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树村杂记》是汪曾祺自编文集中之种，为随笔集。书中所收文章都是作者在北京榆树村对面的高楼里写的，故将此集名为《榆树村杂记》。
榆树村今已不存，而代之以新地名“蒲黄榆”，是把东蒲桥、黄土坑、榆树村三个地名各取其一个字拼合而成的。
本书所集文章之题材，如故乡、游记、谈画、谈吃等依然充满了汪曾祺式的“生活气息”，同时也不难看出汪老的文章中有“文章淡淡忆儿时”之味，
充满了对逝去的生活以及正在逝去的某种生活方式的怀念，就像汪老怀念那个有菜园可以逛的，已经“没有了”的榆树村一样。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沈从文的高徒，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戏剧家、小说家，京派文学小说的代表人物及传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早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先生。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北京剧作家协会理事。他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领域成就颇高，充溢着浓郁的中国味道和灵性美质，语言平和质朴、清新隽永、娓娓而来、如话家常。著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羊舍一夕》《晚饭花集》，散文集《蒲桥集》《故乡的食物》《逝水》，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等。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自序
七十书怀
随遇而安
自得其乐
祈难老
“无事此静坐”
多年父子成兄弟
对口
——旧病杂忆之一
疟疾
——旧病杂忆之二
牙疼
——旧病杂忆之三
岁交春
谈幽默
八仙
水母
城隍·土地·灶王爷
故乡的元宵
昆明年俗
岁朝清供
谈谈风俗画
天山行色
湘行二记
菏泽游记
初访福建
泰山片石
徐文长论书画
谈题画
花
紫薇
昆虫备忘录
故乡的食物
故乡的野菜
食豆饮水斋闲笔
干丝
鱼我所欲也
鳜鱼
肉食者不鄙

梁由之
一
据汪曾祺先生的子女汪朗、汪明、汪朝统计，老头儿
一辈子，自行编定或经他认可由别人编选的集子，拢共出
了二十七种。严格一点，不妨将前者称为“汪曾祺自编文
集”。
自编文集，文体比较单纯：基本都是短篇小说、散文
和随笔，偶有一点新、旧体诗，还有一本文论集，一本人
物小传。时间跨度，却大得出奇：第一本跟第二本，隔了
十余年；第二本跟第三本，又隔了差不多二十年：第一本
小说集《邂逅集》跟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更是隔了
整整四十年。……谁实为之，孰令致之？说来话长。不说
也罢。汪先生享年七十七岁，1987年之前的六十六年，他
仅出了四本书。汪氏曾自我检讨说：我写得太少了！
1987年始，汪老进入生命的最后十年。这十年，就数
量而论，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占平生作品泰半。同时，也
是出书的高峰期。除1990年、1991年两年是空白外，每年
都有新书面世。1993年、1995年，更是臻于顶峰，合计接
近两位数。这固然反映了汪先生的作品受到各方热烈欢迎
乃至追捧，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若干集子重复的篇什较多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并非个别现象。
我曾写道：
无缘亲炙汪曾祺先生，梁某引为毕生憾事。他的作品
，是我的至爱。读汪三十余年，兀自兴味盎然，爱不释手
。深感欣慰的是，吾道不孤，在文学市场急剧萎缩的时代
大背景下，汪老的作品却是个难得的异数，各种新旧选本
层出不穷，汪粉越来越多。在平淡浮躁的日常生活中，沾
溉一点真诚朴素的优雅、诗意和美感，大约是心灵的内在
需求罢。
那么，有无必要与可能，出版一套比较系统、完整、
真实的“汪曾祺自编文集”，提供给市场和读者呢?答案是
肯定的。
汪老去世已逾二十一年，自编文集旧版市面上早已不
见踪影，一书难求。倒也间或出过几种新版，但东零西碎
，不成气候。个别相对整齐些的，内容却肆意增删，力度
颇大，抽换少则几篇，多则达到十余篇甚至二十多篇，旧
名新书，面目全非，是一种名实不副不伦不类的奇葩版本
。我一直认为，既然是作者自编文集，他人就不要、不必
且不能擅改。至于集子本身的缺憾，任何版本，皆在所难
免，读者各凭所好就好。
本系列新版均据汪老当年亲自编定的版本排印，书名
、序跋、篇目、原注，一仍其旧，原汁原味。只对个别明
显的舛误予以订正。加印时作者所写的序跋，均作为附录
。这套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汪曾祺自编文集”，相信自
有其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
二
汪曾祺先生晚年相当一部分作品，写于北京城南蒲黄
榆。所谓蒲黄榆，是把东蒲桥、黄土坑、榆树村三个地名
各取一字拼合而成。“地因人始重”，缘此，遂有《桥边
小说三篇》《蒲桥集》，和这本《榆树村杂记》。
《榆树村杂记》是汪曾祺的一部散文随笔集，篇幅不
大，内容挺杂。初版收入李辉主编的《金蔷薇随笔文丛》
。汪先生自承：“我的这些文章都是在榆树村对面的高楼
里写的，故将此集名为《榆树村杂记》。”
新版据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9月版印制。
2019年5月6日，己亥立夏
记于深圳天海楼

