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经济良性增长的是价值创造活动而非价值攫取，但在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中，攫取者所获得的回报却长期高于创造者。这是现代资本主义中一个巨大的隐形悖论，也是增长乏力、创新受挫及一切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
著名经济学家、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在《增长的悖论》这部充满激情的作品中表示，要想推翻这一悖论，我们必须回归源头，重新定义价值，以便区分创造者和攫取者，并对经济活动加以引导，激活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马祖卡托深入钻研过去300年间经济学界对价值的相关思考，梳理现代经济中丰富的产业故事，以全新的视角，带领读者重思：
什么是价值？
如何界定创造者与攫取者？
增长从何而来？
创新如何引导？
政府的本质是非生产性的吗？
政府和企业如何协作才能促进增长，共同创造出公平、普惠和充满活力的新经济？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创新经济学教授，专注于创新经济学研究，是一位多产的创新经济学家，长期活跃于实务界和理论界，媒体知名度极高，是CNN和《金融时报》的常客。她撰写大量的时政财经类文章，对英国乃至欧盟、美国等经济政策都发挥着重要影响力。知名期刊《新共和》（New Republic）评价她是“当代创新领域*重要的一名思想者”。由于她在创新型经济领域的洞见，联合国经济委员会官员评价她“激发了全球性经济政策辩论的风暴”。

序言 财富创造的故事
绪论 创造者与攫取者
第一章 价值简史
重商主义者：贸易和财富
重农学派：答案就在土地上
古典经济学：劳动的价值
第二章 因人而异的价值：边际学派的兴起
新时代，新理论
古典经济学的退场
从客观到主观：基于偏好的新价值理论
新古典主义的崛起
租金的消失及其重要性
第三章 衡量国家财富
GDP：一个社会约定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产生
衡量GDP中的政府增值
奇怪的国民账户：GDP可以飞跃！
仅靠修补国民账户是不够的
第四章 金融：巨物诞生
银行和金融市场成为盟友
银行业问题
放松管制与危机的种子
钱财的创造之主
金融与“实体”经济
从要求利润到要求所有权
家庭债务
结论
第五章 赌场资本主义的兴起
拥有领航员执照的普罗米修斯解放了
新的经济参与者
金融萃取价值的方式
结论
第六章 实体经济的金融化
回购的后坐力
最大化股东价值
“耐心”资本的撤出
短期主义与生产无关性投资
金融化与不平等
从最大化股东价值到最大化利益相关者价值
结论
第七章 假借创新之名
价值创造的故事
创新来自哪里？
融资创新
专利的价值萃取
非生产性企业精神
药物定价
网络效应与先发优势
创造和萃取数字价值
分享风险与收益
结论
第八章 戴着“镣铐”的政府
“紧缩”的迷思
经济学史中的政府价值
凯恩斯和反周期政府
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政府
公共选择理论：合理化私营和外包
重拾自信，付诸行动
公共和私人的“公正所得
从公共产品到公共价值
第九章 走向充满希望的新经济
市场是一个结果
经济使命担在肩
未来可期
注释
致谢

