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艺术以其独特的视觉特征、丰富的内涵保持着经久不衰的魅力，埃及工匠所遵循的美学规范贯穿其文明始终，至今仍被人推崇。而古埃及艺术的魅力，亦来源于埃及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对于生死的态度。
本书精选来自全球各大博物馆的200件珍贵古埃及文物，包括日用品和装饰品、宗教用品，以及与死亡和来世有密切关联的物品，它们历经数千年保存至今，向今天的我们讲述着古埃及过往的故事，呈现出曾经的生活画卷。

坎贝尔·普赖斯（Campbell Price），埃及学专家，利物浦大学埃及学博士，利物浦大学荣誉研究员，英国曼彻斯特博物馆埃及与苏丹藏品负责人，曾亲赴埃及塞加拉，绘制墓地地图。

前言
古埃及地图
前王国时期与早期王国时期
（约公元前5300—前2700 年）
古王国时期
（约公元前2700—前2055 年）
中王国时期
（约公元前2055—前1550 年）
新王国时期
（约公元前1550—前1069 年）
第三中间期
（约公元前1069—前747 年）
晚期
（约公元前747—前30 年）
罗马统治时期
（约公元前30—公元3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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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博物馆索引
图片出处说明
致谢

论博物馆藏品类别受人
喜爱的程度，“古埃及”仅次
于“恐龙”，屈居第二。以埃
及学为主题的展览非常普遍
，即使博物馆中的埃及展品
寥寥无几，甚至完全没有，
礼品店照样大量出售以埃及
为主题的物品。许多人甚至
将博物馆等同于“对古埃及
的认知”。这是为什么呢？
或许，正是法老时代埃及物
质文化带给人的亲切感，造
就了其魅力。在人们的想象
中，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物品
往往有些雷同，而古埃及物
品的视觉特征则与它们极为
不同，自成体系。无论是校
内的学生还是成年人，往往
都更熟悉埃及文物，而不是
中美洲（Mesoamerican）
或欧洲的考古文物。这种情
况显然得益于古埃及在现代
通俗文化中的广泛影响，但
同时也说明，这些古文物本
身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性。
古埃及的艺术规范深入
人心，当时的工匠在制造产
品时，会采用同一套视觉语
言，并努力让它们看上去“
正确”。人们在早期王国时
期制定了工艺标准，在随后
的三千年中，许多普通图案
的表现方式几乎未变。埃及
高雅文化倾向于照搬或者借
鉴较早的作品，这也确保了
概念和意象的连贯性，让它
们从最初一批国王出现的年
代一直延续至罗马皇帝统治
之时。这种异乎寻常的文化
延续性是通过形式与类型的
近似性体现的，它或许暗示
了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然
而，埃及艺术可以具有任何
特点，唯独谈不上保守。这
种艺术既能够接受埃及内部
的创新，又能够接受来自国
外的影响。例如，阿马纳时
期（Amarna period）的葬
仪图案，或者受到波斯或罗
马启发的葬仪图案，都能够
表明艺术生产的活力。因此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从最
微小的物件，到最宏伟的遗
址所展现的法老时代埃及艺
术的自信，而不是它们的保
守。
总之，古埃及的艺术品
非常值得收藏。埃及艺术品
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进入博
