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曾培六十年杂文选》全书杂而有味、弹中时弊、锋芒不减、文采斐然，他的文章观点明快而不晦涩、思想新锐却不偏颇、典故运用巧妙、叙说娓娓动听，是学者型杂文的典范，易为老中青读者所接受。他传承了鲁迅、林放杂文的传统，开创了一代时评、杂文的新文风。

江曾培，1933年10月15日生，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曾任《新民晚报》记者、政法文教部主任，上海文艺、文化、音乐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上海出版协会主席、中国出版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杂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微型小说学会首任会长，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2005年退休，现任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名誉会长，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名誉会长，上海出版协会顾问，《东方网》特约评论员。

老江，又一位老将
一点补充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丢掉五柳先生的遗风
高抬贵手
谈鬼不等于宣扬迷信
黑汽车和绿汽车
旧闻报道
记忆犹新
十个“多”和十个“少”
刮他脸皮
真理不可逾越一分
打“虎”
比翼双飞
“长子”和“矮子”
习惯“洗脸”
继往开来
华佗治病
风与火的考验
吕蒙的启发03l
年轻的鹰，飞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话少请短!
拼命地吃个不停(
一口口地吃
到此为止
谈“框框”
“随便翻翻”
墙内开花墙外香
苦与甜
互相切磋
待妻以礼
嘴巴和耳朵
虎头虎尾
问路和走路
春夏秋冬
家风随想
人，意味着什么?
“传”和“接”
鸡和蛋的故事
希望
给自己订些“条条”
语丝一束
站得高些
“好”字又一章
一点联想
反戈一击
双峰竞秀
友谊的“脊梁”（《年青的一代》杂感之二）
阿大与阿P
优良的学风
不背包袱
可敬与可为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斗转星移话时间
不要希望一炮打响
时间与文明
作品鉴赏的“正”“反”观
摘取花瓣的人得不到花的美丽
“诗中有画”与诗不是画
从“看热闹”到“看门道”
“丑得如此精美”
电影学也是“人学”
人与书
多读名著
论读书要带脑袋14J
“春江水暖鸭先知”
“文人无行”析
甘于寂寞与不甘寂寞
如此“陪衬”
想起华威先生
对“非理说”的再摇头
“走出小街”
“三顾茅庐”与“封金挂印”
草簇的遥看
烦恼即菩提
跳舞使人变美
说浮躁
执著与超脱
给人以艺术欣赏的空间
性爱≠性本能
由《故事会》说雅、俗
作家的癖好
更勇敢些，更深邃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说“钱”
想起“彼得处方”
记忆与遗忘
书房的生气
花篮与花圈
苦恼的笑
巴老的书桌
春愁黯黯悼赵师
“存同求异”
穷得只剩下钱
哀悼中的沉思
悲剧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
带着《庄子》休假
成功的秘诀
“羊上树”
“各入自扫门前雪”
“抄”已不是，何堪再“炒”
娱乐、文化不宜“一锅煮”
幸福递减律
重视“第三者”
林肯纪念堂前的遐思
话说新行当
狐狸的名片
“哗众”未必能“取宠”
家书抵万金
同名同姓与盗名欺世
呼啦圈与扑克的随想
注重“名”声
为什么不脸红
全球成“一村”
话说“从众心理”
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有感
忆总理
快哉十记
宜春
会的多与肥
“过”则“失”
说称谓
“微笑服务”与“知识服务”
“屁股”与“脑袋”关系说
名人俊士，宁有种乎？
新世纪0年代
“瓦釜雷鸣”与恶俗污漫——由恶炒某些“另类”作品想起
让城市面貌百花齐放
重读《包身工》
重视母语
遏止“淫”食文化
且看台“独”
知了叫又何妨
尴尬名人
说情者猛于虎
“低处流”和“高处走”
人诞生在道里
清官难当
我看夫妻AA制
知识竞赛中的“三无”
野草美
话说整形美
也许是“卖点”广告
形式主义的三样文章
道德的“有私”与“无私”
吃相与教养
让激情燃烧起来
辩证三思
想起恩格斯的话
以不贪为宝
更快更高更强+更美
生命不能承受之醉
送“鼓掌通过”远去
蒋庆的“士兵”“将军”观
莫嘲讽也莫瞎捧
治庸论
“海归”中有“海鲜”，也有“海草”
冤案不仅因有过于执
官民比的几个版本
标点符号的炒作
我竟成了“书画名家”