财富创造的故事
我们经常听到企业、企业家或生产部门宣称自己在
“创造财富”。说这话的语境可能有所不同，说话的可能
是金融机构、大型制药公司或小型初创公司，但其自我描
述类似：我是一个特别富有成效的经济成员，我的活动创
造了财富，我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所以与仅仅从这项活动
的溢出效应中受益的人相比，我应该得到更高的收入。但
是，如果最终这些描述仅仅是一个个故事呢？他们编出来
的这些话不过是为了证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是合理的，从
而为少数能够说服政府和社会的人谋取巨额回报，而其他
人则只能吃些残羹冷炙。
高盛CEO(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声称，“高盛员工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人之
一”。然而就在前一年，高盛还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
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美国纳税人不得
不掏出1250亿美元来救助它。鉴于高盛这家投资银行一年
前的糟糕表现，CEO的这种任性声明确实非同寻常。该银
行在2007年11月至2009年12月期间利润大幅下滑，并解雇
了3 000名员工。该银行及其部分竞争对手被罚款，但相
对于后期利润，这笔金额似乎很小：高盛被罚5．5亿美
元，摩根大通被罚2．97亿美元。尽管如此，高盛以及其
他银行和对冲基金继续押注它们创造的金融工具，而正是
这些工具导致了金融动荡。
虽然整个社会就惩罚那些导致危机的银行进行了广泛
讨论，但没有银行家因此被判入狱，这些变化几乎没有削
弱银行继续通过投机赚钱的能力：2009—2016年，高盛净
营收为2 500亿美元，净利润630亿美元。仅在2009年，高
盛就创造了134亿美元的创纪录盈利。虽然美国政府用纳
税人的钱挽救了银行系统，但政府没有魄力要求银行为这
样的高风险活动付出代价，最后能把钱拿回来它就很开心
了。
当然，金融危机并不新鲜。然而，在半个世纪前，布
兰克费恩对其银行的这种非凡信心还比较罕见。直到20世
纪60年代金融才被广泛认为是经济中的“生产”部分。过
去，人们认为金融对转移现有财富很重要，但不是创造新
财富。实际上，过去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只是对经济发挥单
纯的促进作用，因而在计算经济产出的商品和服务时，他
们甚至不把银行提供的大部分服务计算在内，例如接受存
款和发放贷款。金融仅作为“中间投入”进入GDP(国内生
产总值)的衡量之中，不过是一种有助于其他行业运作的
服务罢了，那些行业才是真正的价值创造者。
然而，1970年左右，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国民账户开
始将金融部门纳入GDP的计算中，GDP就是有关经济体产生
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国民账户则提供经济规模、经济
构成和经济方向的统计图表。‘这种会计制度的改变恰逢
政府对金融业管制的放松，其中包括银行可以放贷的数
量、可以收取的利率以及可以出售的产品等。总之，这些
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部门的行为方式，并增加了其对
实体经济的影响。金融不再被视为一种古板的行业，相
反，它成为聪明人赚大钱的快车道。事实上，1989年柏林
墙倒塌之后，东欧一些最聪明的科学家开始为华尔街工
作。金融行业不断扩张，变得更加自信。它公开游说政府
以促进自身利益，声称金融对财富创造至关重要。
今天的问题不是金融部门的规模，以及它如何超过实
体经济(如工业)的增长，而是它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很
大一部分经济体已经“金融化”。当企业管理者选择将大
部分利润用于股票回购——这反过来推高股票价格、股票
期权和高管薪酬——而不是对其业务的未来投资时，可以
看出金融业务及其培育的心态已经弥漫整个行业。金融家
称之为价值创造，但正如其内部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
反，他们不过是在榨取价值。
这些价值创造的故事不仅限于金融行业。2014年，制
药巨头吉利德(Gilead)对其治疗危及生命的丙型肝炎病毒
药物哈瓦尼(Harvoni)三个月疗程的定价为94 500美元。
吉利德坚持认为这代表了卫生系统的“价值”，从而证明
这个价格是合理的。辉瑞制药公司(Pfizer)前研发总裁约
翰·拉马蒂纳(John LaMattina)认为，特殊药物对患者和
整个社会有益，这说明其高昂的价格是合理的。在实践
中，这意味着将药物的价格与疾病如果不进行治疗的社会
代价或者使用次佳疗法进行治疗的代价相关联。业界称之
为“基于价值的定价”。这一论点招致了批评者的反驳，
他们引用的一些案例研究表明，癌症药物的价格与它们带
来的好处之间没有相关性。著名肿瘤学家彼得．巴赫
(Peter Bach)博士在网上上传了一个交互式计算器，可以
让你基于抗癌药物有价值的特征(抗癌药物为患者增加的
预期寿命、副作用等)来确定其“正确”价格。该计算器
表明，对于大多数药物而言，这种基于价值的定价低于当
前的市场价格。
然而药品价格并没有下降。似乎制药行业的价值创造
论成功地抵消了批评。事实上，在西方世界，高比例的医
疗保健成本与医疗保健本身并没有关系：这些成本仅仅是
制药行业榨取的价值。
或者考虑一下互联网和IT(信息技术)

在这部充满洞见与激情的作品中，马祖卡托指出了现代经济中一个巨大的隐形悖论：驱动经济良性增长的是价值创造活动而非价值攫取，但在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中，价值攫取活动所获得的收益却长期高于价值创造活动。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病症，创新受挫及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
作者认为，要想推翻这一悖论，改善日益恶化的经济，我们必须回归源头，重提价值理论，建立全新的价值衡量标准和财富分配原则，并据此对经济活动加以引导，增加价值创造，减少价值攫取，才能走向公平、普惠、可持续的新经济之路。
在书中，马祖卡托深入钻研过去300年间经济学界对价值的相关思考，梳理现代经济中丰富的产业故事，带领读者从价值理论出发，重新思考金融、经济金融化、创新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
本书将重新引发一场早就需要进行的辩论--我们究竟希望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

马祖卡托对不平等和增长的根本原因所进行的令
人振奋的分析，迫使我们直面长期以来关于经济如何
运行以及谁能受益的信念。
——马丁·沃尔夫，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
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祖卡托是我们这一代中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
一。
——克里斯蒂安·克恩，奥地利前总理
马祖卡托的意见直截了当，表述口若悬河。
——《金融时报》
马祖卡托的观点给关于国家的哪一部分财富该被
私营部门获取的政治辩论添了一把火。
——《时代》周刊
马祖卡托的使命是推翻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
主义价值理论。
——《新政治家》
别错过玛丽安娜·马祖卡托——这个世界罕见的
经济学家！
——《泰晤士报》

