的银信，有时便决定村庄和人的命运，几个世纪的离乱故事……
写一个小村庄，这是我多年的夙愿。
我6岁时，曾经去过这个村庄。我这里所说的村庄，其实是由两个相距很近的村落组成的。它更多的是活在我童年朦胧的印象里。
外祖母带着我，到我的出生地田中央村。那时的光德里已经住进了许多别姓的人家，马银青大夫的马氏家庙还未坍塌。光德里，五座“驷马拖车”一字儿排开，庭前是开阔的大院，两边是四层的碉楼，后花园连着紧密的后库，后库两侧又有偏院，这是一座连环着各种建筑的庭院，说是旧式的庄园更为恰当．类似于欧洲的古堡。与其说光德里处于田中央村中，倒不如说是田中央村围绕着光德里，同时在一点点地扩大生长。我童年的光德里，就像茫茫田野中的一座古堡，一座有四个碉楼的古堡，让无边的田野包围着，只有一条可行马车和吉普车的石板路，通向街市。这种风格的建筑，在潮汕地区绝无仅有。这是从17世纪开始就陆续有人留洋的马氏家族，从西洋带回来的建筑风景。
母亲于1949年从上海返乡，1951年旧历二月廿一日，在田中央村生下了我。由于嫁出的女儿不能在娘家分娩，外祖母在光德里寨外一个叫溪东的地方，另租了一座老宅，雇了两个佣人，母亲在那座空荡荡的老屋里生下了我。
那时，和母亲一起长大的书童阿雅、婢女阿玉，早已出嫁(外祖母像嫁自家女儿一般，给她们择了很好的婆家)，她们抱着儿女过来帮忙，冷清的老宅便有些热闹起来。
……
潮汕习俗规矩繁多，母亲虽然从小生活在上海，是个标准的上海小姐，可外祖母郑素冰却是一个潮汕的老派姿娘，又是留过洋的国军军官马灿汉的妻子。母亲的一切，都由外祖母按照乡间旧俗办。
老宅的主人已经逃去香港，留下一副装敛着先人却未曾入土的棺柩，停放在正厅一侧的厢房中。厢房的门板让农民拆去，那口华丽又年深月久的棺材．便时时在房门洞开的老宅里隐现它的气息。因为有这口棺柩，老宅有着一种另外的味道。我在娘胎里，伴着母亲，在极度的惶恐中度过老宅漫长的冬日，直至我在难产中降生。
我在长篇小说《1966的獒》中，写了这份心情、这个情景，连同别样的故事。
我生于田中央村那个叫溪东的地方。父亲为了纪念这件事、这个地方，给我取了现在这个名字，一个在字面上似乎没有含义、无以诠释的名字。小东，是什么意思?至今我不甚了了。
光德里是母亲的祖居，而在光德里对面的硕士第，也是一座“驷马拖车”。它是马氏家族为了庆贺外祖父马灿汉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而建造的。那是1924年的事情了。
外祖父归国之时，逢黄埔军校成立，受蒋介石之邀在黄埔军校任职。他从没有进住过硕士第。硕士第在百年间风云际遇，现在沦落为织造文胸的工厂。轰鸣的机器、纷飞的棉絮，和满屋已然老去的画梁雕栋缠结而成的气氛，令人惆怅惶惑。
光德里。是潮汕村庄的缩影。千百年的历史，显赫的家世，钟鼎贵胄的文史渊源，这样的村庄遍布潮汕大地。无数悠久的故事，已让千百年离乱的世道，消解消淡得微不足道。退回去六十年，潮汕大地上“故宫”林立，节坊遍布，“皇帝厝，潮汕起”。
明清两代，是整个潮汕大兴土木，大造“京都帝王府”的时代，兴建有礼制功能又有居住功能的“驷马拖车”。其民居是按皇宫式样精心构造。光德里又是少有兼顾西洋古堡风格的“驷马拖车”，而其建筑形制可追溯到唐代宋代的合院式格局，比北京的四合院更为古老，更为讲究和繁缛。
承《铜钵盂》出版之际，感谢高风、万振环、左多夫、张维、何龙、邹镇、吴江、陈桥生、吴小攀诸先生多年来的扶掖。感谢本书责编朱复融先生尽心尽力为编辑出版诸事颇费周章，倾尽心血。
张懿女士是我多部小说及22卷《郭小东文集》的责编，她为我的作品编辑付出巨大的劳动，在此特别致谢。
还要特别感谢顾作义先生，此作缘于他的倡议，并给予有力的推进。在创作期间，他多次给出中肯意见，特此致谢；卢家明先生对我的创作多有关注，他为《郭小东文集》序言部分做了勘误校正，特此致谢。
我的大部分作品均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在此，对詹秀敏社长、程士庆总编辑深表谢意。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曾祖父郭信臣、外祖父马灿汉、父
亲郭大藩(郭文雄)，祈祷他们在天之灵安好!
