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残酷之美
关于张爱玲，常常见到一种批评：她的作品悲观，没有展现理想，不曾塑造英雄。有论家曾引用《金锁记》里的一句话，来概括她的小说:“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这种意见，假如不看作价值判断，单就陈述事实而言，本身并不错。但张爱玲为什么这样，这不是简单的“悲观”或“乐观”所能解释的，背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今天讲的题目——“张爱玲的残酷之美”。
我们先来看看张爱玲对待她笔下若干“好人”的态度。这些人物各不相同，都是善良的人，对于生活都有一些小小的愿望，都有一种对于“好”的追求，一种向着“好”的程度不同的发展。但是在张爱玲笔下，所有这些努力都落空了。这里提到的第一个人物，是《茉莉香片》里的言丹朱。张爱玲曾经说过:“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所指就是言丹朱。她想帮助一位同学聂传庆，结果差点被他打死。这么个人，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呢。因为聂传庆对这个世界充满仇恨，要找一个报复的对象，就选定了言丹朱；按照他的想法，她根本不应该在世界上存在。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物，《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王娇蕊。这是个情感很丰富的女性，过去都是她抛弃别人，后来遇到佟振保，却被他给抛弃了。张爱玲说：“从前的娇蕊是太好的爱匠。现在这样的爱，在娇蕊还是生平第一次。”但是“这一次，是那坏女人上了当了！”——按照佟振保的想法，娇蕊就是个“坏女人”。在跟佟振保的关系里，王娇蕊很无辜，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也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多年以后，佟振保在公共汽车见到王娇蕊，她已经变得不像样了，但还是执着于这份情感。
第三个人物，是《金锁记》里的姜长安。姜长安是曹七巧的女儿，资质并不算好，因为已经被母亲给调理坏了。可是在婚姻这件事情上，她还是很纯洁的。她希望能够好好找一个人，得到一点幸福。她遇到了童世舫。这是个经历过世面，希望能够过安定生活的人。他认定姜长安是传统的中国女性；对于她的缺点，他都不当作缺点来看。但是这场婚姻被曹七巧破坏了。结果姜长安一生也没有找到人。小说写道，她只剩下一点回忆了，不过这个可供她回忆的东西非常之少。
上边这三个人，姜长安也好，王娇蕊也好，言丹朱也好，在张爱玲笔下都落得最悲惨的结局。不过她们的悲剧到底还可以归咎于某一个人：姜长安可以归咎于她母亲，王娇蕊可以归咎于佟振保，言丹朱可以归咎于聂传庆。我们再来看看《花凋》的主人公郑川嫦。这是个普通家庭的女孩子，她想找一个人，在第一次相亲的时候，就遇见了她想找的人，可是当天她就生病了。小说里写她不断生病，直至病死，这么一个过程。郑川嫦的悲剧，是一出没有任何人为因素的悲剧，一出纯粹的悲剧。她更显得无辜了。
张爱玲这种态度，使我联想到文学史上她的一位前辈，就是鲁迅。鲁迅小说《明天》的主人公叫单四嫂子，她有个孩子叫宝儿。宝儿生病死了，被埋葬了。小说的结尾，单四嫂子希望能够梦见宝儿。作者没有写她到底是梦见了，还是没有梦见。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特地说明，“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张爱玲实际上是把鲁迅所用的曲笔，没有写的东西，给写出来了。言丹朱、郑川嫦，完全有着单四嫂子式的无辜。可以说张爱玲是在鲁迅开始的那个方向，又往前走了一步。也就是说，在他们笔下，对于无辜者有个特别的态度。这个态度，鲁迅称为“消极”，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彻底”，也就是不留余地，直接把这个人真实的命运给揭示出来。在中国现代其他作家那里，要么是没有想到，要么是想到了，不忍心或者不敢这么写，但是鲁迅和张爱玲写到了。这是两位不同于他人之处。
这样一种写法，我觉得其中包含着两个视点。其一是人间视点，也就是说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看。人都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此来看待自己或者别人，正是一个人的看法。其一是在这个视点之上，俯瞰整个人间的视点。是把人类的悲哀，或人类的——刚才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整个看在眼里。无论写《明天》的鲁迅，还是张爱玲，都同时拥有这样两个视点。从人间视点出发，他们真实地写出人物的愿望，这时作者完全认同于他们，承认人生的价值；从俯视人间的视点出发，则揭示出这种价值的非终极性。
这样两种视点，可以举中国古代的两本书作代表。《论语》代表了人间视点，那里孔子总在站在人的立场考虑问题，总是从人的角度发表议论。《老子》代表了非人间的视点，当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以及“大道废，有仁义”、“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等时，我们发现，作者是超越于所有这些之上，所指出的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种可能性。不是说假如“天地不仁”，而是告诉你就是这么回事。他不是作为“万物”或“刍狗”之一来说这件事情，他和“天地”是处在同一位置。我觉得正因为同时拥有这样两种视点，鲁迅也好，张爱玲也好，他们笔下才会出现上述情况。他们写到单四嫂子、言丹朱、郑川嫦、姜长安，才有这种态度。
