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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革命(晚清改革趋势与溃败)(精)/马勇讲史
分类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作者 马勇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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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内容推荐
本书叙述了晚清政府欲通过君主立宪自救于危亡,却终被革命党人推翻的历史过程。通过本书可以认识到清朝灭亡除却革命党人的力量,与清政府出台“皇族内阁”不愿真正放手权力、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损害民众利益,以致人心尽失有重大关系。本书为思考清亡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作者简介
马勇,1956年生,安徽滩溪人。1983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系,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河南大学特聘或兼职教授。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超越革命与改良》《中国文明通论》《重寻近代中国》《重新认识近代中国》《“新知识背后”:近代中国读书人》《晚清二十年》《晚清四书》(《觉醒》《维新》《国变》《革命》)《晚清笔记》以及董仲舒、严复、章太炎、梁漱溟、蒋梦麟等人物传记,另有论文百余篇。
目录
新版序
小引
第一章 革命改良二重唱
一个人的革命
革命与改良赛跑
革命暂时领先
立宪反超革命
第二章 构建现代政治文明
迈出宪政第一步
一个时代开始
重建中央与地方权力系统
以政治改革反制革命
构筑现代政治文明的根基
第三章 民主政治的春天
后权威时代:摄政王和他的嫂子
放虎归山:袁世凯归隐
民主初步的乱象与秩序
街头政治:国会请愿的后果
第四章 革命在危机中
孙中山:浪迹天涯
章太炎:弹尽粮绝
那一拨回归主流的人
黄花岗:背水一战
第五章 得意忘形中决策
责任内阁弄成了皇族内阁
铁路干线国有引发国进民退
人心思乱:绅民对抗国有化
一批愚蠢的明白人
官逼民反:同志军与哥老会
第六章 树未倒而猢狲已散
为什么是新军
立宪党人闪身而退
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
袁世凯重出江湖
南北六省相继独立
第七章 南北僵持
袁世凯:绝对君宪主义者
滦州兵谏:清廷丧失最后机会
黄兴来了
袁世凯抛来橄榄枝
吴禄贞壮志未酬
第八章 和比战难:错综复杂的多方博弈
君宪主义不必再提
将袁世凯从清廷中拉出来
满洲人在背后狠推了一把
东南光复
第九章 从君主到民主:一个艰辛的谈判
和平仍未到绝望时候
整合独立各省
终于可以坐下来谈谈了
君主立宪抑或民主共和
清廷终于同意由国民大会决定政体了
第十章 帝制终结:紫禁城的黄昏
惜阴堂高人高招
建府开基:一个不得不出的狠招
红脸与白脸:孙中山与袁世凯
最后一击:段祺瑞和那些北洋将领们
一个王朝的尊严与潇洒
附录 走出传统,步入现代,重构中国社会
王爷的觉醒
立宪的阻力
最后的王爷
一点体会
序言
假如不是因为“告别革命”的提出,我们这一代“生
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学人,不会重新思索革命的起
源、意义,更不可能反思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真实情
形及其价值。
李泽厚、刘再复两位先生的讨论打开了近代中国的黑
匣子。他们的本意或许不是讨论近代中国,而是当代政治
。但是他们的讨论,以及1989年前后中国知识界关于革命
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的讨论,都是我们这一代学人进一步
思考的思想资源。我在那时发表的《辛亥革命:现代化的
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沿着这些反
思路径重新检讨辛亥革命。
熟悉中国政治史的人都清楚,中国人素来不太赞成政
治秩序持久动荡,不赞成连续不断的激进。西汉初年黄生
与辕固生在景帝面前就“汤武革命”所进行的辩论,不论
从哪一个角度立论,都会引发对刘汉政权合法性的质疑。
景帝极为聪明地以取消问题解决问题,从而避免了刘汉王
