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六个阶段讲述了1857年至1937年共80年的日本历史。如果用日本近代史固有的语言来表述各个时代，六个阶段可以简单概括为：“公武合体”→“尊王倒幕”→“殖产兴业”→“明治立宪制”→“大正民主”→“昭和法西斯主义”。不过，即便列出了各时代的特征，仍无法明白各时代的相互关系。于是，作者将这六个阶段改称为“改革时代”→“革命时代”→“建设时代”→“运用时代”→“重组时代”→“危机时代”。“公武合体”相当于“改革时代”，“尊王倒幕”相当于“革命时代”，“殖产兴业”相当于“建设时代”，“明治立宪制”相当于“运用时代”，“大正民主”相当于“重组时代”，“昭和法西斯主义”相当于“危机时代”。
本书将1937年以暗示“危机时代”终结、“崩溃时代”开始的形式结束了分析。原因在第六章中也有论述，就是说，“崩溃时代”自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太平洋战争会以失败收场。
对于日本战后近70年的历史，作者认为，虽然“革命时代”找起来比较困难，但除此之外的“改革”→“建设”→“运用”→“重组”→“危机”乃至“崩溃”的各阶段，感觉都可以从战后的历史中找到影子。

第一章 改革（1857-1863）
1.“尊王攘夷”与“佐幕开国”
2. 西乡隆盛的“合纵连横”论
3.“单独出兵”抑或“合纵连横”？
4.“尊王攘夷”的抬头与萨长对立
5. 混乱的文久二年
第二章 革命（1863-1871）
1. 西乡构想的复苏
2. 公议会
3. 萨长同盟
4.“公议会”抑或“武力倒幕”？
5. 革命的终焉
6.“官军”的解散和重组
第三章 建设（1871-1880）
1. 寻找“建设”的蓝图—岩仓使节团赴欧美考察
2.“强兵”与“舆论”—征韩论分裂与设立民选议院建议
3.“富国强兵”与“公议舆论
4.“公议舆论派”的分裂与“富国派”全盛
第四章 运用（1880-1893）
1. 农民参政
2.“富国”路线的挫折与立宪政体构想的分化
3.“强兵”的复权与日中对立
4. 颁布宪法和开设议会
第五章 重组（1894-1924）
1. 积极主义和立宪政友会成立
2. 日俄战争和对政界重组的期待
3. 大正政变
4.“民本主义”登场
5.“宪政的通常道路”和“苦节十年”
6. 原敬内阁与“民本主义”的对立
第六章 危机（1925-1937）
1. 内政·外交的两极化
2. 危机趋显与政党凋落——从“满洲事变”到“5·15”事件
3. 危机旋涡中的民主主义
4. 从“危机”到“崩坏”
结语
译者说明

本书将1857年(安政四年)至1937年(昭和十二年)期间
的80年日本历史划分为六个考察阶段。如果以日本近代史
的既有词语表达，这六个阶段按顺序分别为“公武合体”
“尊王倒幕”“殖产兴业”“明治立宪制”“大正民主”
和“昭和法西斯”。
但是，如果按照以上特征区分各个时代，我们就难以
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本书尝试将这六个阶段
重新命名为“改革的时代”“革命的时代”“建设的时代
”“运用的时代”“重组的时代”和“危机的时代”。亦
即“公武台体”相当于“改革的时代”，“尊王攘夷”相
当于“革命的时代”，“殖产兴业”相当于“建设的时代
”，“明治立宪制”相当于“运用的时代”，“大正民主
”相当于“重组的时代”，而“昭和法西斯”相当于“危
机的时代”。
本书的分析终于1937年，暗示着“危机的时代”之结
束，亦即“崩溃的时代”之开端。关于其理由，正如本书
第六章结尾部分所述，“崩溃的时代”以中日全面战争的
爆发为开端，以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战败为结束，这是
很容易理解的。
以“改革的时代”为开端，以“崩溃的时代”为终结
——在这样的日本战前史后，则又开始了战后改革之“改
革的时代”。对于战后66年的历史，我没有做过专门研究
，因此也没有发言的资格。但是，从战后66年的历史中，
虽然看不出“革命的时代”，却似乎亦可觅得“改革”“
建设”“运用”“重组”“危机”甚至是“崩溃”的各个
阶段。
有关战后66年的六个阶段，笔者作为门外汉的观点暂
述即此。下面，笔者即将从1857年为开端的“改革的时代
”开始，依次讲述日本近代的六个阶段。
在史料的引用方面，为了让读者充分理解其意，原则
上尽量使用新汉字及现代假名用法，也会适当增加标点，
注明注音和送假名，并将一些汉字和片假名改为平假名。
另外，引用史料中的“【】”符号为笔者所加注释。
关于书中年月目的表记，凡未明确标注之处，以1872
年(明治五年)12月2日以前为阴历，1873年(明治六年)1月
1日之后为公历。
此外，本书第四章及此后内容时常涉及大选带来的议
席变化，其变化是众议院解散当天和召集当天的数据比较
。这是由于，即使在战前，也常有无党派议员在当选后立
即投靠执政党的情况。

