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卡明斯基（Sarah Kaminsky, 1979-），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演员、编剧、作家。3岁时随父亲阿道夫·卡明斯基、母亲莱拉及两位兄长移民法国。本书是她的处女作，于2009年在法国出版，至今已翻译成8种语言并畅销全世界。萨拉·卡明斯基和儿子现居巴黎。

一则引人入胜的故事，借由丰富的想象，将读者
带回了当时的欧洲、非洲、南美洲，还有纳粹德国，
以及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之中。这些人类历史上的悲
惨时刻，通过作者萨拉与主人公阿道夫之间的对话被
重新激活，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幅幅画卷，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十分罕见的视角，展示了一个人是如何凭借一
己之力改写人类历史的。
——尤金妮亚·P.崔德威，《跨学科研究杂志》
本书描绘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表现出他在鲜
有“体面人”涉足其中的领域里，是如何与邪恶斗争
，又如何看似违逆地拒绝与错误的“正义”同流合污
的。
——《书稿》
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条了解那些不为人知的内
幕故事的路径：关于犹太人，关于知识分子，关于所
有懂得如何反抗的人们。
——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评委会
这是人道主义最动人的一曲颂歌，同时带读者领
略了许多隐秘行动的重要关节。
——哈利·康托，《犹太图书馆协会书评》
这是一则一名天才利用自己的高超技艺，在“二
战”期间拯救了成千上万个犹太家庭的故事。
——TED.com
阿道夫·卡明斯基在最黑暗的角落里点亮了抵抗
运动最炽烈的光芒。
——《世界报》
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处女作……采用阿道夫
的视角，让一则充满悬疑的故事变得更加亲切感人。
——《柯克思书评》

为了写父亲的一生，我故意只把重点放在了他的战斗
生涯，井在1971年他放弃所有秘密政治活动后结束了叙述
。我认为他的另一部分生活，即有裁参与的那一部分，只
对他的家庭和挚友重要。不过在载写到结尾时，仍然有一
些问题悬而末决，我知道了他放弃的原因，但之后发生了
什么？
我打算再问他一些问题。
1972年年初，我去了阿尔及尔，新的一年，新的生活
，新的开始。我在课上教授摄影技巧和凸版印刷，讲台下
全都是我从阿尔及尔艺术学院专门挑选出来的最有天赋的
学生。
我原计划于1973年年初回巴黎，但一年很快过去……
我感觉还不赖，便待久了一点。后来有一天，一个来自安
哥拉解放运动的朋友想让我开车去接一名叫莱拉的组织成
员，也就是你们的母亲，一名来自阿尔及利亚南部的黑皮
肤女孩。她无比美丽，而且，我不得不说，她身边也有很
多仰慕者。同时她非常有教养，正在阿尔及尔大学法学院
学习，并为非洲的去殖民化做宣传。她对于现代艺术和摄
影也很感兴趣，也正是艺术让我俩走到了一起。
由于渴望赢得她的芳心，我想象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未
来。突然之间，我想要重新开始一切，而此前我从未这么
想过。我明白，自己能够逃脱被捕和暗杀，已经足够幸运
，但说到底，在做了这么多秘密的、地下的、幕后的工作
，在为其他人带去生命和自由之后，我有考虑过自己的生
活吗？
于是我们结婚了，之后便有了你哥哥阿塔瓦尔帕，然
后是何塞，最后是你——就好像在五十岁的时候，生活又
赠予了我第二次机会。
“十年后你为什么又回到了法国呢？”
那是莱拉的选择。她感到原教旨主义的浪潮短时间内
不会消失，虽然我什么都没观察到，但她看到了。随着时
间的推移，她发觉周遭的形势正变得越来越严峻，她很担
心你们三个。“我们的小混血们。”她这样说道，也很担
心我这个“犹太人”，而且还担心她自己——一个嫁给了
我的进步女性。我们希望我们两人的结合会是你们的财富
，但现在，似乎只是平白无故地让你们陷入危险之中。于
是我们匆忙离开，在1982年凭借一张有效期三个月的旅游
签证回到了法国，没有任何行李，没找工作，我们就带着
三个年幼的孩子，期望到那儿之后一切问题都能尽快解决
。作为申请移民的外国人，我们很担心被遣送回原籍，而
且不确定具体会被送到哪里。莱拉是阿尔及利亚人，你们
三个和我一样，是阿根廷人。回来后，我又在丁香园咖啡
馆里看到了乔治·马泰，就像从前一样。他一直战斗到了
1980年，也当记者，同时还在做纪录片的制片人。
亨利·居里埃尔是在1978年去世的，“红色之手”的
人暗杀了他，就在他位于罗兰路的家门口的电梯前，当时
我在阿尔及利亚，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件事。我和马泰对亨
利的死感到非常悲伤，它为一个时代画上了休止符。我们
都老了，消息也不再灵通，八十年代的地缘政治冲突已经
超越了我们的认知，我们也不知道大家在争夺什么。我再
一次以摄影师的身份开始工作，并申请入籍——因为你们
得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生活。我们在1992年成了法国人，
当时我六十七岁，但是个年轻的父亲！我看着你们长大，
希望即使我没能给你们一个更好的世界，至少也能向你们
传达那些我一直为之奋斗的价值观。如今，我知道自己做
到了。

