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为“敦煌回忆录”系列的第二部，讲述了老一辈敦煌艺术研究专家、建筑学家、画家孙儒僴先生从出生、求学、进入敦煌、离开敦煌、重返敦煌直至离开工作岗位的整个的心路历程。通过老先生的讲述，读者可以了解和见证敦煌艺术的瑰丽雄奇、博大精深，以及敦煌学者们近百年来不断取得的辉煌成就。

孙儒僩，1925年10月17日出生，四川新津人。1947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工作，曾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化厅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 在莫高窟工作的46年，从事壁画建筑资料的临摹、整理，唐宋窟檐的测绘、石窟保护加固工程的方案设计、施工等工作。参与编写《敦煌艺术全集·石窟建筑卷》《敦煌艺术全集·建筑画卷》《敦煌学大词典》等。

一 我的家庭
二 烽火中求学
三 奔赴敦煌
四 初到莫高窟
五 莫高窟的艰难岁月
六 接管前后
七 重新选择回敦煌工作
八 戴上“右派”帽子
九 60年代治沙和石窟加固工程
十 “文革”期间
十一 70年代在农村劳动改造
十二 落实政策重回敦煌
十三 繁忙的80年代
十四 退休后的生活
后记

守护敦煌，守护艺术，守护文明。《菩提树下》以顺畅婉转的语言，为读者讲述一位敦煌老人平凡而伟大的艺术人生。您可以从中了解敦煌艺术的瑰丽雄奇、博大精深，以及老一辈敦煌学者取得的辉煌成就。
孙儒僩先生在莫高窟工作的46年，从事壁画建筑资料的临摹、整理，唐宋窟檐的测绘、石窟保护加固工程的方案设计、施工等工作。

我的口述历史，经过不
短时间的口述、记录、整理
、编辑，算是定稿了。通过
口述，我检阅了我的一生。
1947年，因一个偶然的机
遇，我踏上敦煌之路，来到
敦煌艺术研究所所在地莫高
窟，从事石窟保护和研究工
作。1993年退休，又接受
返聘，一直到80岁(2005年)
，我在石窟保护岗位上工作
了近60年。在莫高窟这个不
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天地里，
我跟随三届领导，经历了敦
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
究所，直到现在的敦煌研究
院。主要从事莫高窟防沙、
治沙，壁画塑像维修，石窟
日常维护，工程地质勘查及
大规模石窟加固，石窟保护
研究，工作、生活用途的房
屋设计及施工等工作。对于
我一个学历浅薄、知识贫乏
的人来说，需要做什么，我
就学点什么，但都是浮光掠
影。石窟科研项目、工程技
术、文物保护与技术，都是
一些独立的大学科，我只是
尽力而为而已。
我已步入耄耋之年，我
的一生没有突出的成绩，没
有值得夸耀的事情。与单位
上的画家、敦煌学家相比，
如果我能称“家”的话，只能
说是一个打杂的“杂家”，这
是我对自己的评价。是非功
过，留给后人评说。
回想在敦煌的前二三十
年，莫高窟的生活艰难而清
贫，而我竟把李其琼邀约到
敦煌，并在这里成家，生儿
育女。她和我一起遭受政治
打击和日常屈辱，但她仍然
是坚强的，在自己的岗位上
努力追求敦煌艺术，坚持临
摹工作，不停地学习、探索
和研究，做出了应有的成绩
。不幸的是，从20世纪50
年代到70年代的20年间，
不公平的打击，使我们失去
20年的宝贵年华，但我们并
没有倒下或失去信心，我们
坚强活着，工作、劳动，做
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不辱使
命。
遗憾的是我们的三个子
女，因我们的遭遇和处境，
缺乏对他的关照，以致他们
过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没
有接受良好的教育。好在他
们尚能自我努力，走上了自
谋生路的道路，踏踏关实工
作，规规矩矩做人。
2012年10月26日，老伴
舍弃了敦煌艺术情缘，走完
了她的艺术人生，先我而归
了。儿子幼年得病，潜藏几
十年，终于在刚刚退休之后
一病不起，先我而去。老年
失伴丧子，但我挺过来了，
生命无常，各人有各自的归
宿。我活着，也许是他们的
愿望。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
梧叶已秋声”，时光消逝，
岁月无情，匆匆间我已九十
有三了。我没有其他的奢望
，一切顺其自然。六年前老
伴走后，我曾学着填词一首
：
当年万里苦追求，相伴
赴沙洲。
宕泉坎坷寻梦，危崖千
窟游。
事未就，鬓已秋，伴西
游。
此生将了，心留莫高，
身老兰州。
感谢院领导，感谢杨雪
梅女士整理的部分初稿，更
感谢齐双吉先生整理大部分
初稿及其对初稿的尽心整编
和精细加工。
1948—1949年，时局特
殊，对坚守莫高窟的人员是
个严峻考验，我之前针对这
一时期写过回忆文章，增补
到我的口述史中，就是五、
六两节中的大部分内容。虽
然我经历的重要事情在口述
中都有所涉及，但因口述形
式的限制，对有些事情缺乏
理性思考或感性表达，索性
用我之前的成文做了替换。
其他文字初稿，第一、二、
七、八章为杨雪梅女士整理
，其余九、十、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十五章全部
是齐双吉先生整理。祝他们
健康幸福!
祝愿莫高，万载千秋!
孙儒倜
2018年8月

