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1910-2005），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云南大学燕京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80年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荣誉奖。1981年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Huxley）奖章。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民族与社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行行重行行》《人的研究在中国》等，群言出版社编辑出版《费孝通文集》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费孝通全集》20卷，著作等身，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这本书虽然不厚，但一直不断被后学者学习和引
用，时至今日，对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和文
化仍
然有很多启示。
——周其仁知名经济学家

这集子里所收的十四篇论文是从我过去一年所讲“乡
村社会学”的课程中所整理出来的一部分。我这门课程已
讲过好几遍，最初我采用美国的教本作参考，觉得不很惬
意，又曾用我自己调查的材料讲，而那时我正注意中国乡
村经济一方面的问题，学生们虽觉得有兴趣，但是在乡村
社会学中讲经济问题未免太偏，而且同时学校有土地经济
学和比较经济制度等课程，未免重复太多。过去一年我决
定另起炉灶，甚至暂时撇开经济问题，专从社会结构本身
来发挥。初次试验离开成熟之境还远，但这也算是我个人
的一种企图。
以我个人在社会学门内的工作说，这是我所努力的第
二期。第一期的工作是实地的社区研究。我离开清华大学
研究院之后就选择了这方面。二十四年的夏天，我和前妻
王同惠女士一同到广西瑶山去研究当地瑶民的生活。那年
冬天在山里遭遇了不幸，前妻未获生回，我亦负伤，一直
在广州医院度过了春天才北返。在养病期间，我整理了前
妻的遗稿，写成了《花篮瑶社会组织》。二十五年夏天我
到自己家乡调查了一个村子，秋天到英国，整理材料，在
老师Malinowski教授指导之下，写成了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在二十七年返国前付印，二十八年出版。返国
时抗战已进入第二年，所以我只能从安南入云南，住下了
，得到中英庚款的资助，在云南开始实地研究工作，写出
了一本《禄村农田》。后来得到农民银行的资助，成立了
一个小规模的研究室，附设于云南大学，系云大和燕京大
学合作机关。我那时的工作是帮忙年轻朋友们一起下乡调
查，而且因为昆明轰炸频繁，所以在二十九年冬迁到呈贡
，古城村的魁星阁。这个研究室从此得到了“魁阁”这个
绰号。我们进行的工作有好几个计划，前后参加的也有十
多人，有结果的是：张子毅先生的《易村手工业》、《玉
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史国衡先生的《昆
厂劳工》、《个旧矿工》；谷苞先生的《化城镇的基层行
政》；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
胡庆钧先生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其中有若干业已出
版。我是魁阁的总助手，帮着大家讨论和写作，甚至抄钢
笔板和油印。三十二年我到美国去了一年，把《禄村农田
》、《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改写成英文，
成为Earthbound China一书，《昆厂劳工》改写成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三十三年回国，我一方面依旧
继续做魁阁的研究工作，同时在云大和联大兼课，开始我
的第二期工作。第二期工作是社会结构的分析，偏于通论
性质，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生育制度》是这
方面的第一本著作，这本《乡土中国》可以说是第二本。
我在这两期的研究工作中虽则各有偏重，但在性质上是连
贯的。为了要说明我选择这些方向来发展中国的社会学的
理由，我不能不在这里一述我所认识的现代社会学的趋势
。
纯粹社会学是超越于各种特殊社会科学之上的，但是
从社会行为作为对象，撇开功能立场，而从形式人手研究
，又不免进入心理学的范围。这里又使我们回想到孔德在
建立他的科学级层论时对于心理学地位的犹豫了。他不知
道应当把心理现象放在社会现象之下，还是之上。他这种
犹豫是起于心理现象的二元性：其一是现在所谓生理心理
学；其二是现在所谓社会心理学。这两种其实并不隶属于
一个层次，而是两片夹着社会现象的面包。纯粹社会学可
以说是以最上层的一片为对象的。
总起来说，现代社会学还没有达到一个为所有被称为
社会学者共同接受的明白领域。但在发展的趋势上看去，
可以说的是社会学很不容易和政治学、经济学等在一个平
面上去分得一个独立的范围。它只有从另外一个层次上去
得到一个研究社会现象的综合立场。我在这里指出了两条
路线，指向两个方向。很可能是再从这两个方向分成两门
学问：把社区分析让给新兴的社会人类学，而由“社会学
”去发挥社会行为形式的研究。名称固然是并不重要的，
但是社会学内容的常变和复杂确是引起许多误会的原因。
依我这种对社会学趋势的认识来说，《生育制度》可以代
表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某一制度的尝试，而这《乡土中国》
却是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在比较研究
中，先得确立若干可以比较的类型，也就是依不同结构的
原则分别确定它所形成的格式。去年春天我曾根据Mead女
土的The American Character一书写成一本《美国人的性
格》，并在该书的后记里讨论过所谓文化格式的意思。在
这里我不再复述了。这两本书可以合着看，因为我在这书
里是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和Mead女士根
据美国的事实说明移民社会的特性在方法上是相通的。
我已经很久想整理这些在“乡村社会学”课上所讲的
材料，但是总觉得还没有成熟，所以迟迟不敢下笔。去年
暑假里，张纯明先生约我为《世纪评论》长期撰稿，盛情
难却，才决定在这学期中，随讲随写，随写随寄，随寄随
发表，一共已有十几篇。储安平先生约我在观察丛书里加
入一份，才决定重新编了一下，有