我的母亲马燕惠(马凌芳)已高龄九十三岁，以此书的陈说，
祝她健康长寿，并以此作为奉献予她的生日礼物。
作者
2015年12月29日
自《铜钵盂》写作完成并首发，至今已将近一年。这一年中，发生了太多的事，这些事令人感动。一部小说的出版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尽管在写作之前，获得这重点那扶持，自然很重要，其实，这与写作本身并无太大关系。创作过程及出版前后的事端，更具决定性的因素。
我知道侨批这个题材缘深厚重。此前少人问津，无可借鉴。此间全凭一些史料和大量实物，无端悟觉，而又不能不预先有某种设定，创作常处于瓶颈之中。一些难题由时间垒成，要等待时间化解。择其要点，先按时序简略述之。
小说题材先由顾作义先生提议，形构主题。再，周镇松先生鼎力扶助；蔡东士先生既题书名，又全力推举，并荐至影视。又珠影黄、梁先生，好友黄、李、陈、林、郭等先生，四面八方，纷纷来谊。
特别要说的是，已筹备了三个月之久的首发式、研讨会，时间确定在一月十三日召开，无法更改，各方人马，全部就绪。百余作家、评论家，来自全国。小说也经过三审四审，尘埃落定。岂知即将开机印刷之际，忽然又有说法。说作品有几处表述，似有问题，要改，否则不便开印。此刻，离首发仅有几天时间。我有充足理由及理论保证，不愿改，改了，小说就失去葆有的思想和精神。尽管我非常明白，最终妥协的一定是我，可是，我绝对不愿违心。
翌日，我必须要做出决定并改定。已是最后期限，我一筹莫展。至少不能辜负汕头市委宣传部同志们三个月来的辛苦工作。我的作品微不足道，但有幸与潮汕人、潮汕文化，与侨批结缘，绝无辜负之理。小说必须如期印出。结果已明白无误地摆在那里。
就在此刻，广东省委宣传部王处长来电，说《铜钵盂》审读意见出来了。他停顿一下。我有一种坠入判决的心情。他说：“祝福您，郭老师，评价很高。”我问：“没有问题?”他回答：“没有问题。”我们又交谈了一会儿。他说，可以把审读意见发给我。
我先给责编打了电话，转告宣传部意见：没有问题。但空口无凭，要等纸面报告出来。
审读意见史无前例，九千多字。客观、细致、大气，而且充满理论精神。一句话：专家风范。我也写过许多审读意见，通常千字以内。宣传部审读意见，是专家组的审读结果，自然由专家写出。我读出了文气的某些风格，心照不宣。致谢于虚空中的实存，我的同道们。
《铜钵盂》出版三个月后，即修订再版(精装本)，现再由花城出版社收入文集出版，与第二部《仁记巷》一起刋印发行。这次三版，作了较大的补遗与修订，对其中错漏，又仔细勘正，以求精益求精。
《铜钵盂》是写作计划五卷本“中国往事”之第一部，先以《铜钵盂》《仁记巷》《光德里》三部曲面世，其它两部为《桃花岛》《十里红妝》。
《铜钵盂》于2016年1月在汕头首发，并召开研讨会，蔡东士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并参加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评论家和作家百余人，对拙著深入研讨批评。吴亮、程德培、张志忠、王干、高惠芹、金敬迈、黄树森、蒋述卓、章以武、范若丁、徐肖楠、陈剑晖、宋剑华、曾令存、田瑛等均发表中肯的意见(见《忧伤银信——〈铜钵盂〉评论集》)。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铜钵盂、仁记巷、田中央、光德里这些地名，始终遥远且漂浮，却又如影随形地缠裹在我的灵魂里。