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大事莫过于盛衰兴亡，而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富于盛衰兴亡的故事，那么影响盛衰兴亡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君主个人的道德、人格与才能是否决定国家的治乱兴亡？一次次的反思，一次次的鉴戒，却依然是一个又一个王朝由兴盛转向衰败的重蹈覆辙，中国为何没有“万世一系”？为何逃不出这个历史怪圈？

南开历史学专家刘敏教授，积多年研究心得于一书，洞见历代政权兴衰更替之关键，破解古代中国历史怪圈之谜团，使读者在历史长河中畅游的同时发知今之哲思！

本书从上述历史问题入手，讲述了从夏商周三代到清王朝历朝历代的兴衰历史，从中总结历史兴衰更替的经验与教训。在叙述历代王朝由兴盛转向衰败的过程中，对历史上诸王朝兴衰的奥秘探原求因，视角独特，见解独到，试图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达到“鉴古而知今”的目的。本书文笔生动，论述简洁而不失深刻，可以做为一部简明的中国通史去读，也可以称之为现代版的“资治通鉴”。

序言

第一讲 三代兴亡

 一、夏、商在改革中兴盛

 二、纣王、酒与商朝灭亡

 三、周公摄政与改制

 四、“弭谤”与“戏诸侯”

第二讲 “争”与“变”的时代

 一、王室衰微，礼坏乐崩

 二、革新政治，诸侯争霸

 三、变法图强，鹿死秦手

 四、百家争鸣：士人的伊甸因

第三讲 秦亡汉兴，王侯无种

 一、百代行奏政，千年评始皇

 二、二世速亡谁之过

 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四、刘项胜败岂无凭

第四讲 从“无为”到“有为”

 一、清静无为，文景之冶

 二、“独尊儒术”与复归奏制

 三、雄才拓汉疆，财乏谋工商

 四、轮台罪己：汉武泰皇之异

第五讲 从崩溃到中兴

 一、“皇家愁马肥，百姓苦饥寒”

 二、王莽代汉：历史的选择

 三、托古改制，天下大乱

 四、人心思汉，光武中兴

第六讲 宦戚轮流擅权的东汉

 一、宦戚轮流控权，病因何在

 二、外戚权压主上，宦官“虐遍天下”

 三、党人与黄巾：两种不同的批判

第七讲 南北纷争。政权多嬗

 一、三国殊逢而同归于晋

 二、昙花一现的繁荣与统一

 三、台城频易主，秦淮依旧流

 四、鲜卑的改革与胡汉融合

第八讲 隋朝“以富强而丧败”

 一、隋文帝与“开皇之治”

 二、国富民贫，役繁不堪

 三、雷塘冢旁说杨广

第九讲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一、李世民的文治武功

 二、开明、开放：贞观政治的主旨

 三、《贞观政要》：安邦治国之书

第十讲 走上巅蟑

 一、士皇武则天：连接两个封建活世的复杂人物

 二、才华开盛世

 三、风流启祸乱

第十一讲 漫长的衰亡之路

 一、藩镇割据

 二、宦官专权

 三、牛李党争

 四、农民起艾

第十二讲 宋代的繁荣与“积贫”、“积弱”

 一、“黄袍加身”与“杯酒释兵权”

 二、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与“积贫”“积弱”