论“贪大”“好大”之风
“概念消费”正反观
“最苦恼的是在路上遇上狗”
破破“加班文化”
穿新鞋，走歪路
莫把夜壶当茶壶
莫将“什锦菜”变成“十景病”
多点“非权力性影响力”
“十年磨一剑”与“一年磨十剑”
慎用“平均数”
新“双城记”
不能“握着鼠标忘了笔杆”
清除“官八股”
李清照的“三好”与恶搞者的“三无”
天竺道上说“乐”论“福”
“老房子”与“好民俗”
“生寄也．死归也”
新世纪十年代
财神是富而仁的
“伟大也要有人懂”
多点“求异”思维
莫让公权陷入“塔西佗陷阱”
职业吹牛应“交税”
“舌尖”与“脑尖”
无用而大用
“凤凰”如何涅檠重生
怎么看“元芳，你怎么看”
2012.12.21太阳会照常升起
思维才是力量
钱不该买什么
“出租男女朋友”不宜
“中国式××”不宜泛化
“龙种”和“跳蚤”4J
并非个别的“个别”滥用
莫因长相而自卑
老年贵在自由忙
宣扬“别太老实”为哪般
由“先祭谷公”说政声
幻灭之来多在真中见假
有感于“易粪相食”
“公地悲剧”与“看不见的脚”
学术可以通俗化，不可娱乐化
英雄的“出身”与“用武之地”
卖空气千万不可成为“朝阳产业”
向该消失的旧俗笑别
书信本是有情物
“谨防捧杀汪曾

老江，又一位老将——《江曾培六十年杂文选》序
吴兴人
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笔名林放。在报社里，他有一
个外号，叫“老将”。上上下下都这样叫他（几乎没有人
叫他赵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赵超构先生在主持报
社笔政时，我见过他一面，不过50岁左右。用今天眼光来
看，根本算不上是一位老人。但是，因他办报有成就和文
笔之老辣，记者编辑都尊称他为加上引号的“老将”。“
老将”作“未晚谭”，形成“林放式杂文”的风格，成为
一代报纸言论文章的楷模。
林放的嫡传弟子，至今只存一位，那就是经常活跃在
报纸、网络媒体上的政论家和杂文家江曾培。他在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晚报写言论，受到林放先生的亲
授和点拨，初露头角，有“小林放”之称，笔名用的是“
晓江”（小江）。“晓江”当时不过20出头，在上海新闻
界已引起人们注目。他在新闻、出版业里耕耘60多年，现
已成为老江。老江，现在成为不加引号的、名副其实的老
将。老江86岁，长我t岁，是我敬重的一位兄长，至今笔耕
不辍，佳作迭出，不愧为上海评论、杂文界写作年龄最长
的一位“单打冠军”。
江曾培先生初涉报坛，老将林放告诉“晓江”：报纸
言论“要避免言论老生式的干瘪说教”。这一指点，影响
了江曾培写作政论和杂文60多年。
言论老生式的干瘪说教，是令人讨厌的。民国初年，
上海流行文明戏，老生中有一种叫“言论老生”的角色，
拿手好戏便是空口说白话，发议论。上得台来，满口“官
话”，总是长长一大篇。鲁迅先生1927年作考证：中国的
清谈风源于曹魏时期的玄学家何晏、夏侯玄等人，都是著
名的空谈家。他们崇尚老子、庄子学说中的无为思想，以
致解释儒家经义，排弃世务，专谈“名理”。魏末，又有
阮籍等七个书生兴起，号称“竹林七贤”，不但空谈，且
能饮酒。后来，这股风逐渐蔓延，于是，按鲁迅先生的说
法，社会上“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
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时下
的各种媒体上，这一类“言论老生”身影，我们仍不时见
到，这一类“言论老生”的干瘪说教，我们仍不时可以见
到听到，我一看这类文章的题目，就马上换频道。
《江曾培六十年杂文选》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文章
没有八股腔。且看一篇他的早期作品《双峰竞秀》，此文
署名“晓江”，刊于1963年8月6日《新民晚报》。文章说
的是第六人民医院医生陈中伟，为切断右手工人王存柏成
功实施断肢再植事。这一手术惊动了全世界，陈中伟被誉
为“世界断肢再植之父”。作者对此事发表议论道：“在
他们开辟的道路上，我们看到的就是‘双峰竞秀’——郁
郁葱葱的思想峰峦与技术峰峦相互辉映。面对这种峰峦，
我们不仅看到医务工作者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和技术水平
的迅速提高，而且也鲜明地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
新关系，以及党和政府对普通劳动者的爱护；这是一首社
会主义医师的赞歌，也是一首新社会的赞歌。”“双峰竞
秀”，思想峰峦与技术峰峦相互辉映，比喻形象生动。这
篇言论有思想，又有文采，也是“双峰竞秀”。“小林放
”名不虚传。徐中玉先生评价他的文章说：“曾培同志的
文章，发议论却没有套话，有亲近感却不搞花哨，很坦率
而不严厉责人。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对人有益，于事有