它们似乎是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某时某个真实却又陌生的人的名字。它们像一份没有文字的遗嘱，在黑夜降临，幽灵一般地游走于空濛之间。我一旦捕捉这些影子一般的幽冥，它们即刻便附着于具像的物体，古旧高耸的泥夯寨墙，东西南北四个对开的寨门：人和红事从南门迎进，鬼与白事由西门而出，紫气东来，而北门吐纳风雨……长长的仁记巷，八座驷马拖车、楼台、门楣皆镌刻“资政第”“汾阳世家”。巷中满是名人大家的墨宝画痕：康有为、梁启超、左孝同、张大千、吴昌硕、李瑞清、于右任……前清遗老、民国大师的遗迹满目皆是，高高的碉楼、墙壁上民国政府镌刻的抗日标语，其鲜蓝的颜色依然如昔、闪着幽蓝的光影、凝冻住乱世的时间，最后幻化为一个个人物——郭仁卿、周季礼、林达，包括郭信臣——我的曾祖父……
光德里，它自然是革命圣地田中央村的一个别名，它无法独立存在，却又因一些不可褪去的事件或名字，而成了一个独立的符号。正如田中央硕果仅存的那座站立了两个世纪的碉楼，与壁上弹洞一起，形胜着普林斯顿、黄埔军校以及那些近现代史上人们无比熟悉的名字：周恩来、蒋介石、林彪、顾维钧……这些可以将生命交付主义与理想的人们，最终又归结到某个人物身上——我的外祖父马灿汉。
无数从铜钵盂、从仁记巷、从田中央、从光德里走出去的我们的祖辈先贤们，包括我的父亲母亲、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从明清到民国、乃至国共两党，从铜钵盂、仁记巷、光德里走出了许许多多的英杰，他们全是一些游走于大世界、无国界的仁人志士。他们垂死方生，幽闭于铜钵盂、光德里的深巷老宅之中，灵魂不散，我时时与他们擦肩而过，在匆忙中倏忽对视，彼此相遇掀起的和风，扬起巷中多年沉积的尘土，空气里便有了清末民初的味道。
一切无需虚构，缘于想象与追忆。
《铜钵盂》自然是写实的，人物与事件皆有。可一切又处于想象之中，想象中的时间。它们如纪实一般，鲜活地凸现在历史之中。
那些我从未经历，也不可能经历的岁月与人事，仿佛都如曾经经历过一般，从铜钵盂仁记巷和光德里，自然而然地流入我的文字、我的叙事里。无须经历，却已阅历，令人惊骇，让心灵颤栗。我没有去过别处，也没有进入那个空间，但我实实在在地明白并知道：我在今天出发，却已于前天抵达。 吴亮这样谈《铜钵盂》：“融传奇、话本和地方志于一炉，想象与追溯呈现为同一种回忆运动，郭小东的《铜钵盂》在幽深历史与人物列传，两个方向平行地展开荡气回肠的叙事，那些可以被复原出来，是曾经有过的，所以它是一缕照亮黑暗的光芒，也是对无法追究之债务的清偿。转身向后，无休无止。《铜钵盂》如同一群难以驱逐的幽灵，从这个悲剧式的神奇故事去看，郭小东一个人完成了一种轮回，向前的个人、家族以及地方志的重塑。”
吴亮又说：“此次在侨批博物馆看到这些侨批物件，所谓‘侨’就是‘回来’，在小说中，信件成为重要的承诺和信息。郭小东的小说，试图把个人经验与国事、百年历史联系起来，全书叙事宏大，干脆利落，在书里，可以看到很多真实的人事，与郭小东家族的人物交织在一起，是一部非常抓住人的作品。”
吴亮说出了我的创作密码。我一直把“铜钵盂”看作深潜于潮汕大地，又悬浮于潮汕天空的水、云、雨和阳光。我不将它看作一个具体的地方，不视为一个实有的地名。它只是一个读起来有些亲切，十分古旧，同时和那些遍及潮汕大地的祠堂寺庙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语词。