导读 从《乡土中国》认知中国
重刊序言
乡土本色
文字下乡
再论文字下乡
差序格局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家族
男女有别
礼治秩序
无讼
无为政治
长老统治
血缘和地缘
名实的分离
从欲望到需要
后记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的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着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语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
P1-3

《乡土中国》取自作者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而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分期连载的14篇文章。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

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经过，在后记里已交代清楚。这里
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
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
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14篇文章。
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
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
义的课题。那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
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我借“乡村社会学
”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我是一面探索一面
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
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因而离开所想反映的实际，常
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样。我
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
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
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
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
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至于攻关的结
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新
闯的领域中，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
在教室里讲课和用文字传达，公开向社会上发表，当
然不能看作一回事，在教室里，教师是在带领学生追求知
识，把未知化为已知。在社会上发表一种见解，本身是一
种社会行动，会引起广泛的社会效果。对实际情况不正确
的反映难免会引起不良的影响。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在
发表这些文章之前，犹豫过。所以该书初次出版时在后记
中向读者恳切说明：由于刊物的编者“限期限日的催稿，
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再发表。”“这算不得是定
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尝试
什么呢?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
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这书出版是在1947年，离今已有37年。三联书店为什
么建议我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他们去重刊，我不知道。我同
意他们的建议是因为我只把它看成是我一生经历中留下的
一个脚印，已经踏下的脚印是历史的事实，谁也收不回去
的。现在把它作为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轻人在知识领
域里猛闯猛攻的标本，拿出来再看看，倒另有一番新的意
义。至于本书内容所提出的论点，以我现有的水平来说，
还是认为值得有人深入研究的，而且未始没有现实的意义
。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
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
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
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
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
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
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
。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
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Type这个名词来指称。Ideal Type
的适当翻译可以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
。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
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这个概
念的形成既然是从具体事物里提炼出来的，那就得不断地
在具体事物里去核实，逐步减少误差。我称这是一项探索
，又一再说是初步的尝试，得到的还是不成熟的观点，那
就是说如果承认这样去做确可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那就还得深入下去，还需要花一番工夫。
这本书最初出版之后，一搁已有37年。在这一段时间
里，由于客观的条件，我没有能在这方面继续搞下去。当
三联书店提出想重刊此书时，我又从头读了一遍。我不能
不为当时那股闯劲所触动。而今老矣。回头看，那一去不
复返的年轻时代也越觉得可爱。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
奉献给新的一代年轻人。这里所述的看法大可议论，但是
这种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看来还是值得观摩的。让我
在这种心情里寄出这份校订过的稿子给书店罢。
1984年10月11日

《乡土中国》一书为费老的社会学经典著作。
这本书解读了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基层社会的体系特点，其中一些比较重要且为人熟知的概念包括如熟人社会、关系、差序格局、圈子等。在中国社会正经历巨变的当下，很多社会冲突与话题讨论点都可以从费老的书中找到明确的答案或者参考。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其价值永恒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