《隐身大师》无目录

1
巴黎，1944年1月。我走向圣日耳曼德佩地铁站的入口，一刻也不想耽误，因为需要搭上一趟开往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列车到巴黎东部去。为了远离其他乘客，我挑了一个折叠座位。公文包里装着很重要的东西，我把它紧紧抱在胸口，同时在心里默念着经过的每一站。共和国站，还有三站就到了。忽然，从后面一节车厢传来一阵躁动和说话声。汽笛已经响了好几秒，可车门却一直没关。紧接着，说话声被一阵响亮、尖锐、极为特别的脚步声所取代。我立刻听了出来。当佩戴着肩章、贝雷帽压得很低地戴在平头上的民兵巡逻队闯进车厢的那一刻，我的胸口感到一阵灼烧。他们给了司机一个手势，车门就关上了。
“证件检查！把包都打开准备好搜查。”
我没有看他们，而是在车厢尾部等着。虽然警察检查对于我而言已经不再陌生，但今天我却害怕了。
保持镇定，压抑住自己的情绪。我不能暴露，至少不是今天，不是现在。脚别乱动，以防暴露内心的慌乱。别让前额上的那滴冷汗淌下来。血管里的血液正在突突直跳，快让它停下。我努力让心跳变得平稳，慢慢呼吸，藏起自己的恐惧，泰然自若。
一切如常。我有个任务要完成。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就在我身后，那群人正在检查身份证，搜查包裹。我要在下一站下车，但每个车门处都守着一个士兵，看来我是没法逃避检查了。于是我站起来，自信地走向他们，把我的证件拿给一个正打算朝我走过来的士兵看，我挥了挥手，示意他我马上就要下车了。他大声读着我的证件：“朱利安·凯勒，十七岁，染匠，法国安省人，住在克勒斯公寓……”他拿着我的证件翻来覆去地仔细检查，不时抬头用他那双充满狐疑的小眼睛观察我的反应。我始终保持着镇定，因为我知道他看不出我有多么害怕。同时我也知道并且确信我的证件是齐全的——毕竟都是我亲自伪造的。
“证件齐全……凯勒，你是阿尔萨斯人？”
“是的。”
“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是我最不想被问到的。那个士兵指着我怀里的公文包，当时我正紧张地抓着拎手。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脚下的地板摇摇欲坠，恨不得马上逃离，但任何试图逃走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一阵慌乱让我的血液瞬间冷却，必须马上想个法子应对。
“你聋了吗？你包里装的是什么？”士兵提高了声音问道。
“三明治。你要看看吗？”为了配合自己说出的话，我打开了公文包。
是的，我包里确实有三明治——它们只不过是我不惜一切代价要藏好的那个东西的一个伪装罢了。一丝犹豫过后，士兵瞪了我一眼，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仿佛要找出什么破绽。于是我给了他一个傻笑，每当必要时我都能露出这种笑：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奇蠢无比。接下来的几秒钟像是几个小时那样漫长。此时我们已经到达拉雪兹神父公墓站，列车开始鸣笛，车门马上就要关了。
“好了，你可以走了。”
我依然清晰记得当时在墓地里从墓碑上方尖啸而过的寒风。我在拉雪兹神父墓地的一条小路旁找了张长椅坐下，不过不是为了冥想。我的牙齿打战，身体发抖。为了给自己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整理下思绪，并将压抑在平静表象底下的感受释放出来，我不得不走出地铁站，拖着身子进了公墓。我把这个过程叫作“回顾式休克”：让身体慢慢摆脱压抑的情绪。我只需耐心等待脉搏恢复正常，等手指放松下来不再颤抖。我不知道过了多久自己才平静下来。五到十分钟吧。不过已经足够让我感到寒冷并回过神来，记起自己是为了谁、为什么冒这么大的风险在这儿，同时也提醒自己这趟送件有多紧急。也正是这份紧迫感，把我从公墓厚重的寂静里所产生的恍惚中拉了出来，提醒自己一分钟都不能耽误，根本没时间去感受绝望、自怜、恐惧或沮丧。
P1-3