我努力实现的是，将它作为大潮汕及其族群的一个文化符号。任何汉语的狭隘解释，在它面前，都必须收敛起对地域的偏见理解。它承载着潮汕民间风习中复杂多义乃至多神教的文化羁缧。它所能挑动的不仅仅是有文化边界的地域概念，而且是能够覆盖并消解过滤的历史文化进程。
仁记巷的巷口连着闹市，本来两米见方的巷口，被两边小“士多”的杂货堵成一个窄窄的门道，稍不细心，很容易就错过了。只要穿过这个窄门，长长的仁记巷便是另一个世界，与街市无关的世界。
闷热的街市流风，在这里变作幽幽的阴凉。巷道两边的排水明沟，虽然遗落着老屋剥蚀丢落的彩瓷瓦当，却阻不住有汩汩的清流涌出。
仁记巷的架势，也与所有的街巷不同。屋厝的正门并不面巷。面巷的却是屋前花园的侧门，八个侧门各各相对。八座有前后花园、三进天井并伴有伙巷与后库偏院的驷马拖车，其花园侧门面面相观。小巷里的深宅大屋，虽各自独立，却相互眷顾，四通八达。
仁记巷和巷中的官厅深宅，是我曾祖父郭信臣一生的作品。这作品著于1906年。这一年是个不同凡响的年份。之前的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的1907年，孙中山在国内策动了七次武装起义，包括广州起义和黄冈起义，全以失败告终。
这些起义包括之前的“戊戌变法”，都与仁记巷有牵连。每座门楼的内外敕石、门匾、题字以及壁画，都留下重重的痕迹。
康有为、梁启超、左宗棠、盛宣怀、张謇、于右任、张大千、李瑞清、吴昌硕等民国枭雄，他们的笔墨画魂，随处可见，镂刻着那个年代的鲜明印记。这些印记，很容易撩拨起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
行在巷中，三千年的春风秋雨，刀枪剑戟，无时无刻，无法消抹。“大夫堂”“资政第”“元亨利贞”刻字题款，无处不在。它以一种无可无不可的姿态，毫不声张地蛰伏潜藏在那里，似有话说，却又似乎在等待与聆听。巷口原安有栅门，木栅早已流失，空留石槛上的臼洞。
这是一条行人罕至，空屋幽深，静默萧然的闹市深巷。每座老屋，大约都有一两位不肯离去的老人，守着日渐破败的老屋。连偶尔出没的猫狗，也老得出奇。
仁记巷真的很老了，虽然雕梁画栋依旧。可是，它不得不老去。殁了主人的老屋，不但冷清、落寞，如深山幽谷一般，了无人声足音，连夕阳也懒得留驻那火红的余晖。
仁记巷的黄昏，要比咫尺之外的闹市迟到一些。直到霓虹灯亮瞎了夕阳，仁记巷益发敞现深不可测的黑暗。
我无数次地回到铜钵盂，回到仁记巷……
今日的铜钵盂，已经十分繁华，你甚至无法想象半个多世纪之前它的样貌。那不是几个抽象的语词可以概括殆尽的。
古桥流溪，田洋里漂着几座老屋，还有几条窄窄的石板路，曾走过轿子和马车。今日的这种街市和嘈杂，是那时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尽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铜钵盂已被称为“小上海”。不过是有几部电话，几个连通海内外，直至欧美的侨批局，有小范围的自来水分布，带着上海模式的潮汕酒楼，兼做几款西餐。酒楼门口多了两个看门的，似现在的咨客，却不是女的，而是彪悍却十分谦恭的印度阿三。
这些排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依然古旧的潮汕惟一而铜钵盂独有的，颇让人刮目，如在异邦。
我时常去铜钵盂，去看那座原来在村口，现在在城中的碉楼。