本书稿是一部研究日本近代历史的学术专著，作者为日本著名学者、东京大学教授坂野润治。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共分为六章展开，从近代日本史开端直到1937年。本书写作风格深入浅出，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书稿中运用了大量故事、案例、数据并进行了引注，体例严谨、规范，视角比较独特，有新意。对于中国读者深入了解日本近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本书不涉及敏感问题，不属于重大选题报备范围。

正如第六章所述，昭和10年代初期的日本领导层在四
分五裂中趋于细碎化。在这样的国内局面下，爆发了武藤
贞一所预测的“大战开端”——日中战争。昭和10年代初
期的日本国民正处于“内政”与“外交”双重国难的入口
处。
无疑，日本国民从这双重国难中得以解放之际，正是
1945年8月15日。只会无穷扩大毫无出路的战争的军人与政
治家被逐出局，国民从战争中得以解脱。
当论及2011年3月11日的大地震、大海啸、核事故“
三重苦”时，很多人自然会与当年8月15日之后，日本人从
国难中实现的复兴相对比。很多人认为，曾经从战败后的
废墟中实现复兴的日本人，必然也能够克服这次“3·11”
国难。
但是，在分析了本书第六章“危机时代”向后来“崩
溃时代”发展的过程后，笔者认为，2011年3月11日，更加
接近于日中战争爆发之际的1937年7月7日。
1937年7月7日的日本，正处于“崩溃时代”的入口。
而1945年8月15日的日本，则终结了“崩溃时代”，迎来了
“改革时代”。日本国民从愚蠢的领导人与愚蠢的战争之
下得以解放，在重燃希望后接受了战后改革，并全力投入
复兴。
而茌遭遇“3·11”三重国难的日本，既没有对于改革
的希望，也没有对于领导人的信赖。当然，重建和复兴东
北地方是日本国民的一致心愿。但是，本应领导这一事业
的日本政治领导层，却像昭和10年代初期那样，在四分五
裂中趋于细碎化。所谓面对“国难”时，必然发生“明治
维新”“战后改革”的说法，只是一种疏于具体历史分析
的单纯乐观论而已。“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确实给
日本带来了发展，但正如本书第六章所示，“昭和维新”
却加剧了危机，最终招致灾难。
要克服“3·11”带来的国难，日本国民需要新的领导
层。在四分五裂的、细碎化的领导层之下，无论是“重建
”还是“复兴”，都可谓希望渺茫。
然而，“兴”“亡”往往在历史上组合出现。本书始
于明治维新之“兴”，终于“昭和维新”之“亡”。在本
书记述的时代之后，又有了“战后改革”之“兴”。战争
结束以来66年的历史以“战后改革”为开端，似要形成又
一个循环。其中，能够克服“亡”而迎来“兴”的下一代
领导者们，应该正在政界、官界、财界、劳动界、言论界
以及学界中等待出世的机会。
笔者确定写作本书是在2010年3月。这是筑摩新书出
版社编辑增田健热心敦促的结果。笔者从同年8月动笔，经
过几乎整整一年时间，终于在2011年9月完稿。这期间，已
经脱离教职近九年的笔者投入了整整一年时间，名副其实
的“整整一年”时间。
本书原稿大约每页为两百字。在此期间，每凑齐一百
页左右的原稿，增田先生就审读并发来评论。本书原稿超
过1200页，增田先生发来了12次审读评论。在著书的过程
中，并不存在“作者写作”、“编辑制书”这种单纯的分
工。
尽管有增田先生的帮助，要以一人之力写出80年间的
日本历史，难度仍然远超想象。当然，笔者最初就未打算
将此书写成那种观点平衡的通史。这是一本带有笔者独断
和偏见的日本近代史。但是，不管如何为独断和偏见所驱
动著述，从1857年(安政四年)到1937年(昭和十二年)的历
史仍是过于漫长，过于复杂。也许书中充满谬误，但能够
从这一苦差中解脱出来，笔者感到无比欣慰。
2011年9月著者

