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木
“果木”,村庄的人们把它作为一个词语,用来通指那些人工栽植的果树,有时候也用以统称这些果树结出的果子。
向阳少水的山坡,对于果树的生长一利一弊,利在阳光充足,弊在干热少水。在这样的条件下,村庄的果树一直品种单一。在不多的果树品种当中,桃树长久居于主体,大体上每家都有,少则一两棵,多则七八棵,多数就栽植在房前屋后、田边地头。若是一户人家连一棵桃树都没有,这样的人家在村人眼里便有些不堪,不是懒汉就是寡薄——等桃子熟了,乡邻们相互吃两个,那不也是一份小小的布施么?
我是后来才发现到,这桃树就像孩子(当然,其他的果树也不例外),父母好好地生下来,之后,他们却有了分别,有的长得俊,有的长得丑,有的聪明,有的愚钝,有的丑却有手艺,有的俊却无脑子,有的甚至长出来是个哑巴。我们家有三棵桃树,都在村边干塘子的塘口上。这干塘,听说在大集体时候,里面蓄满了水,水里养着集体的鱼。只是,从我记事的时候,这塘里已经没有水了,塘底变成旱地分到了户,我家和村中另一户人家一家一半,靠西的一半属于我家,靠东的一半属于他家,年年大春,两家都在里面种包谷,包谷间间种着一行一行的四季豆。我家的三棵桃树,两棵在塘口西南,一棵在塘子西北角上。三棵桃树应该是包产到户时与一半塘底一起分到我们家的。
三棵桃树各有差别。塘口西南的两棵,靠西那棵更老更旺一些,也比较好攀爬,靠东那棵更年轻,枝条更直一些,所以比较难上。这两棵桃树的果子品相也有差别,靠西的一棵果子更大,成熟时更红,但果形更平庸一些,吃的时候能裂开果核;靠东的一棵果子更小,果形更清瘦文静,等熟透了,“脸”上也只着淡淡的红晕,吃的时候果核不能裂开。
塘口西北角上的那棵桃树要年轻得多,一根主枝,有大人的手臂那么粗,一条侧枝,有手腕那么粗,一年一年,花开得特别繁,叶长得特别密,可这桃树却是一棵鳏桃,只开花不结果,偶尔地结出三五个来,也是绿绿的、毛毛的,不到成熟便落了。村庄里流传的古训,说是果木不结果子要拿刀来砍,吓唬吓唬它,以后它就结了。有一年母亲就带着我去砍这棵桃树,那是一年中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应该是某个节气吧,我而今已不记得了。母亲拿着一把砍刀,在桃树的主枝上轻轻砍了一刀,问:“你以后结不结?”我要代桃树回答:“结,一定结得又多又好!”事前母亲还交代我,让我不能笑,要严肃。只是,那桃树在那年母亲拿刀砍过之后,还是没有结出果子。
在塘口西南那两棵桃树的下面,隔着一幅窄长的地,地埂下的陡坡上有一棵桃树,地和桃树都是我三姑家的。这桃树的下面便是深箐,且桃树的枝条因为面前陡坡的影响,四五枝差不多同样粗细的枝干全都往箐口上面伸。因为孩子们对下面深箐的畏惧,这桃树上的桃子每年都有许多熟烂在枝头,最后落到了深箐里。
村庄的梨树要少得多,只有三五户人家有不多的梨树。所谓物以稀为贵,孩子们便稀罕梨。村庄后面高远的山上有一个相邻的村庄梨特别多,名叫上吐路么。年少时,每年到了农历六月二十五火把节和七月半节,因为按节俗要给祖先供果子,节日这天一大早,上吐路么的杨有才就会背着一大篮子梨到村庄里来卖,里面多数是个大面黄的黄皮梨。杨有才没有秤,梨论个卖。梨虽有价,买梨的妇女们却大多不依他,连说带赖地,要么在每个梨上砍价,要么是付了十个梨的钱,却硬要拿十二三个,杨有才最后都只有作罢。有时候,买梨的人故意狠狠地砍价,杨有才就拉开他的旧且脏的衣服领子让人看他的肩,看他背着这一篮子梨从上吐路么走到这里来,篮子的背带在他的肩上勒出了多深的红印子。
其实,人们不用看杨有才肩上的红印子,只要看看他头上脸上的汗,看他那半截湿透的破裤脚,就能知道他这一程的艰辛。杨有才每次背了梨来,总是歇在村中井头的大青树下卖。他头上脸上的汗水里带着黑色,汗水已经干了的地方则留着暗黑的印迹。他的头发粘结着,身上的衣服多数时候看不出本色。他脚上的布鞋或者解放胶鞋通着大大小小的洞。上吐路么十多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梨,而杨有才是唯一一个背梨卖的人。买梨的妇女们说笑归说笑,到终了却也不会让杨有才亏了汗水钱。后来,杨有才老去以后,再没有人背梨来我们村庄卖了。
在果木当中,芭蕉算一个例外。所谓果木,原本是指那些木本的果树,芭蕉属于草本,但是它在概念上,也被归为果木。