碉楼很矮，三四层楼高。它曾经是铜钵盂的象征，是那时最高的建筑物，现在它却显得很矮，藏在视线之外。碉楼不太像一般防守的碉楼，却有一点教堂的味道。沉重同时尖厉，却一点也不狰狞。说的是它与别处的碉楼不同。
别处是平顶的，它却在平顶上加盖了类似中国的凉亭，而凉亭的尖顶又使碉楼看起来像教堂。特别是墙壁上残存的民国国旗图案和抗战的标语：一寸山河一寸血……
铜钵盂这座碉楼在独一无二中更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意味。我将永远也悟不出这种别味。
在《铜钵盂》完稿之时，我又去了铜钵盂。在铜钵盂“汾阳世家”老屋，在曾祖父使用过的明式家具面条柜里，偶然发现一暗格，内中藏一木匣，精美绝伦。匣中嵌一海南花梨木珠、紫檀条框小算盘，一红木织梭，一沾有朱砂的小楷毛笔头，一亚洲犀牛角印章，刻有“宝源图书”字样。匣面上端漆有:××× ×××结婚留念，落款为:×××仝贺，名字系人为剔去，已经无法辨认。惜矣！正中是大篆“文房四宝”。美轮美奂！
为何剜去人名？留木匣且内藏玄妙曼物，担心什么？又心存侥幸地想传留什么？爱悔交加之时，己在己丑，便为庚寅。
我无须明知。
我的曾祖父郭信臣，于土改时自杀，时年九十(小说中减去十岁)。彼时净身出户，身无长物。面条柜连同驷马拖车若干座，决意赠与大众。而面条柜几经流亡，在民间游离65年，却无人发现暗格。木匣在黑暗漂摇中，担惊受怕了65年，竟安然幸存。也许它是在等着我的到来。
木匣为做古董生意的族叔海生发现，我当时亦在现场，那时并未打开，不知内中有物，我便让族叔带走。岂知经族叔等研究鉴赏，竟为信臣遗物。多人欲高价买走，族叔以为，此乃曾祖父魂魄未散，在此老屋中流连经年，意欲与重孙相遇相通，物归原主为敬。
此乃曾祖唯一遗物，阅世十分传奇，并于以他为主角的长篇小说《铜钵盂》出版之时现世，令人惊诧！
祝允明手卷曹植诗《箜篌引》附之自识：
“冬日烈风下写此，神在千五百年前，不知知者谁也”。
有暗格铺陈，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至少有三百年历史的破柜中，饱含温馨记忆经年，悄然躲过刀斧、战火，土改、运动，开放、改革，地震、洪灾等等，挣扎了65年，然后等着我极其偶然的到来，无法想象。
此时，始知《铜钵盂》乃与神通。
此长篇《铜钵盂》才刚收官，彼“铜钵盂”正在开启。已死方生之谓也。
风不可形就，而惟可神就者风。又名等风来去兮。不知知者谁也。
铜钵盂位于潮汕平原练江中游北岸，北沿五公里是唐朝古寺“灵山隐寺”。村前有大灵潭，潭状似铜钵盂而得名。该书主要描述了潮汕奇特的侨批文化及其历史沿革——从元代到1976年的侨批演变史。郭小东著的《铜钵盂(侨批局演义郭小东文集)》以潮汕铜钵盂为主背景，呈现了汕头潮阳清末民初四大家族在百年中国革命史中的嬗变，特别是对潮阳的风土人情，潮州歌册，铜钵盂（今潮阳铜盂）、光德里（今潮阳成田）郭、马、周、郑四大家族的人物命运做了真实的描写。
铜钵盂三部曲：《铜钵盂》《仁记巷》《光德里》，继《红高粱》《白鹿原》之后，中国寻根文学力作，一部中国百年潮汕家族历史传承的心灵史。
郭小东著的《铜钵盂(侨批局演义郭小东文集)》以复调的方式，橫云断岭，把一个个风云变色的历史场景切割开来，将凝重与飘逸交织在一起，保持了艺术的均衡和张力，也确立了《铜钵盂》的基本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