 三、王安石变法的是非功过

第十三讲 军事外交失败源于政治腐败

 一、奸佞擅权，功臣饮恨

 二、南宋灭亡及有关“忠臣”的思考

第十四讲 蒙古人的成功和难题

 一、不同以往的大帝国

 二、与王朝始终相伴的三大矛盾

 三、灭亡的导活索：变钞与开河

第十五讲 走向极端的明代中央集权

 一、最为专制的平民皇帝

 二、君主专制的畸形产儿：特务与权阉

 三、一个致力于“筑墙”的王朝

第十六讲 从中衰到灭亡

 一、道道难题困扰紫禁城

 二、一曲革弊兴利自救的悲歌

 三、崇祯皇帝同时遭遇皇太极和李自成

第十七讲 最后的盛世

 一、满洲贵族的崛起

 二、康雍乾盛世的标示

 三、古代盛世与近代世界：痼疾与新病

一、夏、商在改革中兴盛

历史已经步入了21世纪，这是纪元后的21世纪，而与之对称的纪元前21世纪，在中原大地上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夏朝是否确实存在过，许多学者持怀疑，甚至是否定态度，争论至今未果。笔者基于两个原因，对它的存在持肯定态度。一个原因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撰写了三代的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周朝的存在无人质疑，殷代曾被作为传说时代，但殷墟考古的发现，特别是甲骨文的出土，证明了司马迁《殷本纪》的可信，以此推断，他的《夏本纪》也应该是有可信的史料依据的，不会是子虚乌有。原因之二是，据古史记载，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今豫西晋南，而上世纪中叶以来在这一带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不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界定，都应属于夏文化，所差只是当时文字的证明。鉴于此，笔者的王朝史还是依据古史，特别是太史公司马迁的记载，从夏朝讲起。

夏王朝在历史上存在了四百多年(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被商王朝取代。商朝也称殷朝，在历史上存在了约六百年(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又为周王朝取代。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代王朝。在中国数千年的古代社会中，人们热衷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言必称慕“三代”，把夏、商、周看成是理想的“盛世”，而三代的开国君主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则成为圣明君主的楷模，伊尹、周公几乎成了贤臣良相的代名词，而三朝的末代君主夏桀、商纣、周厉王、周幽王也成了亡国之君的同义语，妹喜、妲己、褒姒则是女宠祸国的代表。至于甲骨卜辞、钟鼎铭文、《易》、《诗》、《书》、礼乐、典章、刑名、历法，均开中华民族文化之先河，给予后世极大的影响，历代对其也倍加重视。即便我们今天离三代王朝已有三四千年之遥，但三代的故事却依然对我们有启发意义。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夏、商、周三代，相因相革。历史上之所以称夏、商、周三代为盛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立国长久，均存在了数百年。盛世长存，但最终还是被后起的王朝替代了。三代王朝如何兴替？这其中有什么值得后世思考和借鉴的？

在国家产生之前，“夏”是氏族部落的名称，它与其他的氏族部落一起组成部落联盟，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在距今四千多年以前，中国历史正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也就是中国古史所说的“尧舜禹时期”，这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即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从氏族部落向国家过渡。阶级社会代替原始社会、国家代替氏族组织，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虽然如此，这种过渡并非以和平友好的方式实现，而是充满激烈的，甚至是流血的斗争。

在夏禹以前，部落联盟实行民主选举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制度。这是一种传贤的制度，在世界史上称为“军事民主制”，在中国古代则称为“禅让制”。尧、舜、禹三人，分别是陶唐氏、有虞氏、有夏氏三个氏族部落的首领，相继做了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据《尚书》、《孟子》、《史记》等记载，先是尧担任军事首长，“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到他老了的时候，部落联盟议事会讨论接班人的问题，有人推举尧的儿子丹朱，尧不同意，原因是：丹朱“顽凶”，不可以重用。于是，有人推荐舜为接班人。舜以仁孝而闻于天下，尧就让他协助自己处理联盟中的事务，果然舜恪尽职守。经过长期的考验，舜被确定为接班人。如果尧把天下之权授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如果把天下之权授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对此，尧的态度和回答是：“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尧最终把天下之权交给了舜。尧的话不失为治世之名言，尧的行为不失为大公无私的典范。

在尧舜时期，中原大地洪水泛滥，治水是部落联盟的头等大事。禹“敏给克勤”，“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洫。”变水害为水利，取得了治水的成功，受到人民的拥戴。于是，舜到晚年，决定把军事首领的职位传给禹。禹在位期间，虽然也按照禅让制的原则，推举东夷族首领皋陶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是不久皋陶却先禹而死。于是又推举另一位东夷族首领伯益为接班人。然而，历史在不断发展，军事首领的个人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像阶级社会的国王。例如，禹掌权后，曾在涂山(在今安徽省蚌埠市西)和会稽山(在今浙江省绍兴境内)朝会诸侯(即氏族部落首领)，结果，“执玉帛者万国”。有一位防风氏的首领迟到了，禹大怒，下令将其处死，这里所显示的是国王的权威，已完全不是部落联盟的民主精神。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不断扩大，私有观念也越来越增强，禹已经不想把权位传给自己家族以外的人，尤其是其他氏族部落的人。表面上他以伯益为接班人，而实际上却指使自己的儿子启网罗党羽、发展势力。结果禹死后，他的儿子启依靠自己的实力，夺得了本应属于伯益的权位。伯益不服，被启杀掉。从此，传子代替了传贤，世袭的王权制代替了民主的禅让制，夏王朝因此而诞生了。