“尊王攘夷”与“佐幕开国”
明治维新之前的迂回曲折
提起“明治维新”，读者也许首先想到1868年1月(庆应三年十二月)的“王政复古”政变及同年4月(明治元年三月)的“五条御誓文”。此时的日本，展现出吸收欧美文明、寻求“富国强兵”和“公议舆论”(合议制)目标的近代中央集权国家的鲜明姿态。
但为了这一天，此前还有着二十余年的迂回曲折，以及众多领导者和思想家“恶战苦斗”的历史。
这种“恶战苦斗”的最大原因，就是“尊王接夷”论因外压刺激而抬头。以1853年佩里舰队来航为象征，欧美列强的军事压力将日本旧有的“尊王”传统及已持续250余年的“攘夷”传统相结合。这两项传统又因“水户学”及吉田松阴等人的推动，合并为“尊王攘夷”这一“国是”，使得日本出现了强烈的“原教旨主义”。
另外，在长达250余年的“锁国”历史申，幕府末期的日本已经习惯了一国和平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也算得上较为弱小的国家之一，根本不具备对抗欧美列强“开国”要求的军事实力。对日本而言，并无“开国”以外的现实选择。因此，当时统治日本的幕府政权只能容许“开国”。而以当时的语言描述，支持幕府、容许开国的立场，被称为“佐幕开国”。
消除“尊王攘夷”和“佐幕开国”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极端困难的课题。这不仅涉及对外政策的根本矛盾，还涉及国内政治体制层面“尊王”与“佐幕”之间的根本矛盾。从1853年佩里来航之后，直至1868年明治维新为止，日本在这15年间不断进行着“恶战苦斗”，以寻求解决双重根本矛盾的出路。
“恶战苦斗”的四个阶段
“尊王”还是“佐幕”，“攘夷”抑或“开国”?这种双重根本矛盾(双重“国是”)此后逐步分阶段发展。
第一阶段始于1842年清国在鸦片战争中败北。当时日本的部分领导者已经明确预见到，在不远的未来，英国将挟战胜之余威迫使日本“开国”。早在这一时期开始，就有一些人提出，日本必须建设不输于欧美列强的海军，并建设近代化的陆军和炮台等设施。
第二阶段无疑始自1853年(嘉永六年)和。1854年(安政元年)美国舰队的两次来航。在此期间，面对佩里以强力军舰为后盾的“开国”要求，日本既无法接受，亦无法拒绝。如果拒绝美国要求而与之一战，日本必败无疑；如果接受美国要求“开国”，则对于长期以“锁国”为“国是”的幕府政权而言，就将失去作为统治者的正统性。
第三阶段始于1857年(安政四年)至1858年之间。佩里舰队来航时，并未提出“通商”条件，而只是在实现“和亲”后即行返回。对此，美国政府于1857年通过其首任驻曰总领事逼迫日本签署正式的通商条约。当时，除了“攘夷”与“开国”的对立之外，围绕将军继任者人选的问题，幕府与强力大名之间也产生了矛盾。日本的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同时出现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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