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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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头一回见到达宁就断定他是个浑蛋。可他说“达宁”这两个音节若放在英语里就纯粹是“亲爱的”“心肝”一类的意思。于是我就唤他“亲爱的浑蛋”或者“浑蛋的心肝”，他坦然接受。
达宁的父亲是位下台养老的高干。究竟高到什么程度连达宁也无法说清。这老人天生怕热，执意要住本城最高点。但是碰上断电或者电梯发毛病时他就极大地表现出思考犯了片面性错误的懊恼。而达宁头痛的是当初设计这房子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在晾台上装一架轱辘。达宁的母亲由于职业信仰对卫生高度重视，她说我宁可过露天生活也不忍看见家中有煤球一类的杂物。她要求有关部门考虑一下她的生活理想，于是才有了楼顶平台上的那个尖尖的铁屋。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达宁历来以丢三落四显示自己的存在，为此他每周至少要同其妈反目两次。唯一的选择是他与杂物的位置对换。“你放心，”他对老头说，“一断电我就下来把你搀上搀下。”老头就相当感动，把铁屋钥匙掏出并且要求道：
“不许在里面胡来。”
“什么叫胡来？”
老头只挤了一下眼。据后来达宁说这一细微表情使他对老头青春期的童贞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那时我在下面一个什么局里当见习干事。有一天，大概就是达宁弄到铁屋那天，他给我挂来了长途。他张口就说我必须马上调过去，因为有了个属于我们的铁屋。我问如何才能过去，他说照顾夫妻关系什么的。“记住，这理由最硬！”他说，“结婚证我替你借。”这事越扯越乱，我就说：“达宁，拜拜吧！”这句话碰巧被我的上司听见，立即问我：“恋爱了？别瞒，你说达宁可就是亲爱的？宋美龄总是这么喊老蒋的嘛！”我于是以达宁的名义打了调动报告。但是没有批准。上司说：“人才难得呀！好不容易才弄到个大学生。你可以把你那位达宁调过来嘛，这地方不比市里差，鱼至少每斤便宜七八毛。”
其实我之所以要调走是因为这地方什么都便宜，连人也便宜七八毛。
后来皇甫正式出任于希的秘书。他把我的能耐放大几十倍介绍给担任重要职务的于希同志。不久一纸调令下达。
我去省城的那天早晨，天气极好。同事们捧着茶杯来送我，他们像平时那样同我讨论奖金与福利问题。这使我极端心花怒放——我巴望自己的去留之于他们像见到一片叶子落下那么自然。我搭的是便车。我的行李先几日办了托运，所以有手去握那些被茶杯温暖了的手。这个程序刚完毕，上司出现了。他丘陵般的体魄极容易区别于其他。上司沉重地走向我，像来认领一具无头尸体似的悲哀流了一脸。他突然提高嗓门说：“上面太不像话！尽挖墙脚！这样的人才我们是要用的！”
我到的时候，达宁像个举世无双的刽子手正依照二郎的设计抡着板斧咣咣当当地补开一个窗户什么的。达宁一贯对二郎崇拜得五体投地。二郎是我们班公认的秀才。他那炉火纯真的作弊手段远远超出社会的意识范围。二郎说这些窗户多样而不统一完全符合现代美学原则。皇甫始终对这一串举动保持缄默，只仰脸盯着二郎，想让对方相信他是尊重这美学实践的。第二天我陪达宁去裁玻璃。由于尺寸变化无穷所以那位精瘦的女师傅温柔地骂我们是疯子。达宁说这下长见识了，长了二十五年总算听到了这个评价。后来他又提出买窗帘什么的。我说等学会了胡来再买不迟。他说完全对，窗帘后面一般都是胡来。
有一天皇甫突然说不该把这屋子都涂成白的。虽然干净但看了很伤感，总觉得是走进了太平间似的。达宁说他一生最大的缺陷就是不会走路，有时下班还摸不到家门。“现在好了，”他说，“高高的楼上白云飘，一目了然。”二郎说绝对不是白云而是白旗，窗户和弹孔一样的形状。
“一面弹痕斑斑的白旗。”二郎说。
“难道举手了还遭打？”我说。（P1-3）
秋天里回合肥，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朱寒冬先生建议我，将过去的小说重新整理结集，放进“作家典藏”系列。作为一个安徽本土作家，在家乡出书，自然是一件幸福的事。况且他们出版的“作家典藏”系列，从已经出版的几套看，反响很好，看上去是那样的精致美观。我欣然答应。这也是我在安徽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出书，有种迟来的荣誉感。寒冬是我的校友，社里很多风华正茂的编辑与我女儿潘萌也是朋友，大家一起欢悦地谈着这套书的策划，感觉就是一次惬意的秋日下午茶。这套书，计划收入长篇小说《风》，《独白与手势》之《白》《蓝》《红》三部曲和《死刑报告》；另外，再编入两册中短篇小说集，共七卷。这当然不是我小说的全部，却是我主要的小说作品。像长篇小说处女作《日晕》以及若干中短篇，这次都没有选入。向读者展现自己还算满意的小说，是这套自选集的编辑思路。