有一种劳动能够增加物体的价值，另一种则无此效果。前者因产生价值而被称为生产性劳动。而后者则是非生产性劳动。
——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
今天，我们把越来越富裕视为理所当然，我们认为下一代大体上比上一代要过得好，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人们都没有这种期望，部分原因是从前生活水平提高非常缓慢，很少有思想家花费大量时间来研究为什么有些经济得到增长，而另一些则没有。到了近代早期，变革的步伐加快了。从前的静态经济变得充满活力，变革就在眼前。欧洲民族国家相继崛起，战争、殖民化、机械、工厂和煤炭行业的兴起带来了新需求，各国人口不断增加，各领域都形成了新思潮。政府和各阶层人民都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空前的变化，如何才能够掌控它。我们可以提高哪些税收？与资本家的利润相比，为什么我的工资如此之低？投资当下时，人们对未来有多少把握？是什么创造了价值？
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了解生产的本质。一旦确定了生产性活动，经济政策就可以引导经济将更多资本和精力投入这些活动中，从而促进和维持经济增长。然而，生产性与非生产性之间的区别会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改变而改变。大约300年前，经济学家开始探索不断变化的生产条件。从那时起，他们一直在努力建立能够区分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的理论基础。毕竟，经济学家和其他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在理解价值方面，关键是要区分持久原则和暂时原则，以及我们之后会了解到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发展方式。
本章探讨了从大约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之间价值理论的演变。17世纪的思想家关注的是如何根据当时的需要计算增长：应对战事，或增强本国相对他国的竞争力，例如英国与其对手荷兰在商业和海军实力方面的竞争。重商主义者专注于贸易和商人(卖东西)的需求。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经济学家认为价值来自投入生产的劳动量，首先是农业劳动(重农学派)，其次是工业劳动(古典学派)，因而价值决定最终销售的价格。他们的价值理论，即如何创造财富的理论，是动态的，反映了一个正在经历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世界。这些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客观力量：技术变革的影响，以及在生产和分配的组织方式上的劳动分工。后来，这些价值理论被另一种观点——新古典主义观点所取代，该观点减少了对客观生产力的关注，而更多地关注经济中不同行为者的主观偏好。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讨论。
重商主义者：贸易和财富
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将经济活动分为两类：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或者正直的和卑鄙的，或者勤劳的和懒惰的，其检验标准通常是能否促进共同利益。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根据古希腊城邦居民的阶级(公民或奴隶)区分了一系列或更正直或更卑鄙的工作。在《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告诉我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中世纪时期，教会贬低甚至谴责那些“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放债人和商人；尽管他们可能并不懒惰，但是人们认为他们是非生产性的、卑鄙的。
现代以前，我们对工作是否有用的定义并不明确。随着16世纪殖民主义的出现，这些定义变得更加模糊了。当时欧洲忙于征服殖民地，保护新附属土地的贸易路线，而这两项活动都需要高昂支出。政府必须开辟钱路，以组建军队，维持官僚机构以及购买他国商品。但帮助似乎就在眼前：人们在美洲发现了大量黄金和白银，巨额财富流水般涌人欧洲。这些金属代表着财富和繁荣，贵重无比，因此似乎任何购买、拥有和控制金银货币及其供应的人都参与了生产活动。
当时，有些学者和政治家认为积累贵金属是通往国家权力和繁荣的路径，他们被称为重商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支持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积极的贸易平衡来刺激金银流人，同时防止其流出。英国最著名的重商主义倡导者是大商人兼东印度公司董事托马斯．孟爵士(Sir Thomas Mun，1571—1641)。在其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托马斯．孟爵士对重商主义学说进行了总结，他说，我们“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在价值上必须多于我们消费他们的货物”。
重商主义者大力支持民族政府的发展，认为这对于资助战争和探险、维持开放贸易路线和控制殖民地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在英国、荷兰和法国，商人们主张制定航海条例，例如英国1651年的《航海条例》。这些条例规定，凡本国及其殖民地的贸易均只能使用悬挂本国国旗的船只。
随着重商主义思想的发展，人们开始从国家层面思考财富创造，于是出现了最早的国民收入估算——所有国民收入之和。17世纪时，在英国出现了两个开创性的量化国民收入的人物。其中一个是冒险家、解剖学家、医生和国会议员威廉·配第爵士(William Petty，1623—1687)，他在奥利弗·克伦威尔联邦政府担任爱尔兰税务管理员。另一个是统计学先驱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1648—1712)。金是一位宗谱学家、雕刻师和统计学家，他在制定一种针对婚姻、出生和墓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