补，他有原则，也较灵活，务求实效。”这段文字，是为
至评。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末，这20年，是江曾
培的杂文创作的一个高峰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许多
新议题，一一被端上报纸版面。话题交关多，不是嘎讪胡
。在四个边框的运动场里打篮球，江曾培身手敏捷，新论
点层出不穷。读一读下述题目，可见其一个时期杂文写作
的总体面貌，好似一个色香味俱全的拼盘，涉及社会生活
的各个不同侧面。《作品鉴赏的“正”“反”观》《“瓦
釜雷鸣”与恶俗污漫——由恶炒某些“另类作品”想起》
《全球成“一村”》《穷得只剩下钱》《想起华威先生》
《娱乐、文化不宜“一锅煮”》《摘取花瓣的人得不到花
的美丽》《性爱≠性本能》《丑得如此精美》《甘于寂寞
与不甘寂寞》《莫把夜壶当茶壶》，这些题目都非常引人
注目。白居易写道：“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杂文之杂，杂文之有味，首先在于题目。题目是杂文
的眼睛，题目出挑，“三两声”开篇动听，读者就有兴趣
读下去了。
有道是：“职位不能给人以智慧。”这话有一面的道
理。职位提升了，当事人不见得一定会变得更聪明、更有
水平。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对于善于学习的领导干部来说
，他的职位的变更和提升，可以促使他的学识和智慧倍增
，呈正面的叠加效应。老江便是一例。从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中期起，他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后为总社）领导15年
。这个领导岗位压力很大，要审读许多重要书稿，要判别
许多候选作品的水平，更要应对各种复杂的矛盾。但这不
是坏事，逼着他读了文史哲经的大量著作，提高自己的识
别能力；尤其可贵的是，他的写作一直没有间断，他是动
口又动手，有感而发，经常抽空写杂文、评论文章。善于
学习的老江，与许多忙于事务而不得分身的领导不一样，
从读书中吸取丰富的知识营养，在写作时化成自己文章的
血肉。这样一来，他的知识面和分析各种问题的水平，有
了极大的提高。职位也可以给人以智慧，他的学问和智慧
，就是通过不断学习和观察社会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终生
受用不尽。
从二十世纪末到现在，则是江曾培先生杂文、政论创
作的第二个20年，也是他的杂文创作喷发的20年。值得一
提的是，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与时俱进，从2000年始
，鸟枪换炮，担任了东方网的特约专家评论员，学会了电
脑写作和发稿，学会了微信，满腔热忱地投入了网络评论
的写作。官可以不做，文章不可不写；行政权力没有了，
学习和写作的权利却没有废弃，而且可以大大强化。写网
络评论，老江一发而不可收拾，老将出马，以一当三，他
闲里找忙，平均每月有十多篇文章问世，分别见诸于上海
各大媒体上。网评写作，促进了老江的勤于思考和写作，
促进了他的身体健康，成为他晚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
部分。近十多年来，他先后出版了《人诞生在道里》《三
题集》《话说官场》《话说人生》《八十后杂弹》（三册
）等多部杂文集。如此高产，在上海新闻出版界，也是找
不出第二人。
因为勤于思考、密切关注生活，使得老江的文章，能
做到与时代的脉搏同步，思想观点鲜明。其敏锐程度和分
析的深度，为一般网评作者所不及。从2016年元旦开始，
上海与国内许多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过去那种“爆竹
声声一岁除”的景观在城市中心区不再。老江立即抓住这
个题目，在2016年2月6日发表题为《向该消失的旧俗笑别
》一文。这是一个应景式的题目，很容易写得流于俗套。
但作者不是一般地赞扬移风易俗，而是抓住“民俗的最大
特征就是稳定性，，的对立面，从民俗的变异性入手，从
理论上说明“风俗当随时代”。老江指出，民俗中有良俗
，也有恶俗。对良俗要大力发展继承，对恶俗要变革废除
，对像放爆竹这样的旧俗，则要“笑着告别”。老江接着
引用民俗学家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中的一段话：
“变异实际是民俗文化机能的自身调适，也是民俗文化生
命力所在。没有变异性的民俗文化是不存在的。”这样分
析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就有了新意和高度，也是《向该消
失的旧俗笑别》的高明之处。
《江曾培六十年杂文选》全书杂而有味、弹中时弊、
锋芒不减、文采斐然，他的文章观点明快而不晦涩、思想
