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版序言
约翰﹒罗伯茨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他撰写的这套世界史，可能是用英语撰写的同类著作中迄今为止最优秀的。我第一次阅读这本书时，还是一个在小镇上长大的少年，这本书宽广的视野令我震惊：罗伯茨不仅是在“复述”历史，他是在“讲述”它；他勾勒出了人类发展进程的宏伟，又没有遗失掉驱动它前行的伟大故事。他注意到了那些意想不到的、突然的偏离，因为这些不能很轻易地与之前的轨迹相融，于是更加需要解释一番。他深信人类调整与改变的能力，但又不绝不会让历史流于目的论，从不相信我们的某段历史只能指向一种结果。罗伯茨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但也知道需要简单地加以讲述，这样才能让尽可能多的人们得以据此进行反思：到底是什么创造了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一言以蔽之：他正是我想要成为的那种历史学家。
因此很多年后，当企鹅出版社请我试着全面修订罗伯茨这部经典著作，推出第六版时，我非常荣幸。2007年罗伯茨已经逝世，我对第五版进行了些许修订：事实证明，那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因为作者在于2003年逝世前已经开始亲自着手修订，但没能完工，而我的工作就是在他的基础之上做些小的修补。这次经历让我很想做一次更全面的修订，在尽可能忠实作者原来主旨的前提下，将我们的历史知识进一步推进，而这些方向可能是罗伯茨当年还意料不到的。所以现在你们读到的远远不仅是简单的增订，而是根据新的历史知识和解释对文本进行的重构。我希望，这将是为新世纪而写的一本新的世界史。
本书的第一版是在1976年推出的，罗伯茨的撰写过程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完成的。第一版在英国和美国都获得了极佳的反响，当时就有一些评论家称之为“经典”和“当代无可匹敌的世界通史著作”。有些人认为本书写得太“学术”，难以赢得更广泛的读者群（有一位评论家觉得这书对他的本科班学生们来说太“艰涩”了）。其他人遵循当时的时代风气，批评该书太过“精英主义”，或太关注西方的兴起。但广大读者却很欣赏罗伯茨高屋建瓴的能力和优美的行文。他的这本全球史甫一推出就成为畅销书，迄今已经售出50多万套。是读者们，而不是评论家们，让它成为今天还在印行的全球史著作中的翘楚。
此后，在约翰﹒罗伯茨生活和工作的英国，历史学发展经历了数个不同的阶段，他也一直持续修订这本著作。尽管他对文本的修订每一步都清晰可辨，但他的基本观点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欧洲之外的历史对他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现代早期的历史也是如此（尤其是16世纪）。年岁渐长的罗伯茨或许已经不那么关注文化差异了，也以比年轻时更加开放的心态看待历史发展的结果。但这些都不是根本的改变，文本的主体在第一版和第五版之间始终没有大动。
想要对自己非常赞赏的文字进行修订，就需要经常（也令人愉悦地）与作者进行对话互动。罗伯茨和我在对待历史的立场上大体相同：总体来说，有主有次比事无巨细更加重要；影响着我们今日发展的历史进程，比没有这种作用的进程（即使它们在当时也非常重要）更为重要。罗伯茨在第五版序言中对此有极好的说明：
我从一开始就抱定想法，要争取在能够辨识出那些有着普遍影响力的因素的地方，直接指出这些因素。它们的影响范围最为深远。我不想仅仅再次去收集传统意义上的重要主题。我希望避免罗列细节，而是要从影响到最大多数人类的主要历史进程（它们给后世留下了大量遗产）入手，并展示它们之间的对比与相互关系。我没有试图去撰写所有主要国家或人类活动所有领域的连贯历史，我相信，若要事无巨细地记录过去的史实，就应该去编一本百科全书……
我力图强调那些看起来重要的事，而不是我们大家最为熟知的事。因此，不论路易十四在法国和欧洲历史上是多么杰出的人物，他都可能被一笔带过，写得比像中国的辛亥革命等事件更为简略。
普遍的、主要的、本质的，这些是罗伯茨这部世界史的关键，我希望它们对我来说仍然与对他一样至关重要。
当我们有分歧时（往往是由我们在历史理解上的新突破激发的），对话就会产生观点上的差异，这时我常常赢得胜利（尽管有时候他靠固执己见也会占上风）。比如，我们都相信，在16世纪到20世纪这个时段里，世界史是由西方的兴起所主导的。不过，我们对这场“大加速”的根源有不同看法：罗伯茨认为，其中的重要因素可溯源到古典时代；而我发现，它们的主体更加浅近，就在公元1500年前后那段时间。不过，这种分歧对本版修订的影响不大：不论我是否认为欧洲社会在19世纪的优势地位源于古典时代的发展势头，这都不会影响到我对罗伯茨论希腊和罗马部分的修订。
我对第六版的修订主要如下：我对卷一进行了部分改写，融入了最近十年间考古学和人类学对地球上早期人类生活的重大发现。我扩展了卷二至卷四当中有关印度和中国的篇幅。我在卷四和卷六中加入了关于主要移民模式的一些新认识，并增订了对欧亚大陆中部、伊斯兰世界早期和拜占庭帝国晚期的讨论。我还在卷七和卷八中增加了关于科学、科技和经济史的讨论的分量。最后，根据我们今天新的理解，我在合适的地方加大了对女性和年轻人的社会、文化作用的呈现。我当然意识到，关于历史的新解释和新认识会不断增加，或许在今天的增速还远远快于过去（人们常说，历史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历史了）。但很多常量却始终留存，比如将人类历史联结为一体的那些因素。比如，罗伯茨和我一致认为，人类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始终比它们之间的对抗更为重要，而这种模式在未来还可能持续。在这里我要再次引用罗伯茨在第五版序言中的话：
我们总能获得对事件意义的新解释。例如，我们最近总能听到许多关于文明冲突的讨论，据称它们正在进行或将要发生。显然，最近几十年里，人们又重新认识到了伊斯兰世界的独特性，以及它制造出的新热点，这些都大大影响到了这种断言。我已……给出了拒绝这种观点的理由……认为这些言论的论据不够充分，而且过于悲观。但显然没人能够否认，在被我们泛泛称作“西方”的地区和许多伊斯兰国家之间，确实累积了不少紧张态势。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既是存心又是无意，有时甚至出于偶然，来自西方的干扰因素已经打搅和困扰了许多文化传统，伊斯兰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对于全球化概念绝不能仅仅从最近几年的视角来加以看待）。
约翰﹒罗伯茨试图让他这本史书成为这样一种渠道：理解族群之间及个体之间如何互动，以及这样的互动又如何变成总是带来多重结果的意义和重要性之网。我希望我修订的版本也能服务于这样的主旨。如果要让历史研究对于尽可能多的人富有意义，那么就有必要强调长时段而非短时段，并理解人类无穷的变化潜能。
O.A.维斯塔德教授
2012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