二战期间，染匠学徒出身的卡明斯基，利用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成功帮助1万4千多名犹太人隐匿身份以逃离纳粹的魔爪。为此，他亦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隐姓埋名地生活长达三十年之久。这本书便记录下了他的人生故事，连同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曲折离奇。从他波澜不惊的自述中，我们得以逐渐接近这位鲜为人知的二战英雄：关于他颠簸不安的青少年时代，关于他低调且充满“忏悔”的晚年时光。让如今的我们能够记得，曾经的他们究竟牺牲了多少，才换来这份和平。

小时候，我对父亲的生活一无所知。我是三个孩子里
最小的那个，在我看来，他跟其他父亲一样平凡，总是教
育我要遵纪守法。在家里，他也从未提及年轻时做伪造者
的往事。不过，确实曾经有一件事让我起疑。那天我在学
校里考砸了，决心向父母隐瞒一切，于是打算模仿母亲的
笔迹签字，我从来不敢伪造父亲的，因为根本做不到。我
先在纸上来来回回练习了半天，随后小心翼翼地在考卷上
签了字。后来，母亲无意中看到我的本子，立刻明白我在
作假，把我大骂了一顿。我满心羞愧，回房间钻进毯子里
。父亲下班回家，他走进我的卧室。我躲在毯子下面吓得
要死，以为会被斥责一顿，但父亲在床边坐下，拿着我的
本子突然笑出了声，他笑得太用力，根本停不下来。我把
脑袋伸出毯子，满心疑惑。父亲一脸笑意地看着我说：“
你至少该伪造一个更像的啊，萨拉，你看看你签的字多小
！”随后他就大笑着离开了。
我也说不上来到底是哪天知道的。因为父亲从没把全
家人聚在一起说：“孩子们，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我是慢慢地才有所了解。小时候我喜欢把耳朵竖起来听
大人们聊天，当时我就听说父亲曾参加过“二战”和阿尔
及利亚战争。作为一个小女孩，我一直以为“参战”的意
思就是当兵。我很难想象父亲这样一个非暴力和平主义者
戴着头盔扛着枪的样子。后来，有出版的书里提到他的名
字，他本人也出现在一些纪录片中。直到那时我还天真地
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完全想不到等我终于长大成人后，
会花上几年的时间来整理、编辑父亲的传记。我需要唤醒
无数记忆，找到数不清的人，拜访无数的地方。
父亲之前的战友分散在世界各地，想拜访他们的话就
要跑很多地方：有的在葡萄牙，有的在阿尔及利亚，还有
的在以色列、瑞士、意大利、美国、拉丁美洲……其中有
些人早已失联，有的甚至可能已经去世了，尽可能多地找
到并采访他们成了一件非常急迫的事，因为尚且在世的见
证者不多了。我意识到时间正飞速流逝，父亲也已不再年
轻，他将马上迎来七十八岁生日，而我二十四岁，刚刚有
了自己的儿子阿莱克。所有这一切触动了我的神经，我第
一次意识到，父亲并不会长生不老。阿莱克的出生给我带
来了喜悦和希望，同时也带来了担忧：阿莱克会有机会了
解他的外公吗？如果不能，那是否将由我来给他讲述外公
非凡的一生呢？
有一天，当阿莱克正在婴儿车里牙牙学语时，我问父
亲能否让我为他写本书，父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当天，
我回到家后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他说他只担心一件事：“
萨拉，你知道有个东西叫‘法定时效’吗？”父亲想知道
的第一件事就是：哪怕他曾经救过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如
