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迪诚(1952．2一)，男，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管理学博士、教授。曾担任贵州大学副校长、贵州省总工会副主席、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省工商联党组书记、中国生产力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个人出版有《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1978—2005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正式制度变迁》等著作6部，参与撰写著作10余部；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社会科学和软科学课题10余项，参与完成多项；在国内外报纸期刊发表经济学和管理学论文180余篇：累计发表的成果达400余万字；获省部级以上奖项ll项，其中省部级一等奖5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l项，全国性学会一等奖1项。

后记
如果从1978年10月重庆
钢铁公司等6户地方国有工
业企业率先进行的“扩大企
业自主权”试点算起，中国
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
40多年的历程。国有企业
改革既是贯穿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主线，也是整个
经济体制改革的缩影，更
直接涉及千家万户中国人
的切身利益。40多年的国
有企业改革，把一个拥有
超过200万户企业，职工人
数多达1．1亿人的庞大群
体，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并因此推动中国经济创造
了持续高速增长长达几十
年的人类奇迹。这是一项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
大工程。
经过40多年的不懈探索
和艰苦努力。中国的国有
企业一部分退出了市场、
一部分站稳了脚跟并快速
发展。如今国有企业总体
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
．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要推动力量。改革使
国有企业的面貌发生了巨
大变化，这是几代人努力
的结果，有上亿人直接参
与并见证了这场改革，有
千千万万人为这项改革贡
献了智慧、作出了努力。
尤其是数千万因企业改制
、破产、重组、脱困而下
岗的国有企业职工。他们
在改革的大潮中失去了原
来的工作，付出了代价、
作出了牺牲，没有他们的
付出和牺牲，很难想象国
有企业改革能够顺利推进
。人们由衷地怀念和感激
那些在改革年代为了祖国
的明天、为了国有企业改
革作出巨大努力和贡献的
每一个人。
40多年在中华文明5000
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
．但是在人的一生中则不
能说太短。当初呱呱坠地
的婴儿．现在也已经到了
不惑之年。经历了这样长
的时间，对于国有企业为
什么要改革国有企业是在
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走上
改革之路的?国有企业改革
是在怎样的困难条件下一
点点展开、一步步推进才
走到今天的?现在的年轻人
没有太多的体验，一些在
海外求学、谋生的人更是
比较模糊，即使一些经历
过国有企业改革的年长者
，由于各种原因，可能对
此也已经淡漠了。事非经
过不知难。中国的国有企
业改革是在理论准备和实
践经验都严重不足的情况
下起步并不断向前推进的
，其过程中的跌宕起伏，
理论上的艰难探索，实践
中的历尽艰辛，只有亲身
经历过的人才会有感受。
如今，还有人对国有企业
改革的功过是非争论不断
：改革的过程究竟是损公
肥私，还是促进了社会公
平与效率；改革的结果究
竟是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
，还是增进了全社会、全
民族的福祉，对此还有一
些人存在着模糊认识。作
者当然无意卷入类似的争
论，更不想对这些争论妄
下断语。然而作者认为，
人们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所
产生的理论困惑和模糊认
识，或许只有在对国有企
业改革的全过程有一个相
对清晰的认识以后．才能
真正摆脱当下人们对国有
企业改革存在的种种疑惑
。从近些年来关于国有企
业改革的许多争论来看，
不少观点往往并未完全了
解整个改革过程的发展演
变以及当时所处的历史背
景，轻易地从今天的认知
对其作出判断，在提出问
题的同时则不免有失偏颇
。有的学者对中国国有企
业改革理论的研究，要么
借助于西方的理论工具进
行图解：要么依靠自己摸
索建立的理论框架对遇到
的问题进行解读，这种缺
乏历史传承和学术传统秉
持的研究，要想得到满意
的研究成果，恐怕很难。
因此，真实记录中国国
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
过程。客观描述国有企业
改革本身的路径依赖，认
真总结国有企业改革的经
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用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
走过的一切，以使今后国
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步子
走得更稳健、更扎实，这
应该是一件有非常意义的
工作。作为这项改革曾经
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作者
深感有责任尽自己的最大
努力来进行这项工作，这
是写作本书的初衷。
本书旨在还原历史原貌
，尽可能地忠实历史，过
程描述也尽量不掺杂作者
的观点和主观偏好。对于
想快速了解40多年来国有
企业改革历史的读者，只
要浏览本书，就能在较短
时间内达到目的。而需要
进行深入理论研究的读者
，本书则可以使其迅速建
立起分析框架。当然这只
是作者个人的主观愿望。
实际上．如果读者能够对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
方面有一轮廓性的了解。
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完
成这部书稿，作者前后历
时20余年，参阅了难以计
数的文献和资料，因为受
到篇幅限制，恕不能在参
考文献中一一罗列，在此
谨向相关作者致以最诚挚
的谢意!如果说本书还有些
参考价值的话，应该归功
于在作者之前的人们所做
的工作。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一
个十分广阔的领域，其中
尚待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
。作者笃信“以古为镜，可
以鉴今”的观点，力图使自
己在史料收集和取舍方面
尽可能地系统完整全面。
但要做好这一点极其不容
易。古人有言：“贤者识其
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
受本人能力和学识所限，
如果能够在本书写作上做
到“识其小者”，作者也就足
以自慰了。书中肯定存在
许多不足甚至错误之处．
恳请读者不吝指教。
作者
2020年6月于贵阳