我们可以具体看看，同时拥有两种视点，在小说中是如何实现的。《花凋》中的郑川嫦生病了，末了不想活了，计划自杀，但出去转了一趟之后，家人把她给接回来了。这时她已经接受这个事实——自己病得不行了，所爱恋的人也不能再等她了，整个世界对她来讲，除了生病已经没有别的意义了。她反而安心了，甚至变得有点乐观了。接着小说写她母亲在弄堂里发现一个卖鞋的，可以买便宜的鞋，她给每个孩子买两双，给川嫦买了三双。然后写道，“当然，现在穿着嫌大，补养补养，胖起来的时候，就合脚了。不久她又要设法减轻体重了，……川嫦把一只脚踏到皮鞋里试了一试，道：‘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可是接着就是一句话：“她死在三星期后。”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当写到母亲买鞋和川嫦的想法的时候，作者认同于这些人物；当写到“她死在三星期后”的时候，作者是俯瞰她们的。这就是两种视点。
张爱玲后来写了一篇小说《色，戒》，主人公叫王佳芝，她参与一次刺杀汉奸的行动。当正要实施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要杀的这个人是喜欢她的，于是她把这个人放跑了，这次行动也就失败了。我第一次读这小说，奇怪主人公怎么没有结局，她到哪儿去了。仔细一看，原来说：“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然后写：“她临终一定恨他，……”本来是女主人公，现在却成了“统统”之一；这里我们明显感到作者视点的转化。这样交代人物，用的就是非人间或超越人间之上的视点。
在《茉莉香片》中，聂传庆把言丹朱打得要死。但小说最后一句话说：“丹朱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到她。他跑不了。”——聂传庆跑不了。整个小说都是从聂传庆的心理出发，他这么想，所以才这么做。但是当写到“他跑不了”，作者就不管他了，把他放到这么一个位置上，他怎么办呢。此时这个视点也是人间之上的视点。
附带说一句，大家都讲，张爱玲和市民文学有很深的关系；但是刚才讲的这些，恰恰是张爱玲最不同于市民文学的地方。因为市民文学一切都是基于人间视点的，并没有超越人间之上的视点。悲剧也好，喜剧也好，大团圆也好，都是人间本身发生的事情，这是市民文学的特点所在。而张爱玲不是这样。
我们再来看看，张爱玲笔下另外一些相对成功的人物。写他们的时候，作者其实还是用的两种视点。第一个要提到《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她是离了婚的女人，住在自己家里。有天晚上来了个客人徐太太，报告白流苏的前夫死了。于是她在家里住不得了，突然面临生存危机。经过徐太太的提示，白流苏明白自己需要找个男人结婚。她说，“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她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到如此。——张爱玲后来讲，“流苏实在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有决断，有口才。”经过很多的波折，最后她嫁给了范柳原。但是这个结局，完全不是白流苏自己的成就。因为范柳原只想把她当成情妇，不愿意正式结婚。白流苏花了好大精力，都白费了。小说快到中间部分，这个结局已经定了，她只能做她不想做的事，变成范柳原的情妇。谁知就在这时，战争爆发了。两人的关系因此改变，白流苏的命运也因此改变，她终于如愿以偿地结婚了。小说结尾处说：“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实际上张爱玲还是用俯视的眼光来看这一切，在她看来白流苏自己的一切努力并无意义。以后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白流苏并不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是因为“倾城”，才成就了她的“恋”。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曹七巧。张爱玲说，“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似乎可以理解为，她超越了张爱玲对待人物的一般安排。曹七巧的“彻底”就是“彻底破坏”。破坏可能喜欢她，也可能是算计她的姜季泽；破坏她的儿子姜长白；破坏儿媳妇芝寿和儿子的妾绢姑娘——她们都死了；破坏她的女儿姜长安。当然她更破坏了自己。我们可以说，曹七巧是个人世间的英雄。但是她超越不了这一点。小说结尾有一段话说：“七巧的女儿是不难解决她自己的问题的。谣言说她和一个男子在街上一同走，停在摊子跟前，他为她买了一双吊袜带。也许她用的是自己的钱，可是无论如何是由男子的袋里掏出来的。……当然这不过是谣言。”这时曹七巧已死，也就管不了了。说来她这个英雄还是有限的，她的力量超越不了人世间的范围。而张爱玲写到结尾的时候，眼光注视到人世间与人世间之外。在人世间之外去看曹七巧，她无能为力。
P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