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与文：李道新影视文化批评集》是北大教授、电影学者李道新的第一本影视文化批评集。收录了他近年来撰写的除了学术论文以外的各种影视评论、讲座文稿、书评序跋、报刊文字等。这些文字有散有聚、或短或长，大多率性而为、不拘一格。

李道新，1966年9月出生于湖北石首。1988年毕业于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电影系，获电影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大陆首届电影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现任教于北京大学艺术学系，主要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和教学。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有：《建筑中国电影批评史》、《中国当代电影现实主义五十年》、《中国早期电影里的都市形象及其文化含义》、《电影理论与电影史视野里的中国电影批评》、《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前景》等；出版的主要学术著作有：《波德莱尔是怎样读书写作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中国电影史：1937-1945》、（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中国电影批评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影视批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影视批评
《孤儿救祖记》：“孤儿”救电影
《神女》：旧上海残酷之写真
《压岁钱》：温暖而悲怆的人间关怀
《万家灯火》：无限悲悯与人伦至情
《刘三姐》：革命年代的声色之娱
《阿诗玛》：游走在文化禁锢的边缘
《街头巷尾》：归家念想与道统坚守
《巴山夜雨》：意境与抒情
《童年往事》：为生而死与向死而生
《双旗镇刀客》：另类的武侠经典
《东陵大盗》：早产的印第安纳·琼斯
《顽主》：沉痛的调侃与无因的反叛
《红樱桃》：一座影院与一部影片
《玻璃是透明的》：历史·文化与个体．尘世
《说话算话》：电视电影新空间
《跆拳道》：女性意识及其艰难浮现
《和你在一起》：心灵探询与价值重建
《寻枪》：物恋悲剧与生存幻象
《农民工》：阶层的寓言与电影的社会学
《东京审判》：民族意识与大众心理的契合
《投名状》：面向死亡的不忍与善良
《我叫刘跃进》：“作家”在“电影”
《两个人的房间》：两代人的怀旧
《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观众善待与善待观众
《大灌篮》：好看就行
《樱桃》：母爱原生态
《左右》：左右的空间与方向
《隐形的翅膀》：开掘体育片的新路径
《长江七号》：我们需要周星驰
《民歌大会》：歌中的家园
《我的兄弟叫顺溜》：独辟蹊径的英雄叙事
《买买提的2008》：民族梦想的表达方式
《鲜花》：风情叙事与文化生产
《锹里奏鸣曲》：民族电影的空间感与生态意识
《清水的故事》：面向本土的人文关怀
《叶问2》：肯定性的怀旧政治
《叶问3》：回家的叶问与中国化香港
《梅兰芳》：戏中人与影中人
《赤壁》：求求观众别笑场
《南京！南京！》：国族创痛，个体无法承担
《让子弹飞》：叙事的圈套与拆解的狂欢
《海角七号》：在地的美丽与忧伤
《功夫之王》：好莱坞的中国功夫1
《功夫熊猫》：好莱坞的中国功夫2
《阿凡达》：重新发现电影
《爱在廊桥》：文化感知与个性表达
《建国大业》：国庆献礼的主流大片
《辛亥革命》：中国电影的革命话语与主旋律电影的话语革命
《柳如是》：历史中的性与性别
《金陵十三钗》：大屠杀的南京意象与性别叙事
《白鹿原》：四个版本与四种可能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致青春》与赵薇的“我们”