夏禹是中国历史上部落联盟的最后一位首领，也是阶级社会的第一位国王。可以说他的一只脚站在氏族的土地上，而另一只脚迈进了国家的门坎儿，他是纪元前21世纪一位敢于破除旧制度的改革家。但是，旧制度是一种传统，是人类昨天创造的历史。传统是人类的财富，同时也是人类前进的包袱。当有人要革除旧制、创立新制时，必然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抵制，甚至是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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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人尚福尔有一句名言：“恋爱有趣如小说，婚姻无聊如历史。”这幽默的调侃让历史学家们略显尴尬。但冷静一想，用哲学的思维来看待哲人的哲言，它并非就是普遍和绝对的哲理。原因很简单，笔者在多年与学生以及朋友或其他人士的交往中发现并感觉到，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历史，特别是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是有着浓厚兴趣的。我对西方文化缺乏了解，但总觉得作为社会普通成员的中西方人，生存的兴奋点不太相同。西方人虽然富于民主传统，但一般人更多关心的是个人的生活和权利，而中国人虽说习惯于领导决定，但却热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暂且不管这是优点还是缺点，按照逻辑推导，国家最大的事莫过于盛衰兴亡，而中国盛衰兴亡的故事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更丰富，所以中国人怎么能不关注历史，怎么能不喜欢历史呢？我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古代王朝兴衰史论”的课程，受到许多学生的热烈欢迎，每年都有数百学生选修这门课程，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就是在这门课程讲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希望广大青年学生和历史爱好者们，也能和我的南开学生们一样，喜欢我的历史课，喜欢这本历史书。

笔者在讲授“中国古代王朝兴衰史论”这门课的过程中，学生们曾经提出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我讨论，请我解答。其中一些问题不但重要，而且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意义，比如说历史是什么，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如何，学习历史仅仅是增长知识吗，为什么特别关注王朝盛衰兴亡的历史，影响盛衰兴亡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等等。我把给他们的一部分回答写在下面，权且作为这本书的序言。

就像睿智的哲学家们总是在锲而不舍地探索哲学的基本问题、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一样，历史学家们也总是在思考“历史是什么”这个既筒单又复杂的问题，他们分别为“历史”一词下了无数个定义，英国学者E·H·卡尔甚至还专门写了《历史是什么？》一书。笔者是辩证唯物论者，按照辩证唯物论的经典说法，“历史”的含义很朴实很简单，它不过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连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历史是“各个时代的依次更替，每一代都利用了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这就是说，一个时代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又有不同于前代的特点。

历史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在继承中延续，在否定中向前。汉朝继承了秦朝，也否定了秦朝，而它自身又被后来的朝代所否定和继承。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从这样一种认识论观点出发，笔者认为王朝的盛衰兴亡，如同日出日落一样的正常和自然，但同时又要指明，这种盛衰兴亡又不是随随便便地发生的。历史上所有的王朝都有它们兴盛的理由，也都有它们衰亡的原因，其中有共性，也有个性；有必然，也有偶然。这是笔者在教授这门课、写这本书时所特别关注的问题。

狭义的“历史”应该是纯客观的，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发展，不以人的认知和评判为转移。但是对于后人来说，这种纯客观的历史几乎是不存在的，他们所接触的历史都是经过人为的采择记录和臧否评价，也就是说，人们学习和了解的历史，其实不过是历史学而已。中国不但有悠久的历史，同样有悠久而不间断的历史学。《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中国从传说的黄帝始，历朝历代都设有史官，记言论，录行为，解释事变，评判人物，这是中国人引为骄傲的遗产。