物馆，但每条渠道都是未知
的。从公元18 世纪后期开
始，古埃及便如同海市蜃楼
一般出现在欧洲思想界的地
平线上。在此前的许多个世
纪中，阿拉伯学术界早就对
古埃及颇为熟悉了，在经典
文献与《圣经》资料中也有
关于古埃及的叙述。拿破仑
在1798 年至1801 年开展的
埃及探险将这个国度引入了
欧洲政治语境，由此产生的
大部头著作《埃及记述》（
Description de L’Egypte，
1809—1929 年出版）更是
经常被人称为西方大规模研
究与收集古埃及文物的开始
。政府与私人收藏家争先恐
后地哄抢最具价值的文物，
但无论这种行为是否得到官
方许可，他们都很少准确地
记录这些文物的发现地点。
曾几何时，古埃及文物只不
过是偶然出现在珍奇陈列室
中的附加品，但后来，它们
却变成了私人家庭与国家博
物馆争相收购的重要对象。
在这一过程中，收藏家与鉴
赏家们为了了解“古代埃及”
而进行了探索，却对文物造
成了无法弥补的破坏。
尽管人们经常赞扬考古
发掘，称它们是客观与科学
的行为，但它们往往达不到
这两条标准。在埃及工作的
考古学家们煞费苦心地选择
他们希望发掘的遗址地点与
种类：那些既易于获取文物
，当地劳力又乐于协助他们
的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可
能漫无计划。1880 年至
1980 年，埃及政府允许发
掘者带走一定比例的出土文
物。正是由于在埃及存在着
这种对发掘成果的所谓“ 分
配”系统，某些地点（通常
是墓葬或者神殿）大受考古
学家的青睐，他们希望为自
己的财政赞助人带来最丰厚
的回报。即使在那个时候，
专家们也特别看重某些文物
，而另一些文物却受到损坏
，有的甚至被毁弃。
一旦文物被收入博物馆
，人们便会基于其学术或美
学价值，来挑选用于研究或
者展出的物品。尽管这些文
物的来源迥异，博物馆馆长
仍试图根据自己的选择，构
建起一个包罗万象的故事。
“古埃及”这一概念涵盖的时
间、地理范围极广，以至于
人们能轻而易举地对其进行
简化、提炼。在考古学家或
者收藏者发现残存的物证之
前，它们自身已经发生了变
化。由于尼罗河（River
Nile）的改道逐步摧毁了大
部分古埃及人的居所，或者
由于现代城市刚好建在古代
的地层之上，古代的定居点
遗迹寥寥无几，得以留存下
来的那些往往是沙漠边缘的
墓葬。这些墓葬中的物品由
死者的在世家属（而非死者
本人）放入，对物品的选择
出于各种仪式需要。就算这
些文物侥幸逃脱了盗墓者和
时间的侵袭，它们也几乎被
富人所垄断。古埃及社会极
为不平等，能接触到高雅文
化产品的人只占极少数。纪
念碑和木乃伊的制作耗资巨
大，因此，我们掌握的证据
大多表明，只有上层阶级能
永存不朽。于是，我们便面
临着一种双重偏差：大多数
博物馆中的展品既过分偏重
于表现最富裕的社会成员，
又偏重于展现死者。
考虑到以上这些注意事
项，本书按照历史的进程分
为七章，为读者呈现了近两
百件文物，试图以此描绘古
埃及文明的一些特点。每章
之内，文物的安排基本按时
间顺序，并根据题材分组，
即日用品或装饰品、与国家
和法老有关的物品、与宗教
仪式有关的物品，以及那些
与死亡和来世有

本书将不同国家多座重量级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汇于一处，建构起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珍宝馆，以简明扼要的文字和精美插图全方位展现了曾经的古老文明留给世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书中精选的每一件文物都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或标志着重大事件，或代表了一个新篇章的开启，这些藏品串起了千年历史的脉络，展现出更具象化、更有温度的文明史。
本书重现了埃及古文明。