每一次结集，如同穿越时光隧道，重返当年的写作现场——过去艰辛写作的情景宛若目下，五味杂陈。从1982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起，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光，作为一个写作人，让我感到最大不安的，是自觉没有写出十分满意的作品。然而重新翻检这些文字，又让我获得了一份意外的满足——毕竟，我在字里行间遇见了曾经年轻的自己。
不同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习惯将我划归为“先锋派”作家。国外的一些研究者，也沿用了这一说法。2008年3月，我在北京接待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计划”采访我的日本中央大学饭冢容教授，他向我提问：作为一个“先锋派”作家，如何看待“先锋派”？我如是回答：“先锋派”这一称谓，是批评家们做学问的一种归纳，针对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出现的一批青年作家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与创新，尽管这些创新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某些流派作家的影响，但“先锋派”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小说的范式。这些小说在当时也被称作“新潮小说”。批评家唐先田认为，198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白色沙龙》，是我小说创作的分水岭，由此“跳出了前辈作家和当代作家的圈子”而出现了“新的转机，透出了令人欣喜的神韵和灵气”。这一观点后来被普遍引用。像《南方的情绪》《蓝堡》《流动的沙滩》等小说，都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品。这些小说在形式上的探索是显而易见的，带有实验性质，而长篇小说《风》，则是我第一次把中短篇小说园地里的实验，带进了长篇小说领域。它的叙事由三个层面组成，即“历史回忆”“作家想象”和“作家手记”。回忆是断简残篇，想象是主观缝缀，手记是弦外之音。批评家吴义勤有文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潘军在中国新潮小说的发展中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而长篇小说《风》更以其独特的文体方式和成功的艺术探索在崛起的新潮长篇小说中占一席之地。”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小说的创作就是对形式的发现和确定。如果说小说家的任务是讲一个好故事，那么，好的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讲好一个故事。“写什么”固然重要，但我更看重“怎么写”。这一立场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在我看来，小说在成为一门艺术之后，小说家和艺术家的职责以及为履行这份职责所面临的困难也完全一致，这便是表达的艰难。他们都需要不断地去寻找新的、特殊的形式，作为表达的手段，并以这种合适的形式与读者建立联系。对于小说家，小说的叙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叙事是判断一部小说、一个小说家真伪优劣的尺度。一个小说家的叙事能力决定着一部作品的品质。
与其他作家不同，我写小说首先必须确定一个最为贴切的叙述方式，如同为脚找一双舒服的鞋子。而在实际的写作中，又往往依赖于自己的即兴状态，没有所谓的腹稿。在我这里的每一次写作，不是作家在领导小说，依照提纲按部就班，更多的时候是小说在领导作家，随着叙事的惯性前行——写作就是未知不断显现的过程。《风》脱胎于我的一部未完成的中篇小说《罐子窑》，我认为《罐子窑》的结构与意识，应该是一个长篇，于是就废弃了；长篇小说《死刑报告》最初写了三万字，觉得不是我需要的叙事方式，也废弃了；《重瞳——霸王自叙》则有过三次不同样式的开篇，直到找到“我讲的自然是我的故事，我叫项羽”才一气呵成。等到了长篇三部曲《独白与手势》，我开始尝试把图画引入文字，让这些图画变成小说叙事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文字和绘画，构成了一个复合文本。《死刑报告》后来决定把与故事看似不相干的“辛普森案件”并行写入，使其形成
……