芭蕉种在沟头箐脑潮湿有水的地方,一棵芭蕉种下去,若是水土好,几年便能繁衍成一小片。一棵芭蕉,一生只结一次果子。所谓芭蕉结果心连心,一串芭蕉,少则结十来个,多则三四十甚至更多。一串青芭蕉,看着它长足个、大多数芭蕉的头上开始出现裂纹,便可以砍回来捂上了。我奶奶捂得一手好芭蕉。一串饱熟的芭蕉,清早去把它砍回来,将它在太阳下晒一天(为此,砍芭蕉也要看天气,天气晴好才能砍),至傍晚,将晒得热烘烘的芭蕉串先用两三层麻袋包裹紧实,之后,把裹好的芭蕉埋进装在大囤里的豆糠或米糠深处,把糠压实。最后,再在囤口上盖上大簸箕,上面用木墩或是石块压住,不让它漏气。捂芭蕉的时日长短要看芭蕉成熟的程度,芭蕉若是在树上长得更熟一些,就捂五天,若是更青一些,就捂七天。捂的过程中,绝不允许孩子们去翻动,使芭蕉透了气。一旦芭蕉在未捂熟时透了气,里面就会有硬心,之后,不管再捂多久,直至把芭蕉捂烂,都无法把这硬心捂回来。
家里捂一串芭蕉是一件隆重的事,往往要赶某个节日,或是家里某位重要的亲戚要来。一串芭蕉稍早一点砍或是稍晚一点砍,往往都是为了赶这个时间。晚一点砍自然没问题,若是早砍,捂这芭蕉就有风险,甚至不小心还会把芭蕉捂坏。好在我奶奶经过一生的实践,对捂芭蕉的技术早已熟练于心,除非是我们这群孩子当中有人憋不住提前偷偷去翻看漏了气,否则极少会出现失误。
芭蕉砍下之后,结过芭蕉的那棵芭蕉树便只剩下一件事:等着主人哪天提着刀子和绳子来,将它砍倒,分成截背回家,剁细后在大锅里煮熟,拌上糠和面,变成一锅猪食。听一个曾经的少年讲起背芭蕉筒子的经历:芭蕉筒子又圆又滑,再加上两头又不一般粗细,绳子总是绑不住,背在身上不住地往两头滑。后来想得一个法子:找两根棍子,将头上削尖,在两边横向穿住两截芭蕉筒子,两股绳子被挡在两边的棍子以内,这样背起来,绳子和芭蕉筒子都不会再打滑了。
P37-40
左中美,女,彝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个人散文集《不见秋天》《时光素笺》《拐角,遇见》,历史文化集《中国名城·云南漾濞》。曾获第七届云南省政府文艺创作基金奖、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届很好文学艺术奖等。
乡土记忆与生存智慧
纳张元
左中美依托坚实的云南红土地,步向生命的纵深,用敏锐的女性感知、温厚的母性情怀和诗意的灵动笔墨,追求表里如一的美丽,歌吟云起云落的从容,展现民族生存状态的当下与过程,传达出深刻的历史记忆与现实的人文情怀,她的文字宛若漾濞的核桃,散发着亲情的香气,浸润着温馨的民间感情。
早年间,读她的第一部散文集《不见秋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一部书写家园、心灵和生活五味的书,左中美在书中洞察社会,解读历史;她超越民族性与地域性,感悟人生,审视文化。其后,她又陆续出版了《时光素笺》和《拐角,遇见》两部散文集,技巧愈加娴熟,行文得心应手,但眼界明显窄了,胸襟也小了,自我陶醉的孤芳自赏多了一些。这次读到她的《安宁大地》书稿,让我眼前一亮:她又重新开始关注大地,凝视乡土。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也就是说,乡土性贯穿了中国社会的文化构成与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于是,包含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文化底蕴的乡土世界成为“家”、“母亲”的象征,在二十世纪的工业文明的凯歌高扬里构成文人们的心灵支撑与价值依托,沈从文的边城白塔、萧红的呼兰小城、汪曾祺的荸荠庵、孙犁的白洋淀、刘亮程的遥远的村庄,无不忠实反映着中国文化的乡土韵致,乡土田园牧歌世界成为现代中国追寻理想的载体,一如海子诗歌中对昔日故乡的热烈追忆:
和平与情欲的村庄母亲昙花一现
村庄母亲美丽绝伦
五月的麦地上天鹅的村庄
沉默孤独的村庄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这就是普希金和我诞生的地方
