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先生部分重要文章的结集，共可分为四部分。一是作者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感想，对学术界动向特别是历史研究领域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这被作者以“天才为何成群地来”为总结，并作为本书的书名。二是演讲稿《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和《再谈假如我是一个研究生》，作者结合自己的经验和体会，谈了他认为一个历史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学些什么，做些什么，注意什么。三是作者对自己的几位老师，包括余英时、牟复礼、杜希德等的回忆文章。四是作者几次接受访谈的记录。

王汎森，1958年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2004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主要从事明清至中国近代的思想史、学术史等领域的研究。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等书，均享有盛名。

人文学科的危机——关于高等教育“指标化运动”的思考
本土思想资源与西方理论
没有地图的旅程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
我读韦伯的历程
现在历史是什么？——西方史学的新趋势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
历史领地的流变
如何透过历史向古人学习
龚自珍的《尊史》篇
重访历史：寻找“执拗的低音”（与葛兆光对谈）
天才为何总是成群地来
人文的优先性
重构人文价值与多元文化
知识分子的没落？
文化多样性
书的危机
真正的哈佛是看不见的哈佛
学术事业中的“政务官”与“事务官”
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
再谈假如我是一个研究生
余英时印象
追忆余国藩先生
回忆牟复礼先生
记杜希德教授
回忆马里厄斯·约翰逊（Marius Jansen）老师
学术需要时间和自由
思想史内外
治学漫谈
后记

过去一二十年间，我应各种刊物之邀写过一些杂文，
这些杂文并没有一贯的主题。但是再回过头去看这些文章
时，觉得它们有一大部分与当代学术的发展及人文的氛围
有关。所以我原来设想的书名是《人文学的危机》，但是
编者们皆建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Alfred L.
Kroeber语），再三考虑之后，我只好从善如流了。
我要趁这个机会指出一些明显的错误，如《没有地图
的旅程》原是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的书名
（Journey without Maps），汤川秀树自传的书名是《旅
人》。当年在撰写此文时，不知道为什么误将《没有地图
的旅程》书名套成汤川的自传书名。
收在本书中不少文章是应蔡军剑兄之邀为《南方周末
》所写的，在此要特别谢谢他催促我写作所花的工夫。但
是人生何等神秘，我现在居然没有提笔再写这方面文字的
动力了，回想起来，他当时还给我出过不少题目，譬如将
“历史对于人生的益处”写成一个小册子；或是针对“风
”写一本通俗小书，或是将某年某月某日要演讲的主题《
从“风波”到“风气”——从历史角度看思想与社会的转
折》写出来（我在演讲中谈有些思想出现时，往往是社会
上感到震惊、不安的“风波”，但是逐渐地变成普遍为人
们所接受的“风气”）。这类提议很多，我都因为懒散而
未曾动笔，说不定等将来新的“动势”（momentum）再来
时，我会把这些文债给偿了！
此外，我还要特别谢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徐思彦
，如果不是她一再鼓励，我是不可能鼓起勇气将本书的各
篇文章收在一起成书的。

本书为台北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先生部分文章的结集，收录文章以作者在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为主，兼及演讲稿和访谈稿。全书共计29篇，包括《为什么要阅读经典》《天才为何总是成群地来》《真正的哈佛是看不见的哈佛》《追忆余国藩先生》等。

在出版这本小册子之前，我重读此文，想做一点补充
。
关于“天才为何成群地来”（Alfred L. Kroeber语
）的“为何”这个问题，我并未做比较全面的回答，因为
那并不是当初下笔写这篇短文的用意。关于“为何”这个
问题，几十年前Alfred L. Kroeber在Configurations
of Cultural Growth一书中已经在当时条件下做了颇多的
讨论。
如果把“天才为何成群而来”这个问题转换成杰出的
人才为何成群地来，那么，我个人认为以下几点相当重要
：物质条件与心理质素的强大支持、“群聚效应”、“带
跑者”所发挥的效应，还有同侪之间健康的“竞争”兼“
合作”关系的激发等。但是我未曾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
所以以上所言只是根据个人经验的粗浅观察而已。

由于本书所收各篇每每以间接方式涉及当代高等教育中的人文精神与境况，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就这个题目随意选择几点，表达一些看法。
“人文学科的危机”恐怕是本世纪最常出现的论题之一，每隔几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就会有人提出这个1：3号或是编一本文集。近几十年来，人文危机的呼声似乎至少经过几个阶段。在1960年代，人们哀叹大众不再接受人文学的熏陶，世界从人文学的指缝中溜走了。还有人认为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人文学放弃了追索各种发展的通则。Plumb在The Crisis of Humanites一书中，讨论历史学的危机时，便是这样说的：为了使人文社会更靠近科学，或是更能应用到实际的操作，所以有一种寻找“通则”的倾向。
近二三十年来，人文社会学科有了另一个危机，即人文社会科学出现了强大的“自然科学化”倾向，而其中力度最大的是“计量化”，这使得一般人对它们异常隔膜并敬而远之。美国国会一度否决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政治学研究的补助款，即因为政治学的论文愈来愈计量化，与现实愈离愈远，华盛顿的政治家们都看不懂政治学报中的论文。
人的行为世界有许多是“或然性”的，但人们却想以“必然性”来解释它、把握它，虽然不是没有用处，但是过度排他性地认为只有人文或社会科学能充分转变成寻找“必然性”的学问才有价值，而且认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忽略了人文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及丰富性，这是近二三十年来人文学科的一种危机。
近一二十年来，部分学者还有另一种呼声，认为人文学者应该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并改造人文学以呼应现实，如Martha Nussbaum教授认为过去的人文学完全不适应性别、族群等议题，所以呼吁学者应重塑人文学以迎击新的挑战。
2014年，有鉴于人文学在亚洲的危机，哥伦比亚大学的Sheldon Pollock教授在印度召开了一个“哥伦比亚人文计划”的会议，我也是会议的成员之一。会议中我强烈地感觉到人们忧心的是当代人文学科太专业化、不关心现实人生，使得它与人们的日用人生愈来愈疏离。与会的学者大力抨击近几十年来人们过度重视STEMC，即指科学、技术、机械、数学、信息科学等实用性的学问，将学术资源不成比例地配置给上述学科的现象。与会的南亚学者说，南亚国家模仿“新加坡模式”，后果非常严重。南亚国家的代表说，在他们国家，哲学几乎死了，古典语言几乎没人懂。在中东世界，包括埃及等国家，许多人认为对大学的支持是一种浪费，一些传衍千百年的人文知识逐渐消失，一如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在非洲，大部分人文出身的学者没有工作，或是自顾求生。
哥伦比亚大学会议的重点之一是过度专业化的人文学科与现实的需要完全脱离关系，Sheldon Pollock教授为会议所写的定调文章，也特别指出这一点。在会议中，我个人则除了提到人文与现实的疏离外，特别强调另一股来自高等教育的“指标化运动”，为了排名、为了分配经费、为了决定荣誉的归属，或为了追随西方的标准或想与西方并驾齐驱等各式各样的东西，其后果往往是刻意忽视人文，或企图将人文导向一个奇怪陌生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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