今是否仍会面临进监狱的风险。因为每一次父亲帮助那些
被压迫的人，其实都是在触犯法律。他为了这份“事业”
甘冒坐牢的风险，运气不好的话甚至会被判死刑。这也就
是为什么父亲直到那么多年以后才同意揭开自己的秘密。
我们约定每周二和周四的下午见面。我提醒父亲：“
你得回答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哪怕要为此唤醒一些痛苦
的回忆。所以，你确定要和我分享这一切吗？”他热切地
回答说：“是。”然而，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却是一场灾难
。为了不遗漏聊天中的任何细节，我带了一个录音机，当
我一打开它，父亲的声音突然就变了，变得犹豫、迟疑，
有时几乎听不清。他或者用程式化的答案敷衍，或者用一
个简单的“是”“不是”“不是这样的”来回答，或者嘟
囔几句。以至于到了最后，我没能收集到任何可用的信息
。我告诉自己这样下去会一无所获，于是第二次见面时，
我决定不开录音机。结果奇迹般地，父亲打开了话匣子，
熟悉的声音又回来了。我这才意识到，录音机这个看似平
凡无奇、丝毫没有攻击性的小话筒，却在不经意间暗示父
亲这是一场警方审讯，在他面前我俨然成了一个盖世太保
军官。放弃录音机后，我买来几个上学时用的本子，在一
整年的采访时间里都用它来做聊天记录。就这样一点点地
，我们的关系也从父女变成了知心密友。
……
我儿子现在十二岁。当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朋友们
的父亲都会在睡前为他们读《格林童话》，我的父亲给我
讲的却是普通人的英雄故事。这些谦逊的英雄始终坚定着
理想信念，经过努力，他们最终在看似不可能的境遇里取
得了成功，他们没有军队做后盾，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
一小群有信念、有勇气的男人和女人罢了。当时，我并没
有意识到父亲其实是在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但我确实听懂
了父亲想要通过这些半隐喻半自传式的“故事”传递给我
的信息，时至今日，我也在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儿子听，
告诉他要一直、一直相信自己的梦想。
萨拉·卡明斯基
2015年10月

他是阿道夫·卡明斯基，也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朱利安·阿道夫·凯勒”，同时还是大名鼎鼎的幕后推手“约瑟夫先生”。他有无数个姓名，亦有数不清的身份。在家人朋友面前，他是一名在部里工作的普普通通的文员；在抵抗组织成员眼中，他却是一位行踪诡秘、技艺非凡的专家。
“二战”期间，染匠学徒出身的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成功帮助一万四千多名犹太人隐匿身份，逃离纳粹的魔爪。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与家庭幸福，隐姓埋名长达30年之久。
如今，他将自己的人生故事，连同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曲折离奇，一起交付亲生女儿的笔下。从他波澜不惊的自述中，我们得以了解有关这位鲜为人知的“二战”英雄的点点滴滴：他颠簸不安的青少年时代，他低调且充满“忏悔”的晚年时光。本书便是对他这段传奇经历及前因后果的生动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