中国传统历史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写昨天和前天的历史，并不是为了昨天和前天，而恰恰是为了今天和明天。汉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篇中说：“古之人有言日：‘不知来，视诸往。’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强调历史学的现实效应。而在这方面特别应该提出的是，中国古代曾经产生过两位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汉人司马迁和宋人司马光。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谈及他写作《史记》的目的，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他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为了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通晓古今历史演进变化的奥秘；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目的是要通过探讨历代的盛衰兴亡，法善戒恶，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而这两个方面，尤其是后者，正是中国传统历史学的特色，也正是笔者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所在。

一部二十四史主要是政治史，其中除了《史记》是通史之外，其他全部都是王朝的断代史，其内容则主要是王朝盛衰兴亡的政治史。一部轰轰烈烈八十多集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一个招来不少论敌和粉丝的百家讲坛《品三国》《明亡清兴六十年》，激发了更多的国人对历史的兴趣。“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让人们对历史不仅充满了感慨和惆怅，也满怀潇洒和超脱。但历史毕竟不是演戏，也不是说书，盛衰兴亡是异常沉重，甚至是极其惨烈的事情。据统计，从夏、商、周三代到清帝国，中国历史上林林总总出现过的国家政权不下六七十个之多，哪一个国家都不会随便灭亡，哪一个王朝也不肯轻易被取代，兴替之间即便不全都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也普遍是“刀光剑影”、“鼓角争鸣”。所以，一部盛衰兴亡的中国古代王朝史，带给人们的主要不是轻松的潇洒和超脱，而应该是深刻的思考和借鉴。

兴亡总有因，盛衰岂无凭？考察中国古代王朝的兴盛，不论是王朝建立后的初兴，还是危机之后的中兴，其兴盛的原因，几乎都与兴利除弊的改革有关，特别是历史上那些成功的改革，往往成为社会全面复苏、发展、强盛的契机。古老的《易经》中就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可以说，改革是历史的开路先锋。没有商汤、周公的改革，就不会有商、周时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没有秦、汉的改革，就不会有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没有隋、唐的改革，就不会有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总之，没有改革，就没有王朝的兴盛，也就没有中国古代那绚烂多姿的历史。

在探索中国古代王朝盛衰兴亡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到，有一些共性的社会问题，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地政策和赋役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解决得怎样，处理得如何，往往成为社会治乱、国家兴衰的关键所在。其原因颇为简单：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本，赋税和徭役是古代王朝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在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中，土地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中国历史上无数的风云变幻、生离死别、社会动荡、农民起义，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土地的占有、使用、分配有关。土地问题牵动着整个社会，各个朝代几乎都把调整土地政策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从专制君主到朝廷宰相、从理财家到思想家，各个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为土地问题而绞尽脑汁。～且不说关于土地问题的各种各样的理想，单是历代曾经实行过的土地制度、土地政策就有很多：“井田制”、“爰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实田”、“限田”、“名田”、“度田”、“跑马圈地”等等。土地滋养着人类，同时也困扰着社会。而田连阡陌者不耕，耕者无立锥之土，这就是历代土地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制约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所在。

而赋税徭役则是喂养专制君主、贵族官僚以及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母奶。中国古代的赋役主要包括土地税、人头税、工商资产税、土特产贡纳、徭役、兵役，以及随时随地、无休无止的临时征役和苛捐杂税。赋役的轻重往往与政治的清浊、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衰有关。赋役除了用于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外，主要则是为统治者所挥霍。为了满足统治者无所限制的奢靡挥霍，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庞大支出及巨大的浪费和贪污，赋役的征发也就无所限制，不到奶干血尽而不止，甚至奶干血尽尚不已。沉重的赋役负担是农民破产的主要原因，也常常成为中国历史上农民揭竿而起的导火索。