新锐却不偏颇、典故运用巧妙、叙说娓娓动听，是学者型
杂文的典范，易为老中青读者所接受。他传承了鲁迅、林
放杂文的传统，开创了一代时评、杂文的新文风。一言以
蔽之：曾培文章老更成。
2019年3月13日

江曾培，沪上著名杂文家、出版家，先后曾担任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社长、总编辑，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他的杂文创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他写下了大量的杂文作品，并出版了多部杂文集。今年是江曾培先生从事杂文创作六十年的一个纪念。他捧上的这本《江曾培六十年杂文选》其实是远不止一个纪念所能涵盖的。

我从小喜欢作文，好发议论。1946年我在全椒中学读
初中，学校紧邻孔庙，孔庙前的广场两边，分别竖立着一
根古老的石条，上面刻着“官员人等到此下马”的相同字
样。可是，当时国民党的部队却把这里当作了练兵场，整
天马嘶人啸，嘈杂不堪，破坏了孔庙应有的肃静。我对此
在周记中写了一篇文章，批评这是对圣人的“大不敬”。
国文老师是我的前辈远亲，特意嘱咐我要学会谨言慎行，
对官兵不要乱发议论。他说，在家乡互相熟悉，说一点还
关系不大，将来到了外地却要注意了。1948年，我在南京
市立二中读高中，鉴于当时“总统选举”所出现的种种乱
象丑态，我与一些同学特意办了壁报作为园地进行讽刺。
训导主任对我进行了训斥，勒令停办壁报，在查清我们并
无什么“背景”后，方算了事。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我被聘为新华日报通讯员，
1950年2月调入华东团校学习，又被聘为解放日报通讯员，
这是我的文字变成铅字的开始，但这时写的都是通讯报道
。1952年夏，我参与了大公报的一次征文活动，发表了一
篇关于学习的短文，可说是我散杂文的处女作。是年19岁
。
1956年2月，我调入新民晚报任记者，主要是写新闻报
道，社长赵超构是杂文名家，他当时以林放笔名在报上开
设著名专栏《未晚谭》，见我有点理论素养，鼓励我成为
多面手，也写点杂文时评。这正是我所期望的。开始，我
的文字多“言论老生”式面孔，呆滞、干瘪，被人们尊称
为“老将”的林放师热情给了我指点，要我努力于“杂”
而有“文”。他当时每天写一篇言论，思想锋利，行文活
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我总是反复研读，吸取教
益，朝夕相处，耳濡目染，自己遂稍有长进，所写的杂文
随笔，发表园地也逐渐扩大，由新民晚报发展到京沪的主
要报纸，一时浪得“小林放”之名。
1966年“文革”开始，我靠边关进“羊棚”，从此搁
笔有年。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已调做文艺出版工作，八九
十年代的写作，虽也有些社会性的杂文随笔，主要篇幅则
多为文艺评论与图书评介。1999年我退居二线，到上海出
版协会工作，时值网络评论蜂起，我被聘为东方网专家评
论员，借助网络的快捷和大容量，加以时间充裕，平均每
二三天发一篇杂文时评，多的时候每天一篇。退下来的十
多年间写作成了我的主业，形成我写文章的高峰期。新世
纪以来，我结集出版的集子就有《网上杂弹》《世态百相
》《话说人生》《话说官场》《龙种和跳蚤》和《钱不该
买什么》等17部。
60多年来，我写的文章约3000篇左右，内中主要为杂
文时评，这次编选的《江曾培六十年杂文选》，共收230篇
文章，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七，最早的写于1956年5月，最晚
的写于2019年2月。所收文章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序，计分5
个部分：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二、二十世纪七八十
年代；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四、新世纪0年代；五、新
世纪十年代。
所选的文章，凡是改革开放后写的，寻找起来比较方
便，而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写的，则颇费一点功夫。当
时，我对自己发表的文章，虽然也剪报保存，只是“文革
”中我靠边后，这些剪报多作为“罪证”材料上交了造反
派，此后不知下落。这次翻箱倒箧，只找出一份部分文章
目录，以及不多几篇的剪报。原想到上海图书馆通过翻阅
当年的有关报纸去查找，只是这样做颇为费力，会对我的
体力精力形成很大挑战。正在为难之际，文友司徒伟智同
志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主动帮我从当年上海三家报纸（
解放、文汇、新民）上检索到60多篇文章，为我救了急。