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工作并未就此结束，只是暂告一段落。十年间我自编自导了一堆电视剧。这看起来是件很无聊的事情，但对我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热身，接下来我会去做自己喜欢的电影。由作家转为导演，本就是圆自己一个梦，企图证明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野心。我要拍的，不是所谓的作家电影，而是良心电影。这样的电影之于我依然是写作，依然是发自内心的表达。但是，这样的电影不仅难以挣钱，也许还会犯忌，所以今天的一些投资人早就对此没有兴趣了，而我却一厢情愿地自作多情。他们只想挣钱，至于颜面，是大可以忽视的。更何况，要脸的事有时候又恰恰与风险结伴而行。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的兴趣自然又一次发生了转移——专事书画。写作、编导、书画，是我的人生三部曲。近两年我主要就是自娱自乐地写写画画。其实，在我成为一个作家之前，就是学画的，完全自学，但自觉不俗。我曾经说过，六十岁之前舞文，之后弄墨。今天是我的生日，眼看着就奔六了，我得“hold(稳)住”。书画最大的快乐是拥有完全的独立性，不需要合作，不需要审查，更不需要看谁的脸色。上下五千年，中国的书画至今发达，究其原因，这是根本。因此，这次朱寒冬社长提议，在每卷作品里用我自己的绘画作为插图。其实，在严格意义上，这算不上插图，倒更像是一种装饰。但做这项工作时，我意外发现，过去的有些画之于这套书，好像还真是有一些关联。比如在《风》中插入《桃李春风一杯酒》《高山流水》《人面桃花》以及戏曲人物画《三岔口》，会让人想到小说中叶家兄弟之间那种特殊的复杂性；在《死刑报告》里插入《苏三起解》《乌盆记》《野猪林》等戏曲人物画以及萧瑟的秋景，或许是暗示着这个民族亘古不变的刑罚观念与死刑的冷酷；在《重瞳》之后插入戏曲人物画《霸王别姬》和《至今思项羽》，无疑是对西楚霸王的一次深切缅怀。如此这些都是巧合，或者说是一种潜在的缘分，这些画给这套书增加了色彩，值得纪念。
书画最大限度地支持着我的自由散漫，供我把闲云野鹤的日子继续过下去。在某种意义上，书画是我最后的精神家园。今年夏天，我在故乡安庆购置了一处房产，位于长江北岸，我开始向往叶落归根了。我想象着在未来的日子里，每天在这里读书写作，又时常在这里和朋友喝茶、聊天、打麻将。我可以尽情地写字作画，偶尔去露台上活动一下身体，吹吹风，眺望江上过往帆樯，那是多么的心旷神怡！然而自古就是安身容易立命艰难。我相信，那一刻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电脑里尚有几部没有写完的小说，以及计划中要拍的电影，也不免会一声叹息。我在等待，还是期待？不知道。
是为序。
潘军
2016年11月28日于北京寓所
潘军著的《重瞳(精)/潘军小说典藏》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潘军先锋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目，主要有《重瞳》《南方的情绪》《戊戌年纪事》《流动的沙滩》等。《重瞳》以项羽的视角展开叙述，以心灵独白的方式，展示了项羽一生的重大事件及心路历程。《南方的情绪》中主人公赴蓝堡创作小说，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迷局，似乎一切都是有人事先安排好。经历种种危机后，主人公终于发现，因为自己过于投入，现实与自己笔下的小说发生了重叠，才产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故事。《戊戌年纪事》讲述了一位因车祸昏迷了十二年的老人即将苏醒，主人公被高薪聘为老人早已去世的儿子之后发生的荒唐事。《流动的沙滩》讲述了身为作家的主人公来到小岛准备创作小说，遇上了一位隐居此处的老作家。在与老作家的相处过程中，主人公意外发现自己小说中的内容与老作家的经历奇迹般相似，仿佛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不同时段的同一个人奇迹般地汇合。
潘军的小说在文本的表层有着一股放荡不羁的作风，他任意地玩弄历史，别出心裁地拆解和组合文本，有时甚至企图借助图片来参与故事的叙述。他的语言在一些时候是玩世不恭的，甚至是粗俗的；但这正是他的浪漫的诗意所在，它极其生动地传达出了一个负才傲气的当下知识分子的狂狷的个性。在潘军狂荡不羁的作风中蕴含着他对现实／历史和生命的感悟和省察：忧虑中的及时行乐，狂欢中的惊悸和震颤。
潘军著的《重瞳(精)/潘军小说典藏》收录了《白色沙龙》《南方的情绪》《蓝堡》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