历史上几乎所有王朝的衰亡均与统治者的腐败有关，腐则朽，朽则滥，滥则败，败则亡。几乎所有朝代的衰亡均与统治集团、贵族官僚的腐化相连：荒淫腐化则耗尽资财，致使国家府库空空；荒淫腐化则加重剥削，致使老百姓无以为生，逼上梁山；荒淫腐化则贿赂公行，甚至明码标价，卖官鬻爵，致使政治极端腐败；荒淫腐化则殆于政事，大权旁落，致使外戚、宦官、权臣擅权胡为；荒淫腐化则边防废弛，军队衰弱，致使本来很有限的军费，出了国家的府库就入了军将的家门，致使边兵无衣，光身着甲，边兵无粮，空腹御敌。翻检一代代的亡国史，无不是腐败与衰亡紧密相连。历史的经验证明，腐败是要亡国的。

考察各个朝代的腐败现象，人们会发现，腐败是有不同层次和不同形式的区分的。那么，什么是导致国家衰亡的最主要最严重的腐败呢？笔者以为是吏治的腐败，是整个官僚队伍的堕落。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最高统治者的荒淫腐朽，会引发贵族官僚们的效法随行，但毕竟最高统治者人数有限，加之天高皇帝远，对下层老百姓的直接影响有一定的局限。但整个官僚队伍的腐败堕落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临官、临吏，特别是临民，影响全面而且深入，对社会的蛀蚀几乎是无孔不入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整个官僚队伍的普遍腐败堕落是极其可怕的，是可以导致亡国的最严重的腐败。

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王朝史，基本都是处于君主专制的国家形态下，君主个人的道德、人格与才能，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的治乱兴亡。其中特别是重用贤臣能人还是信用佞臣小人，虚心纳谏还是刚愎自用，更是分别明君圣主和昏君庸主的首要条件。在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的君臣组合图像中，每一位盛世君主的身旁都簇立着一批治世之能臣，而每一个乱世昏君的背后都环伺着一帮谗谀之奸臣。清代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专门讲君主用人对国家兴亡的极端重要性，他举例说：“胡亥杀兄，旋以死亡；太甲、成王，终安其位；则伊尹、周公之与赵高，相去不但若霄壤也。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汉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赵普也，未能已乱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无托孤之旧臣，则兵连祸结而尤为人伦之大变。徐达、刘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虽然，国祚之所以不倾者，无谀臣也。”船山先生说得是何等的好啊！胡亥之亡在于赵高，太甲、成王之安在于伊尹、周公，秦始皇最大的错误在于喜欢别人的阿谀奉承，结果把国家托付于赵高，汉、宋两朝开国君主仅用周勃、赵普，就可以不亡，明朝建文帝哪怕身边只有一个徐达或者刘基，也不至于旋踵即败，连一世都不传，但当时的明朝之所以不亡，好在当时没有奸佞之臣擅权。

反思前朝败亡的教训，鉴古戒今，本来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和历史学的特点，是值得肯定的传统。但令人遗憾的是，一次次的反思，一次次的鉴戒，却依然是一个又一个王朝，可悲地一次又一次重蹈前朝灭亡的覆辙，这也称得上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个怪圈！唐代著名文学家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下了这样令人思索的名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为什么历代的统治者也是在不断地思索，也是在不断地借鉴，但他们就是找不到根本的症结所在，就是逃不出这个怪圈呢？翻检历代的奏议、表章、诏令、律条，我们不难发现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历史上统治者的目光总是仅仅盯着“国计”，而把重要的“民生”问题只当成某件衣服上的饰物而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战国时代的孟子就提出了如此光辉的思想，但真正将这种民本思想付诸实施，并不那么容易。在中国常常可见具有先进思想的精英知识分子，批判明君思想、清官思想、民本思想，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些思想均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君主制度的产物。

“鉴古而戒今”，这是古人的常训，杜牧“复哀”的名言更是时常在我们的脑海中萦绕，出于鉴古戒今的良好愿望，笔者曾经满怀激情地想要把这部讲稿写成一部有史实、有思想、有感情、有文采的历史书，克服某些历史书艰涩呆板的毛病，但当完成全书搁笔之时，笔者已不敢奢望这本书在给人们历史知识的同时，还可以既引入思索，又引人入胜了，而是退而求其次，只要这本书能够起到一点点鉴古戒今的作用，也就略感欣慰了。

笔者虽然教授中国古代历史多年，但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秦汉史，因此在编写这本教材的过程中，特别是秦汉之外的其他历史时期，学习和参考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著作，谨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