埃及的起源
大约公元前4500 年，非洲东北部的气候变化造成了人口的逐步迁徙。更为干燥的气候迫使新石器时期的采集者与大型野兽狩猎者紧靠尼罗河定居，这时的沙漠入侵让人类的生活更为艰难。尼罗河成了这个新生的国度得以统一的大动脉，也可以说是支撑它的坚固脊梁。
前王国时期的埃及人开发了多种渠道来利用资源，其中既包括国内资源，也有远离埃及的资源。事实证明，经过加工的半宝石（Semi-precious Stones）和来自海岸线的贝壳是个人装饰的有用资源，为埃及人提供了重要的贸易往来。石器制造方面的发展是他们最重要的进步之一。这一技术使用简单的铜和燧石工具，用沙子作为研磨料，让当时的人们可以雕琢与磨制巨大的石头容器。事实上，“手艺”一词的象形文字就是一个图形符号，代表着在制造这种容器的劳动密集型生产中使用的一类弓钻，证明了这类容器在早期文化中的重要性，也说明它们扮演了后世法老纪念碑文明之先驱的角色。对前王国时期情况的解释说明往往不会围绕定居点展开，而是更多地聚焦于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的众多墓葬地，这与其他任何时期的情况均有所不同。以后世的标准来衡量，前王国时期的墓葬比较简单，其中的尸体以胎儿姿势蜷伏，尸体上覆盖着兽皮或者席子，放在浅浅的墓穴中。沙漠中沙子的脱水作用往往使尸体得以自然保存。古埃及人观察到了这种自然保存尸体的现象，据说，这一点成了后人发明保存尸体的艺术性人工木乃伊制作方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不清楚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或许更有可能的是，社会在变化，催生了更加精致地包裹死者的仪式性做法。因此，包裹尸体并进行防腐处理的目的可能并不在于保存遗骸。
墓葬中的文物表明，这时已经出现了对于死后世界的想象，而墓葬中选择的物品体现了社会分化的形式。墓葬中通常存有首饰；此外，人们用硬砂岩调色板捣碎颜料，来为死者化妆。陶制容器代表死者具有某种能力，可以在来世或者在走向来世的道路上食用与饮用容器中盛装的东西。墓葬中还存有武器，以权杖头为形，这可能象征着死者的社会地位，或者意味着他在来世或者走向来世的路上必须保护自己。
英国考古学家威廉· 马修· 弗林德斯· 皮特里（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1853—1942 年）曾在埃及南部的奈加代（Naqada）确定了数以千计的前王国时期墓葬的位置，当时他假定它们属于入侵者中的一个“新种族”，因为他认为，在墓葬中发现的物质文化与其他墓葬中的极为不同。尽管皮特里最后承认他的上述推测是错误的，但他的初期理论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而他关于陶器的相对性“顺序纪年法”仍然普遍有效。前王国时期基本上不存在书面资料，因为只有当这个时期结束的时候，才出现了幸存的短小“文字资料”——一些断断续续的说明和标志。连续的文字在此后好几个世纪中都未曾出现。因此，在前王国时期，人们的世界观主要是通过图画形象来表达与解释的。重复出现的图案模仿埃及的河岸风光，包括水、船、植物、动物和人，这些图画最常用的媒介是陶器。尽管在今天，并非专家的大多数普通人都无法一眼认出这是“埃及的风格”，但这些新近生成的形式最终促成了法老视觉文化的建立。
埃及最终大约于公元前3100 年统一，变成了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但这一说法犯有时代错误，因为这一过程要比那尔迈（Narmer）仪式调色板（见第28 页图）上所表现的更为平和与缓慢。在埃及人的自我感知中，最重要的是国王的形象。政府当时只不过是以王宫为中心的一个机构，由少数与统治者关系最亲近的人组成。很有意义的一点是，流传久远的象形文字似乎始于王室成员的名字，它最早被写在标志性宫殿建筑的仿制模型之内。在某种意义上，统治者等同于宫殿。
在埃及阿拜多斯（Abydos）的皇家陵园中，第一批国王［其中有一位名叫美丽奈斯（Merneith），她似乎是个女人］的名字可以通过铭刻着名字的物品得以确认。后来的埃及人将历史与神话混为一谈，并在这个大墓地中确认了奥西里斯神（God Osiris）的陵墓。阿拜多斯的圣地叫作乌姆·卡伯（Ummel-Qaab，阿拉伯文，意思是“陶罐之母”，指的是进香者为奥西里斯进献的贡品），它也是埃及王权的诞生地。P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