《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当“吐槽”成就票房
《智取威虎山》：电影作为“专业”
《狼图腾》：跨国电影的作者论
《我的战争》：以浸入方式介入战争体验
《一句顶一万句》：银幕上的生活哲学与生命义理
《我不是潘金莲》：“画幅”的哲学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清晰得模糊以至陌生
《长城》：跨国电影的文化植入法
《拆弹专家》：香港电影的“我城”书写
影人感怀
只为明星狂：中国影迷诞生记
电影广告：招考女演员
中国影迷：在1931
女星不归路：光芒中沉没
邵逸夫：绵长的光影
成荫：在1953
蔡楚生：爱与痛
吕班：喜剧仍未完成
谢晋：含泪的追寻
李行：父辈的旗帜
黄仁：不倦的身影
李少白：最高的敬意
程季华：总欠一次聆听
金冠军：温暖的接触
影事今昔
永不消逝的老电影
不可遗忘的电影传统
百年中国银幕：欧风美雨日潮韩流
功夫电影：资本与文化的百年运作
战争电影：记忆、伤痛与拒绝遗忘
《大众电影》：少年的阳光与梦幻
电影学术：无人喝彩的尴尬与渴望超越的焦虑
面向内地的银河映像
米高梅：影响中国的电影传奇
人在历史的底色中显影
向电视开战
剧作不必是文学
民族电影：理论界的姿态
杰出的改编是灵魂之间的对话
做合格的类型电影
类型传统与发展机缘
无文年代的无良写作
非人的电影生活
我评奖，故我在
影著序评
影展一代的悲欢离合
之于电影的热爱与激情
电影讲稿的创新
不断讲述与逐渐丰满的历史
香港影史的解谜与揭秘
“满映”微观研究
影史的皱褶与细节
女性意识与创新才华
香港电影史研究新格局
电影内部与历史深处
超越的可能性
后记

为历史的批评，为电影的写作。
专业影评，性情文字。
对于时代电影的深切关照，可以让读者从一个细微的视角，来了解中国电影史的全貌。
作为作者的第一部非学术类影视专著，更符合普通影迷及电影学学生的阅读习惯，也必将引起较高的关注热度。

这是我的第一本影视评论和文化随笔集。
为了把这些散落在各处的文字聚拢在一起，还是颇费
了一番功夫。相较于我的那些力求规范、正经八百的长篇
大论，这些充满感兴，或短或长的文字，虽然只算“文之
余”，却总无法舍弃而又不能忘怀，只好敝帚自珍了。
寻找这些文字的着落，也是在回顾并填补自己的生命
历程。读着数十年前因应各种机缘而撰写的那些小文，有
时就会恍若隔世；或者，当时的景象真真切切，少年的情
怀、青春的意绪以及人生的体验，竟随文字相继地活了过
来。这样的感觉，是返阅自己的学术论著不可获致的，因
而令人心动。
收入本书的大小文章106篇，共计22年（1995-2017）
的时间跨度，以影片、影人、影事和影著为中心依次编入
。
感谢邀约并发表这些文字的各家报刊。它们主要包括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团结报》
《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教育报》《文艺报
》《中国艺术报》《中国电影报》《戏剧电影报》《北京
日报》《北京晚报》《新民晚报》《湖北日报》《南方周
末》《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南方都市报》《深圳特
区报》等报纸，以及《当代电影》《电影艺术》《中国银
幕》《电影文学》《电影新作》《大众电影》《电影》《
影博·影响》《当代电视》《文化月刊》《艺术评论》《
文艺争鸣》《传记文学》《中国艺术评论》《中华文化画
报》《博览群书》《中国民族》《美术观察》《中国百老
汇》《福建艺术》等刊物。
最近几年来，有些文章首发于各网络平台或“光影绵
长李道新”公众号，便择其有意者而选录。
记得1982年前后，还在家乡镇里读高中一年级。学校
包场看过一部国产影片《绿色钱包》，语文老师抓住机会
，要求我们写出观后感。这应该是我的第一篇影评了。当
时的电影之于我，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即便绞尽脑汁
，也是不能切题。好在这勉为其难的影评，却是少年时代
