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一场看似短暂的独自远行,漫长到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
◆ 诺奖得主石黑一雄钟爱的作家迈克尔·翁达杰!
◆ 布克奖50周年大奖“金布克奖”得主、世界文坛罕见的“诗歌与小说全才”翁达杰自《英国病人》以来,首部以自己11岁时的非凡人生经历为蓝本谱写的动人小说!
◆ 全世界发行超过70个版本,被译成20多种语言,畅销于各大榜单:《环球时报》畅销书、《华尔街日报》畅销书、《纽约时报》推荐好书等
◆ 一部关于成长、记忆与爱的迷人小说,平淡中流露出作者的真情实感与美丽的诗意,是翁达杰追忆的少年时代的治愈之作。
◆ 第一次独自远行的我们,寻找着自我尚未成型的部分。
◆ 翁达杰的想象力接近超现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
◆ 二十几岁时的我们,一心忙着成为别人。——摘自本书
◆ 我孑然一身的事实,本身即是一场历险。 ——摘自本书
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
世界文坛罕见的“诗歌与小说全才”。1992年,翁达杰荣获英语文学至高荣誉布克奖;2018年,荣获布克奖50周年大奖“金布克奖”!
1943年,翁达杰出生于斯里兰卡,11岁随母亲到英国,19岁移民加拿大。他凭《英国病人》获得布克奖和加拿大总督奖。2018年,翁达杰新作《战时灯火》在英国出版,再次获得布克奖评委的青睐。《猫的桌子》是翁达杰以自己11岁时的非凡人生经历为蓝本谱写的动人小说。
诺贝尔奖作家石黑一雄与翁达杰对谈时,感叹“翁达杰的想象力接近超现实”。翁达杰也直言:“我从来不愿意写一部结局完满的小说。在结尾处我总要留一扇门。我的故事里有角色消失了25页以后忽然又回来了,但他们并不需要解释之前去哪儿了。”
译者
张芸
北京大学德语语言文学学士,现居美国。自由译者、撰稿人。译有《遥望》《猫的桌子》《舞者》《管家》《飞越大西洋》《玛利亚的自白》《圣徒与罪人》等。
那一场看似短暂的独自远行,漫长到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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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11岁男孩,第一次独自踏上一段21天的海上之旅,他将见证成长、友谊与蜕变。
“三个星期的海上航行,在我最初的记忆中,波澜不惊。唯有现在,多年以后,当我的孩子怂恿我讲述这段旅程时,它才变成一番历险,透过他们的眼睛,甚至成了人生中某件意义非凡的事。一次成年礼。”
我听见门底下塞进一张字条,上面指定我一律到七十六号桌用餐。另一张铺位没有被人睡过。我穿好衣服出去。我不习惯爬楼梯,战战兢兢地走过每一阶。
在餐厅,七十六号桌上有九个人,其中有两个是与我年纪相仿的男孩。
“看来我们坐的是猫桌,”被称作拉丝凯蒂小姐的那名女子说,“我们是最没地位的。”
我们的位置明显与船长的餐桌相去甚远,它在餐厅另一端。我们桌上有两个男孩,一个叫拉马丁,一个叫卡西乌斯。前者温和文静,另一个面带轻蔑的表情,我们互不理睬,可我却认出了卡西乌斯。我们上过同一所学校,尽管他比我年长一岁,但我知道很多他的事。他声名狼藉,甚至被开除过一个学期。我相信势必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会开口说话。但我们这张桌子的好处是似乎有几个有趣的成年人。我们有一位植物学家,一位在北部康提开店的裁缝。最令人兴奋的是,我们有一位喜称已“走了下坡路”的钢琴家。
那就是马萨帕先生。晚间,他与船上的管弦乐队一同演出,下午,他开设钢琴课。因此他的船票有折扣。第一次用餐完毕后,他讲起自己的人生故事,逗拉马丁、卡西乌斯和我开心。正是在马萨帕先生的陪伴下,他用他所知晓的令人费解又常带猥亵之意的歌词逗乐我们,才使我们三人开始接纳彼此。我们都很害羞木讷。我们中甚至没有谁向其他两人打过招呼,直至得到马萨帕的眷顾,他建议我们睁开双眼、竖起耳朵,说这趟航行将是一堂让人获益匪浅的课。于是,到第一天结束时,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可以一起唤起好奇心。
猫桌上另一位有意思的人是奈维尔先生,一位退了休的拆船工,他在东方待了一段时日,正欲返回英国。我们经常去找这位魁梧友善的男士,他对轮船的构造知之甚详。他拆解过许多知名的船只。不像马萨帕先生,奈维尔先生很谦虚,除非你知道怎么从他身上套话,否则他不会讲起那些往事。如果他在回答我们连珠炮似的问题时不是表现得那么谦虚,我们就不会信他,也不会那么着迷。
此外,他可以自由出入这艘船的任何地方,他正在为东方航运公司做安全调查。他把我们介绍给发动机房和锅炉房的同事,我们目睹了底下所进行的工作。比起头等舱,发动机房——位于地狱一层——搅动着令人难以忍受的噪声与热浪。经过两个小时跟随奈维尔先生走遍奥朗兹号的每个角落,我们认清了所有危险的和不那么危险的可能状况。他告诉我们,荡在半空中的救生艇只是看似危险而已,因此,卡西乌斯、拉马丁和我经常爬到那里面,占据一个暗中窥视乘客的有利位置。拉丝凯蒂小姐那番有关我们是“最没地位”、毫无社会声望的话,向我们灌输了一种准确无误的信念,即在诸如事务长、总管和船长这样的大人物面前我们是隐形的。
……
安静的拉马丁、活跃的卡西乌斯和我之间的友谊发展迅速,但我们对彼此依然有很大保留。至少我是这样。我攥在右手里的东西从来不泄露给左手。我已被训练出这种谨慎的个性。在我们所上的寄宿学校里,对惩罚的恐惧造就了撒谎的本领,我学会了隐藏细小而切中要害的真相。事实证明,惩罚,永远无法把我们中的一些人培养或挫伤成彻底的正人君子。我们表面上频频挨打,因为惨不忍睹的成绩单或种种劣行(佯装得了腮腺炎在隔离病房休养三天,为给高年级学生配制墨水,把墨丸化在水里,永久地污染了学校的一个浴缸)。我们眼中最凶狠的刽子手是低年级部的校长,巴纳布斯神父,他依旧纠缠着我的回忆,带着他精选的武器,一根破裂的竹棍。他从不言语或理论。他只是虎视眈眈地在我们中间踱步。
然而,在奥朗兹号上,有机会逃离一切陈规。在这个看似梦幻般的世界里,我脱胎换骨。这里有拆船工和裁缝,有在晚宴上戴着硕大的动物头套蹒跚挪步的成年乘客,有一些翩翩起舞、裙摆飞扬的女士。同时,船上的管弦乐队,包括马萨帕先生,全都穿着清一色的紫红套装在音乐台上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