朝的尴尬。
取消问题并没有真正遏制住问题。后世中国几十年,
几百年一次的王朝更迭,差不多都是延续革命的形式,推
翻旧朝建立新朝,只是历来新朝统治者都极为聪明,不在
革命合法性方面继续论证,甚者如康熙大帝,更为机智地
适度赞美前朝,适度贬抑“贰臣”,期待以此避免接二连
三的王朝更迭,政治革命。
当然,革命的发生本身又具有正当性、合法性,是人
民无法剥夺的天赋权利,是王朝政治积久必衰、法久必弊
的结果,也是“家天下”无法逃出的历史循环。因而,真
正的儒家虽不主张动辄造反,但也不反对用暴力手段推翻
那些腐败残忍的旧体制。用孟子的话说,“闻诛一夫纣矣
,未闻弑君也。”诛杀独夫民贼,具有历史正当性。
辛亥革命也具有这样的性质,这样的意义。辛亥革命
之所以发生,绝对不是孙中山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他们几
位先知先觉者鼓吹的结果。如果凭借鼓吹就可以颠覆一个
政权,那么就不会有牺牲,江山得来也不那么困难。辛亥
革命的发生,是各种因素相激相荡的结果,这些因素有偶
然,也有必然;有内因,也有外因;有中国因素,也有国
际背景。
基于这一系列思考,我大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
致力于辛亥革命的重新研究,试图重新解释革命与改良、
保守与激进、缓进与突变,研究清末,研究民初,期望能
够对这段历史给予一个更合乎事实,也更合乎历史逻辑、
日常情理的新解释。这部《革命》就是我过去二十多年研
读史料的思考。
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充满着高度偶发与不确定性,因
为在那之前十年间,中国人至少从1901年开始,逐渐地相
信君主立宪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人们的理由概括
起来就是梁启超那时所提示的,中国不应选择法国、美国
那样的共和革命,因为共和革命引发的秩序混乱,中国担
受不起;但是,中国也不应该固守旧有的君主专制体制,
君主专制体制已经被更多的主流国家所抛弃,因为这种体
制注意了效率,牺牲了公平,引发更多问题。梁启超认为
,中国的智慧是“叩其两端而执其中”,在激进的共和革
命与不合时宜的君主专制之间选择,君主立宪就是这样的
中间路线,既有君主至上之权力架构的形式,也可以最大
限度维持社会秩序不致于遇事失范。政治家的竞争不再为
了争夺大位,夺取最高权力,而是在形式至上的皇权体制
下竞争政府事务主导权,而这种竞争又不是动员底层民众
的国人起义,更不是武装斗争,而是通过政治立场的表达
,施政理念的宣示,让民众通过投票和平解决。
君主立宪的提出,逐渐获得了中国知识阶层、政治官
僚的认同。但历史留给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时间委实太短。
1905年,清廷最高层慑于日俄战争后世界格局之新态势,
被迫同意派员出洋考察宪政;翌年,通过对东西洋宪政体
制实地考察,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光绪帝终于明白
无误地答应立即开始君主立宪的预备。
预备立宪的决定是严肃的、认真的,节奏也是紧凑的
、合适的。1908年,清廷宣布《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成文宪法,也是中国跨进近代国家的一个
重要标志。
然而,让人想不到且唏嘘不已的是,《钦定宪法大纲
》宣布之后几个月,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不到24小时的时
间里先后辞世。先前几十年的威权架构随着他们的离世而
渐行渐远,接替他们的摄政王载沣、隆裕太后、宣统帝的
三人组,与几十年前的恭亲王奕訢、慈禧太后、同治帝,
以及稍后的慈禧太后、醇亲王载擐两个三人组相比,年龄
偏大,但经验、胆略、决断却很不一样。当然更重要的是
时移势易,历史条件不同了,先前两个三人组面对的毕竟
只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先富者,或者是刚刚兴起的资本家阶
级,他们的弱小、乏力,即便有权利诉求的冲动,也没有
争取政治权利的力量,一旦遇到政治高压、政治恐吓,他
们只能妥协,只能退让,只能默不作声。
摄政王载沣所面对的情形则完全不一样了。1895年开
始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资产阶级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
即便出于对自己那些来之不易财富的保护,他们本能上也
会要求政
导语
阅读晚清最佳读本!许知远、余世存推荐!