跟电影的唯一一次主动的对话。我开始意识到，通过电影
，每一个人都能表达。
1984年考上大学，在中文系里莫名其妙地骄傲着，穷
困而又自由地漂浮。诗与电影都是最爱，但诗歌写了很多
，影评总难开张。现在想来，80年代的那些日子，青春期
的我们尽管曾为《黄土地》和《红高梁》等影片激动得彻
夜难眠，争吵得面红耳赤，但当时既没有专业的自信，也
没有发表的途径。翻检那个年代的文字，仅有一篇写于
1987年5月4日的《寄语电影(雷场相思树)》，隐约可见“
迷影”的心情：
《雷场相思树》：
终于盼到你生长在银幕上了。记得你还是小说的时候
，我们班上的一本《昆仑》，就因为你的存在而被翻坏了
。我们认为你是一棵震动文坛的树。
然而，你并不能震动影坛。这是我们满怀兴致看完你
的“士官生”们走向观众后的第一个感觉。
我们认为你只是银海中一滴普普通通的水，你连一朵
小小的浪花都不是，人们走出电影院后就会把你遗忘的。
——恕我直言。“八一”是军队的象征，而军人是豁达而
开朗的，我们相信你理解我们的风凉。
当然，我记得你中间十分得意的一个段落。我想把它
拉出来，让我们一起品味品味。
猫耳洞外，相思树站成绿色的相思，红红的相思豆自
然引出那一首千古名诗。猫耳洞里，年轻的大学生耐不住
寂寞和相思之苦，竟通过电话欣赏起流行歌曲。《迟到》
向大学生诉说一种爱情和思恋。接着，旷野里炮声隆隆，
火光进溅，激战正酣。《迟到》压倒炮声，清澈地响遍战
场……
我不想描述我当时独特的感受，只想让你听听影院里
同样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笑。
这种掌声和欢笑，是渗透了美的净化的掌声和欢笑，
是对你的魅力的最高奖赏，是全片中最雅俗共赏而又最为
精彩的“片眼”。
《迟到》风靡中国已经几年了，大有红颜已老之虞，
没有人认为它会堂而皇之地走向《雷场相思树》。正因为
这点，编导者巧妙地抓住了观众心理，十分自然而又机智
地让战场上回旋这首歌，给它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力量。电
影语言和画面的成功运用与配合，使影片洋溢着一种浪漫
主义和乐观主义色彩。血肉横飞的战场，因为《迟到》而
富有浓郁的诗情。此时无声胜有声，电影画面所表达的丰
富情感是用言语无法说尽的，除了炮声和《迟到》！
因此，经过美的陶冶，观众得到了部分的满足。
好了，就谈到这里吧，《雷场相思树》。但愿你的下
一部更成功，也不枉费我们这些热诚的观众对你的一片痴
心。
现在读来，这篇“书信体”的影评乃个人化的性情之
作，并不谋求发表，但也力图公允。因原著而对影片怀有
更高期待可以理解，不过，断言“人们走出电影院后就会
把你遗忘”，却也不无“毒舌”之嫌，是过分感性了。
大学毕业论文，选了《娱乐片，走出僵化与困境》作
为题目，是为了参与当时电影理论批评界的有关“电影创
新”的争鸣以及“娱乐片”的讨论。论文没有分出章节，
却煞有介事地设计了几张图表，还画了一幅分镜。

《孤儿救祖记》：“孤儿”救电影
可以断言，当国制影片《孤儿救祖记》在1924年以后的全国各地放映时，大多数中国观众还是第一次看到中国人拍摄的中国电影。
在此之前，电影只与美、法等国的动作喜剧和侦探长片联系在一起。在大多数中国观众心目中，看电影仅仅意味着凑热闹。在一间昏暗的戏院或茶室，在一块白色的幕布上，金发碧眼的洋人们疯狂追逐着，互相扔着蛋糕，既紧张又好笑，还特别不可理喻。
然而，《孤儿救祖记》不是一般的出品。它是第一代中国电影从业者为本土市场量身定做的一部伦理影片，不仅满足了郑正秋这位新剧界“言论老生”以所谓“正当之主义揭示于社会”的创作理念，而且相当准确地击中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观众脆弱不堪的神经和泪腺。应该说，《孤儿救祖记》发现了一种以煽情的伦理影片提升票房的高招，挽救了明星公司奄奄一息的颓靡，从根本上拯救了亟待拯救的民族电影产业。
《孤儿救祖记》由上海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于1923年摄制，黑白无声，片长10本。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王汉伦、郑小秋、郑鹧鸪、王献斋主演。由于保管不善，除了几张剧照之外，该片的任何影像均不复存留。