第一章 新中国国有企业的建立
第二章 传统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
第三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早期理论探索
第四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早期实践
第五章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期划分
第六章 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历程
第七章 中国国有企业领导体制改革历程
第八章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第九章 改革开放后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国有企业改革
注释
参考文献
附录 项重点工程名单
后记

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国有国营的单一所有制结构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早期实践；从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到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思路提出到理论界的反复争论与实践中的缓慢发展；从国有中小企业大规模改制到企业股权多元化迅速发展；从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到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认识不断深化，思路也逐渐清晰。
一、股份制试点起步阶段（1984-1987年）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各项措施中，股份制可以说是伴随着其它各项改革措施的轮番推进一直走过来的。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掌握了企业控制权的经营者对企业经营负盈不负亏，使作为出资者代表的政府监管层陷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当初改革决策层在寻找改革突破口时，就已经考虑用股份制来改造国有企业了。只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股份制从谨慎试点到逐渐肯定再到全面推进，走过了极不平坦的漫长路程。
股份制早在政界和学界尚未引起重视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实践中的探索。在城市，1980年哈尔滨松江木器厂尝试以集资入股的办法搞股份制经济，既扩大了生产能力，又使企业呈现勃勃生机。在农村，1984年在广东深圳市沙井镇万丰村出现的“万丰模式”则是股份制在农村的最早尝试。这是改革开放以后股份经济思想在中国大地的首次萌生。
理论界关注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是在80年代中期。最早提出产权问题的是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菲律宾籍华人林重庚，他在1984年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中，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提出可以借鉴西方的股份制企业形式，把国有企业的财产划分为股份，分别由各政府主管部门持股，建立社会主义合股所有制。 这个建议在当时虽然没有具体化，却引起了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布置国家体改委等有关部门展开研究。为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84年4月在江苏常州召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提出，对城市的集体企业和国有小企业要进一步放开，“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在这一精神的影响下，1984年7月25日，新中国第一个股份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呱呱落地。
1984年末发生的宏观经济总需求膨胀，促使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思考收入膨胀与企业行为的关系问题。人们在分析总需求膨胀形成的根源时发现：所以会造成总需求膨胀，是因为企业和职工的收入膨胀，以及企业投资欲望的膨胀，而造成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膨胀的根源，又在于企业行为不合理。从解决企业行为不合理入手，1985年初，有两位青年经济学者吴稼祥、金立佐率先在国内提出了在企业实行股份制，以彻底摆脱政府行政控制的设想。 紧接着一些青年学者如华生、何家成等也先后提出重新评估原有国有资产、再造微观经济基础的观点。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给试行股份制以政策性的支持。《决定》指出，“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但是全民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决不应以限制和排斥其他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发展为条件。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这段论述，虽然没有明确支持股份制的改革试点，却给试点鼓起了勇气。在《决定》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寻求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思想指引下，1984年11月18日，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试行股份制，开始在本厂职工中发行股票。后来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改名为飞乐音响有限公司，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这是新中国第一张符合规范的股票。
到1985年，股份制的触角已伸到我国的金融业、轻工业、林业和水产业。 1985年10月，新中国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正式成立，它专门从事股票的发行、转让和管理工作，我国中断了30多年的证券交易业务从此正式恢复。1986年9月26日，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营业。此后，沈阳、北京、广州等地也先后成立了证券交易市场，股票交易日趋活跃。
1986年，以施耐德主席为首的德国“五贤人委员会”访华代表团，在与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安志文座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时，回答了上一年该代表团访华时国务院领导曾咨询他们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建议。他们明确提出：发展股份制是一种好形式，既可以保持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又有可能避免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积弊，哪怕是国家股份很大，但它的一套操作办法可以避免政企不分的问题。德国专家的建议，使中央政府对股份制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和研究。
1986年7月，国务院决定重新组建交通银行。这是我国第一家全国性的股份制金融企业，它的成立标志着股份机制已引入金融业。继此之后出现的深圳发展银行，是由国家、企业和私人三方合股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该行于1987年5月，在吸收特区内6个信用社资金的基础上，以自由认购形式向社会公

本书旨在还原历史原貌，尽可能地忠实历史，过程描述也尽量不掺杂作者的观点和主观偏好。对于想快速了解40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历史的读者，只要浏览本书，就能在较短时间内达到目的。而需要进行深入理论研究的读者，本书则可以使其迅速建立起分析框架。当然这只是作者个人的主观愿望。实际上．如果读者能够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方面有一轮廓性的了解。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真实记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客观描述国有企业改革本身的路径依赖，认真总结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走过的一切，以使今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步子走得更稳健，更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