敬意与温情,重叙晚清历史传统与创新,重构中国社会。
本书叙述了晚清政府欲通过君主立宪自救于危亡,却因出台“皇族内阁”等不当的举措,一而再,再而三的错失最后的机会,终被革命党人推翻的历史过程。本书为思考清亡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书评(媒体评论)
马勇一直以晚清研究为人称道,事实上他有扎实
的通史功夫,有良史之才,因此他驾驭断代史驾轻就
熟,他的晚清史的叙述获得了广大的读者。但我还是
觉得作为中国的房龙,马勇的意义被低估了。“晚清
四书”集中展示了马勇的才学和史观,在历史写作几
乎失语或进退失据的情况下,马勇的文字给了一个坚
实的坐标。
——余世存,学者、思想家
复杂的人生经验,赋予马勇一种独特的历史感受
力,他的知识储备更是与酒量同样惊人。他以一己之
视角贯穿晚清之变局,以此刻之心境与热忱激活了沉
睡的史料。
——许知远,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
精彩页
第一章革命改良二重唱
1911年1月30日是中国旧历辛亥年正月初一。所谓辛亥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像往常一样,辛亥年的大年初一照旧平淡无奇,该拜年的拜年,该上香的上香,京城内外一派节日气象。太阳照常升起,老百姓的日子还是那样不咸不淡,并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地方。这一天唯一值得后来历史学家反复强调的,只是发生在武昌的一件事情,即湖北革命党人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等人将先前已经存在的“振武学社”更名为“文学社”。他们以研究文学为幌子,在湖北新军中宣传革命,后来又与共进社一起成为武昌首义的发难者、领导者。文学社的成立对辛亥来说,具有极其强烈的象征意义,但究竟是象征着革命高潮的到来,还是象征着革命危机,或象征着革命进人低谷,其实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个人的革命
说文学社的成立意味着革命高潮的到来,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也就是过了十个月的时间,文学社确实和共进社发起了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这是从后来的历史反推过来的看法,而按照当时的感觉,文学社的成立,其实标志着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革命已经陷入低谷,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间,随着清廷立宪运动按部就班稳步推进,革命眼见着就真的没有希望了,革命者开始发急了,发毛了,于是开始一系列更惨烈的暴力革命,试图打开一个缺口,挽救革命。要弄清楚这个过程或道理,还是让我们简单回溯一下革命的发生和发展。
晚清的民族主义革命思想起源并不是太早。经过几百年的民族融合,特别是面对西方“新异族”的出现,汉族知识分子久已认同了满洲人这个“老异族”,久已没有传统中国士大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样的心理紧张,汉族知识分子在“我大清王朝”体制下活得也比较滋润,特别是在慈禧太后当国这近半个世纪中,满洲贵族集团只是在名义上享有大清帝国的所有权,而经营权、管理权都几乎交给了汉族高官,清廷虽然在中央部院等一些重要岗位上设置满汉双首长制,但满大臣基本上是尸位素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要不是涉及、侵害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满大臣一般都很放手地让汉大臣尽心出力地工作。
汉族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被清廷的“联合执政”统一战线弄得神魂颠倒,不分东西,即便是后来反满意识强烈的孙中山,其最初阶段也不是要反满,而是要参与联合政权,希望在联合政府中谋得一个职务,哪怕这个职务只是一个小小的幕僚角色。
1894年6月,医生出身的孙中山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和药房,又通过关系找到上海名流郑观应、王韬、罗丰禄等人写了几张条子,北上天津找到当朝汉族第一高官李鸿章,希望能够在李的幕府中谋得一个职务。为此,孙中山精心撰写了一篇建议书,对清政府怎样才能摆脱困境、重建辉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富强治国的四大纲领,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中山认为,这四个方面是现代西方各国富强之大经,治国之根本,是大清国继续发展应该遵行的道理,而不是只知道坚船利炮。
孙中山的这些意见,在他自己看来或许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是不要忘了,他期望中的读者是李鸿章,那么从李鸿章立场看,这四点建议似乎就显得很小儿科了,李鸿章对这四点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得比这还要深。李鸿章的幕僚早在十年前就向他讲述过西方走向强盛的根本原因,在大清高官群体中早已知道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议院,知道立宪。即便拿孙中山的这四条建议与康有为六七年前提出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相比较,虽然说不上是理论上的倒退与弱化,但其思想主旨似乎还没有康有为式的政治意识,而更多地则与早期改良主义者如冯桂芬、王韬以及郑观应等人的主张相仿或相同,并没有多少独到见解。
李鸿章当然还知道,孙中山这样的上书在大清国并不是唯一的孤证或特例,在过去两百年中,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除了花钱捐官,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不厌其烦坚持不懈地上书,万一哪一天哪份上书打动了某一位高官,那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样的终南捷径,在那个年代太正常了,孙中山这样做,康有为也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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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4/4 16:5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