据影片“本事”和字幕，《孤儿救祖记》的第一个镜头应是一幢“严严灿烂之巨厦”，巨厦的所有者乃“拥资百万”的富翁杨寿昌；影片临近结尾，贤母余蔚如和佳儿余璞主要依靠其“守节”“孝顺”的道德力量，战胜了小人之“心毒”和“阴险”，终于重新回到“巨厦”并得袭“巨产”，亦即回到了“祖父”的身边并传承了“祖父”的“光荣的历史”。在这里，“祖父”及其资财是一切善恶行为的发出者和承受者，是价值判断的终极见证，是影片当之无愧的主人公。郑鹧鸪扮演的祖父杨寿昌，平日“闲居”，喜参“内典”，颇有“静观自得”之乐，一派“安居颐养、指挥如意”的中国家长典型遗风。当然，拥有丰厚资财进而拥有自然威权的祖父杨寿昌，在影片中并非一帆风顺；相反，他的财产、地位甚至生命经常受到来自外界的威胁：先是儿子杨道生坠马而亡，接着为侄子杨道培谗言所惑，将贤媳余蔚如赶出家门，导致自身“老境颓唐、万念俱灰”，最后险些丧生于杨道培及其朋友陆守敬手中。影片屡次将“祖父”置于这种被小人“奸谋”蒙蔽和伤害的境地，一方面是为了影片叙事情节曲折之需要，另一方面，显然可以归结为编导者对社会道德的内在隐忧；毕竟，随着“世风”的转换，无论儒家规制还是佛教经典，都已经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在编导看来，《孤儿救祖记》中的“父亲”形象，在不可避免走向“堕落”的社会境遇中，其“威严”已经不再不言自明，而是需要依靠子孙一代（“贤母佳儿”）的“守节”和“孝顺”，才能勉强维持。
尽管如此，对传统伦理的召唤，对主要建立在丰厚资财和儒家佛道精神基础之上的理想父性的渴望，仍是影片《孤儿救祖记》所要传达的基本情绪。还是当时的评论，较为传神地刻画了一般观众感动于影片忠孝节义思想的情景，又颇得影片精髓：“此片之教训，具有吾国旧道德之精神。杨媳教子一幕，大能挽救今日颓风。余每观忠孝节义之剧，未有不感动落泪者。昨日佘窃窥观众，落泪者正不止余一人也。……今后造片者，宜注重于唤醒吾国不绝如缕之旧道德，则于吾国复兴，未始无裨益也。”为了“唤醒”旧道德和“复兴”国运，“忠孝节义”成为许多电影创作者和电影观众的内心期待；同样，为了展示“忠孝节义”的生动图景，一个如《孤儿救祖记》中祖父杨寿昌的、保有资财和精神威权的、理想父性的影像乌托邦，自然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的普泛追求。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心理，包括郑正秋、黎民伟、侯曜、汪煦昌、朱瘦菊甚至邵醉翁等在内的一批中国早期电影人，很早就倾向于把电影当作营造“祸”“福”之媒介、教育国民之工具与改良社会之利器。为了达到教育国民与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们将影片的取材更多地偏向社会问题和家庭伦理；同时，还通过各种方式，就中国电影在“影戏家的人格”“电影言论”“电影剧本与观众的关系”以及“中国电影事业之危状”等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讨；而在大量的滑稽/喜剧片（如《掷果缘》）、社会/伦理片（如《孤儿救祖记》）、古装/历史片（如《西厢记》）和神怪/武侠片（如《红侠》）中，都能感受到电影创作者不约而同、一以贯之的社会隐忧、伦理诉求和道德关怀。一句话，从道德评判的层面上彰明是非善恶，是1896年至1932年间中国电影界面对欧美等国“不良”影片以及中国电影“投机”趋向时采取的重要措施；实践证明，这既是这一时期“国制影片”在舆论支持和票房突破上对抗欧美出品的成功策略，又是《掷果缘》（《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玉梨魂》《空谷兰》《歌女红牡丹》以至《姊妹花》《渔光曲》等影片获得极高的观众认同和市场回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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