汪曾祺自编文集。与其他“新编”或“他编”不同，自编文集最可代表作者本人认可的作品，可体现作者的创作观。
《榆树村杂记》据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初版，完整收入，只对个别明显的舛误予以订正。保留原版的篇目、结构和内容。
原汁原味展现汪曾祺经典作品。书名、序跋、篇目、原注，一仍其旧，原汁原味。感受到一种欣欣然的生活气息。

七十书怀
六十岁生日，我曾经写过一首诗：
冻云欲湿上元灯，
漠漠春阴柳未青。
行过玉渊潭畔路，
去年残叶太分明。
这不是“自寿”，也没有“书怀”，“即事”而已。六十岁生日那天一早，我按惯例到所居近处的玉渊潭遛了一个弯儿，所写是即目所见。为什么提到上元灯？因为我的生日是旧历的正月十五。据说我是日落酉时诞生，那么正是要“上灯”的时候。沾了元宵节的光，我的生日总不会忘记。但是小时不做生日，到了那天，我总是鼓捣一个很大的、下面安四个轱辘的兔子灯，晚上牵了自制的兔子灯，里面插了蜡烛，在家里厅堂过道里到处跑，有时还要牵到相熟的店铺中去串门。我没有“今天是我的生日”的意识，只是觉得过“灯节”(我们那里把元宵叫作“灯节”)很好玩。十九岁离乡，四方漂泊，过什么生日！后来在北京安家，孩子也大了，家里人对我的生日渐渐重视起来，到了那天，总得“表示”一下。尤其是我的孙女和外孙女，她们对我的生日比别人更为热心，因为那天可以吃蛋糕。六十岁是个整寿，但我觉得无所谓。诗的后两句似乎有些感慨，因为这时“文化大革命”过去不久，容易触景生情，但是究竟有什么感慨，也说不清。那天是阴天，好像要下雪，天气其实是很舒服的，诗的前两句隐隐约约有一点喜悦。总之，并不衰瑟，更没有过一年少一年这样的颓唐的心情。
一晃，十年过去了，我七十岁了。七十岁生日那天写了一首《七十书怀出律不改》：
悠悠七十犹耽酒，
唯觉登山步履迟。
书画萧萧余宿墨，
文章淡淡忆儿时。
也写书评也作序，
不开风气不为师。
假我十年闲粥饭．
未知留得几囊诗。
这需要加一点注解。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比以前增高多了。我记得小时候看家里大人和亲戚，过了五十，就是“老太爷”了。我祖父六十岁生日，已经被称为“老寿星”。“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七十岁不算稀奇了。不过七十总是个“坎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别人对我的称呼从“老汪”改成了“汪老”。我并无老大之感。但从去年下半年，我一想我再没有六十几了，不免有一点紧张。我并不太怕死，但是进入七十，总觉得去日苦多，是无可奈何的事。所幸者，身体还好。去年年底，还上了一趟武夷山。武夷山是低山，但总是山。我一度心肌缺氧，一般不登山。这次到了武夷绝顶仙游，没有感到心脏有负担。看来我的身体比前几年还要好一些，再工作几年，问题不大。当然，上山比年轻人要慢一些。因此，去年下半年偶尔会有的紧张感消失了。
我的写字画画本是遣兴自娱而已，偶尔送一两件给熟朋友。后来求字求画者渐多。大概求索者以为这是作家的字画，不同于书家画家之作，悬之室中，别有情趣耳，其实，都是不足观的。我写字画画，不暇研墨，只用墨汁。写完画完，也不洗砚盘色碟，连笔也不涮。下次再写、再画，加一点墨汁。“宿墨”是记实。今年(一九九〇)一月十五日，画水仙金鱼，题了两句诗：
宜入新春未是春，
残笺宿墨隔年人。
这幅画的调子是灰的，一望而知用的是宿墨。用宿墨，只是懒，并非追求一种风格。
有一个文学批评用语我始终不懂是什么意思，叫作“淡化”。淡化主题、淡化人物、淡化情节，当然，最终是淡化政治。“淡化”总是不好的。我是被有些人划入淡化一类了的。我所不懂的是：淡化，是本来是浓的，不淡的，或应该是不淡的，硬把它化得淡了。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来就是那样，并没有经过一个“化”的过程。我想了想，说我淡化，无非是说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你叫我怎么写？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写作。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但是“你不能改变我”，我就是这样，谁也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种样子去写。我想照你说的那样去写，也办不到。除非把我回一次炉，重新生活一次。我已经七十岁了，回炉怕是很难。前年《三月风》杂志发表我一篇随笔，请丁聪同志画了我一幅漫画头像，编辑部要我自己题几句话，题了四句诗：
近事模糊远事真，
双眸犹幸未全昏。
衰年变法谈何易，
唱罢莲花又一春。
《绣襦记》《教歌》两个叫花子唱的“莲花落”有句“一年春尽又是一年春”，我很喜欢这句唱词。七十岁了，只能一年又一年，唱几句莲花落。
《七十书怀出律不改》，“出律”指诗的第五六两句失粘，并因此影响最后两句平仄也颠倒了。我写的律诗往往有这种情况，五六两句失粘。为什么不改？因为这是我要说的主要两句话，特别是第六句，所书之怀，也仅此耳。改了，原意即不妥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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