理解中国文化的乡土特性,也就理解了《安宁大地》作者为什么魂牵梦绕于自己的故乡,她在书中用纷繁的文字保留了弥足珍贵的乡土记忆与生存智慧。这些乡土记忆,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像人类断片化的记忆形态本身,碎片化、零散化,建构了别具一格的自然生态文学世界,充溢着边地乡村的安宁寂静。乡村、房舍、田野、花朵、走在乡间小路上的匠人、竹林里的手艺、屋角院落里的草叶露珠、蜿蜒流淌的溪流、勤劳的农人、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还原出原生态质朴淳厚的乡野气息,一个令现代社会他者感到真实而亲切的乡土,如作者所说:
“我知道,这块大地是永远不会丢弃的,只要家还在村庄里的一天,一家人,就会一代一代地把它守下去。挂掉电话,我在心里想起这块大地旧时的样子,包谷在雨水里哗哗生长,在不断前来的时光里,深情地迎风歌唱。” 流泻在作者笔下的,是一章章零散又真挚的乡土记忆。肥沃的土地上生长出各种大地的馈赠,“这大地上生长的许多东西,最终,都要回到朴素的神灵那里。木耳是其中的一种”。田野的植物被人们用精巧的手艺变成一件件实用的生活用品,“我在村庄出生,长大,看着人们一年一年砍下竹子,制成各种各样的器具,可是,当我回忆起来,竟忆不起村庄的哪蓬竹子开过那样一串一串褐色的状若叶蕾的竹花。村庄的那些竹子都还翠绿着。家旁箐里有一蓬龙竹,风大时常常吱嗄鸣响。只是,不管夜里再刮多大的风,我已经确信那竹子其实不会倒下。天亮出门,村庄一切安好”。乡野大地以地母的温厚胸怀收纳各种生命,成为每一种生命尽情展示活力的舞台,“萤火虫,这夏夜里的精灵,我曾在白天时细看过它,那是一只在夜晚被捉到的萤火虫,它的样子实在是其貌不扬,全身呈浅浅的土灰色,一对椭圆形的短翅下面,坠着一个鼓鼓的肚腹,这肚腹的后半部分,据说便是它夜晚发光的所在。而造物的圣意是这样的巧妙,就是这样一只只看上去灰扑扑的小虫子,到了夜晚却是光华闪耀,为村庄和大地点亮万盏闪亮的萤光,与夜空中漫天清澈的星光遥相呼应”。作者用原初的目光呈现日常世界,以“乡人”的自觉与自豪保留乡村的自在性与自主性。如同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对沈从文的评论:“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下来了,别的地区却很少有这种福气。”因此,《安宁大地》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为本土地域文化留下了生动立体的剪影,这是作者的灵气之所在、作者创作源泉之所系,也是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得以被流传的福气。
丁帆说:“前现代式的农耕文明社会文化结构仍然存活在中国广袤的中西部的不发达地区,虽然刀耕火种式的农耕文明生活方式不复存在,但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文明生活方式仍旧在延续着。”云南也是中国西部的一部分,较为缓慢的发展速度,令农耕文化得以更完好地存留。《安宁大地》中尤为珍贵的是对乡土日常生活中民俗仪式充满诗意的细节描写。比如:“上梁的吉时一般在正午未时至申时之间(下午三时左右)。那根最后的正梁(又称‘喜梁’)架在院子正中的一对木马上,正中部以一块画了八卦图的正方形红布以菱形包上,且中间包以一个包有五谷和硬币的祝愿富贵吉祥的‘梁包’,两头拴上长绳。主人家备好一只大公鸡,一提篮拌有硬币、五谷和各种糖果的饵块粑粑,一桶水。饵块粑粑当中,有两只大的饵块筒子,其中一只里面包了硬币。”作者还不厌其烦地记录了上梁时候的种种吉语歌谣:“金丝梁、金丝梁,你在山中做树王,主人取得黄道日,把你取回做中梁。”“祭梁头,文登科,武封侯!”“祭梁中,代代儿郎坐朝中!”“祭梁尾,金玉满堂多富贵!”风俗与节庆是乡土生活的重要部分,是民间恒常的生活习惯,也最能表现民间的价值观念。作者把记忆中的生活细节还原到细致入微的地步,通过作者对乡土手工艺和风俗仪式的不厌其烦的描绘,令人充分感受原生态乡土生活与丰厚的乡土经验。乡土生活的深层意义就在风俗、传说、宗教仪式中,它们维系着乡土世界的恒常感以及与过去时代的连续感,原生化的乡土经验与乡土叙述是中国记忆中弥足珍贵的内容,
现代性生存与农耕文明混杂共生的时代,全球化与边地文化交叉互渗的转折点,作家们往往用乡土书写来抵御工业文明带来的异化。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以他们仍有价值的东西做代价。早在19世纪,德国古典浪漫诗歌先驱荷尔德林在贫病交加而又居无定所的末途,依然以诗人的直觉与敏锐,意识到工业文明将使人日渐异化,他呼唤人们需要寻找回家之路:
如果人生纯属辛劳,
人就会仰天而问:
难道我所求太多以至无法生存?
是的。
只要良善和纯真尚与人心相伴,
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来度测自己。
神莫测而不可知?
神湛若青天?
我宁愿相信后者。
这是人的尺规。
人充满劳绩,
但还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
我真想证明,
就连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
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
大地之上可有尺规?
绝无。
这首名为《人,诗意地栖居》的诗经过海德格尔阐发演绎成为几乎所有人共同向往的哲学命题,也成为中西哲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不倦思索与美好理想。对“诗意栖居”的追求是工业时代以来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位,追求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也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对生存价值信念进行的解构与重建。
人与土地是生死相依的共同体,土地是人类的衣食之源,也是滋养精神的母地,作者对古老乡土的情愫与自己心灵的脉动遥相呼应,用生命与土地融为一体的热爱来歌咏着故乡。因此,在安宁大地上的人们,在生养自己的大地上,获得心灵的踏实,养育单纯而质朴的生命追求,建构起天性的惬意,这是工业社会背景里的一种奢望,因为奢侈,这种诗意的记忆更显温暖。作者拥抱当下的生活的温热,却不拘囿于生存的狭促,而是与生存境遇拉开距离,进行审美观照,扩展穿越时空的纵深视野,确立个人主体地位,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沧桑中,守护原始生命的质朴,在现代文明的建构中,纳入传统边地民族精神的伦理,建构现代人价值共同体和民族精神的重振,保持诗意与时代性结合的完整。诗意让栖居更美好,人如果没有了诗意,大地就不再是家园;精神就会变得平庸,不再有幸福。
弗洛姆认为:“人诞生为人便意味着他脱离了自然的家,割断了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断绝使他感到害怕——只有当他找到新根之后,他才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安全和自在。”所以文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以不屈不挠的努力,为人类提供情感慰藉,提升人性,塑造理想的人类生活。人类的理想应该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不是人的商品化实现程度,因此人类需要在理想的精神家园中得到情感抚慰和智性反思。《安宁大地》尝试着承担了这一文学使命,在市场经济、都市文学普遍泛化的当代社会,提供了一个诗意的乡土与灵魂的憩园,无论社会怎样地发展,文明怎样地进步,寻找精神家园才是人类最终的永恒的需要。
《安宁大地》以作者左中美在一座世居的彝族村庄出生、成长的生活经历为背景,将村庄的自然万物以及乡土文化与个体的生命认知相融合,讲述村庄大地上万物的生长与繁衍,人们在这大地上的劳作与生活,对天地自然的遵从与敬畏,对古老美德的认知与修行。
左中美,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0年以来,先后出版《不见秋天》、《时光素笺》、《拐角,遇见》三部个人散文集,并获得大理州首届文学艺术奖、第七届云南省政府文艺创作基金奖等。他的这部散文集《安宁大地》获中国作家协会2016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并入选“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