尽管这只是部分文字，但有了这些文章垫底，再经过其他
方面的努力，终于可以有个选目了。自然，也有点遗憾，
有些尚有记忆的文章未能找到。比如，记得当年我写过一
篇有关“空孕”的文章，讲一些人看来忙忙碌碌，席不暇
暖，然而杂乱无章，少有实效，犹如“空孕”一样。这本
是对不良工作作风的批评，但“文革”中却被批判为与邓
拓的《一个鸡蛋的家当》“穿一条裤子”，都是污蔑三面
红旗的，是说大跃进是“空孕”的。不过，想到《选集》
篇幅有限，这些文章即使找到，也不一定能选收进来，随
之也就释然。
我年轻时文章的署名，多为“晓江”，此外尚有田晨
、虹菁、南影、蓝青等。改革开放后，我人到中年，早已
不是“小江”。因而不再用“晓江”笔名，而是用真名了
。文章的发表园地，也由京、沪两地的报纸扩大到天津、
南京、广州、南昌、合肥、厦门、沈阳等地的纸媒。这一
时期我分别获过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
、厦门日报的优秀作品奖，以及全国报纸副刊金奖、华东
地区报纸好作品奖、林放杂文奖提名奖，还有2篇网络评论
获得两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发表过我文章
的杂志刊物，有《新观察》《解放》《群言》《东方剑》
《检察风云》《世纪》《上海工运》《人民警察》《浦江
纵横》等。
“文章合为时而著”，六十多年来写于不同时期的文
章，不可避免地打着各自时代的印记，为了保持历史面

丢掉五柳先生的遗风
一千五百年前，伟大的文学家陶渊明写了一篇《五柳先生传》，说这位先生有着“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作风。想不到这种作风万古长存，一直到今天还遗留在某些同志的身上。
4月7日早晨，上海海关的大钟敲过六响，外滩绿化地带已经有两个青年在专心学习了。他们各带了好几本书，阅读速度相当快，不时的相互展开一些讨论。我因为正在那里做早操，便听到了他们这样一段对话：
甲：“什么叫做基础？”
乙：“基础就是经济。”
甲：“为什么经济叫做基础？”
乙：“因为经济决定建筑。”
甲：“建筑又是什么？”
乙：“建筑就是上层。”
甲：“啊！是不是这样，有了经济才能够建筑十几层高的楼房？”他还指着对面的和平饭店作了个比喻。
乙微笑地点点头。他们表示已经“搞清”了一个问题。
读者看了这段对话，可能要大笑一场。但当你笑定以后，可要冷静地想想，这种现象在你的周围甚至你自己的身上，是不是也多少存在一点？
在学习上，如果不肯艰苦思索，虚心钻研，踏踏实实地循序前进，而一味的好高骛远，企求一步登天，或自满自足，自以为是，这就是“读书不求甚解”的作风，也就会产生上面两个青年所闹的笑话。
1956.5.4
高抬贵手
三分钱画一幅画，比五分钱买一件小点心还要便宜。艺术劳动受到多么可怕的贱视，画家们又受到怎样不公平的待遇。试问，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脑子里到底是怎样想的？
在檀香扇（包括宫扇）上加工的代价原来就不高，可是，中国土产公司上海分公司和前苏州支公司等单位，却一再动员画9币们降低工钱，说是为了要“降低成本，为国家积累资金”。这完全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我们国家积累资金是遵循着正当的增产节约途径，绝不是依靠对劳动者的盘剥。党和国家一再教导我们，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要从物质利益上去关心每一个劳动者。如果把积累资金和关心人对立起来，实质上是对我们国家政策还没有深刻了解，因而也就是一种资产阶级观点的反映。
有人说，檀香扇是商品，不是艺术品；而且檀香扇上的画不是主要部分，所以画家的工钱可以低一点。把檀香扇上的画以一般国画去衡量价值，那固然是不合理。但是，也绝不能因为檀香扇是商品，就可以不对画家的艺术劳动付予适当代价。考虑降低成本是必要的，但不应该单在这方面动脑筋，其他方面是大有可为的。譬如，现在制成一把檀香扇要在上海苏州间往返四次，花掉运费就很多，这里不就可以动动脑筋吗？
更令人气愤的是，当画师们提出增加工钱的要求以后，苏州主管方面曾表示，你们不愿做，我们有人做。这和过去资本家用要挟手段对待工人有什么不同呢？
正由于这样，有些画师们在清苦的生活中就不得不承接过多的工作，日夜赶画。有的健康受到了影响，有的就粗制滥造，降低了质量。同时由于收入少，生活苦，他们大都无法收徒弟。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这样下去，就会后继无人了。
最近，许广平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批评。我们希望能够立刻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迅速加以解决。
195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