我的父亲母亲
我年少时从家人口中得知，我的家族不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而是从湖北移民过去的。明末清初，四川遭张献忠之乱，各州县人民死伤无数，人口骤减。清政府下令从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移民四川，所以十个四川人，九个说自己是湖广人，而且大多是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人。我猜想孝感乡可能是个转运站，移民在这里登记、领点费用，然后出发。我们家人也说是从孝感乡移民四川的，据说祖先是渔民，一边划船，一边打鱼，一边行走，到了长江上游的宜宾，落脚停留了几年，然后沿岷江到了新津县永兴场——定居。
1925年，我在四川新津永兴场家中出生，童年和少年时光都在新津度过。新津县是成都平原的富庶地区，大多数土地都是肥沃的，但永兴场比较贫困——不是河坝就是丘陵，乡镇上没有大地主，都是中小农民。我出生之前，我家在永兴场孙家坝楠木林。这个地方叫作楠木林，是因为生长着很多楠木。楠木是一种珍贵的树种，长得很粗壮。为了防止水患，人们修了两米多高的土围子，土围子的出口用石条砌成石门，洪水起来时就把门堵上。因为祖上是渔民，修的房子靠近河流，出门走几步就到河边了。
祖父留下一院房子，我家和伯父家各占一半(图1-1)。楠木林有两处大院子，都是我们孙家的，此外，这里也有少数其他姓氏的人家。孙家院子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是“百年老屋”，现已列为县级文物单位——孙家大院(图1-2)。我们弟兄都出生在老院子。后来由于总遭水患，同时因为父亲做调节矛盾的“中立人”时得罪了人，家里遭到威胁，父亲就在场镇上买了座较小的院子。
我的父亲是地方上的一个老学究，读过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没有固定职业。他创办了“永兴善会”，致力于慈善事业，每年春忙或特殊时期都救济农村的贫困人口或流浪人口：生活困难看不起病的，“永兴善会”给点救助，施舍点医药；去世了无法安葬的，“永兴善会”施舍个小棺材，等等。当地百姓都称父亲“孙善人”。
父亲信奉“槐轩道”。“槐轩学说”是儒道结合的一种学说，为清朝中期双流县刘氏创立，在川西地区很有影响，新津县、双流县以及成都平原的其他地区都有信众。后来，父亲成了刘氏学说在新津县的传人。“槐轩学派”需要练功和打坐，像瑜伽一样。父亲每天早上起床后打坐一会，中午休息时打坐一会，晚上睡觉前也打坐。当地经常举办法会，父亲是发起人，请道士念两三天经。每到七月十五“鬼节”，还会举办“中元法会”，为地方消灾，为人们祈福。父亲晚年和别人合作，在我们当地的一处风景区——天社山修建了“三清殿”和“八角亭”，至今仍保存完好。
地方上还有一种群众组织“哥老会”，父亲从事的慈善事业与这个组织并无利害关系，彼此互不干涉。据说“哥老会”是清代产生的反清群众组织，清朝灭亡后，“哥老会”留存下来，成了一种地方势力。“哥老会”的成员叫袍哥，袍哥分为两种，一种叫浑水，一种叫清水。清水袍哥在地方有点势力；浑水袍哥经常干着买卖大烟、打家劫舍的勾当。由于父亲在当地有一些威望，袍哥们对他比较尊重。逢赶集天，袍哥们喜欢到茶馆喝茶。父亲路过茶馆时，袍哥们站起来招呼：“孙老师，请坐，请吃茶!”父亲回敬：“谢了，请坐!”有时“哥老会”之间发生矛盾甚至枪战，没法收拾摊子了，也会请父亲出来调解。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中间人物。
父亲娶过两房妻子，论理我有两位母亲。前母杨氏生了大哥孙孟潜，大哥幼时前母去世了。我的生母姓董，生了四哥、五哥、六哥、七哥、姐姐、九哥和我(图卜3)。母亲是邻县双流人，娘家是个世家，但因家道中落，经济不太好了。母亲读过旧学，虽然读书不多，但是小楷写得很好，后来我到敦煌工作了，她还用毛笔给我写过信。我的一个舅舅是中医，母亲耳濡目染，对医道也略知一二，我小时候家里有人生病了，母亲可以开个药方叫人去抓药，还急救过人。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