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长于新疆，现居青岛，学德文，现任职于青岛某大学。在读者眼中，“这个女教授看起来很好吃”。
她大大咧咧，又针针见血。谈情爱，妙语不绝，令人莞尔令人大赞；叙写亲情，寥寥数语，直指人心；幽默生活中的人和事，令人惊叫：文风直白有力不造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深具一种把人生中的悲伤、苦痛、无奈写成喜剧的工夫。
她是豆瓣网友评出的9.6分当代神级吐槽家。
她笑着讲故事，你却哭了。

《包法利夫人》：已婚少妇的必死困局
《傲慢与偏见》：热闹中的干燥者
《贵族之家》：评断的能力
《老妇还乡》：报复的方式
《情人》：爱情这件事,只和我有关
《霍乱时期的爱情》：爱的信与不信
《蒂凡尼早餐》：浮华世界的荷花梦
《革命之路》：道不同,不相为谋
《钢琴教师》：暴力相向
《聊斋志异》：一个春天,读完聊斋

《包法利夫人》：已婚少妇的必死困局
在目前的文学史教育背景下谈《包法利夫人》难免会遇到“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巨著”这样的说法。在文学史意义上这个界分和评价当然也可以：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欧洲文学的主流是浪漫主义，从三十年代开始现实主义抬头，十九世纪末自然主义独领风骚——这个世纪的文学风格在学界确实就是这么个界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成书于一八五七年，按年代划分为现实主义作品本来不算唐突。
然而尴尬的是，且不说他与同被划分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巴尔扎克的区别如此明显，就连福楼拜自己都说“我写《包法利夫人》就是出于痛恨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旗手左拉曾经盛赞《包法利夫人》，作为褒奖称它为“自然主义小说的典型”，但福楼拜毫不领情，毕竟《小酒店》和《包法利夫人》的文学旨趣相差甚远。
在具体作品前谈“主义”和“流派”意义不大，毕竟“文学”和“文学史”是两件事，文学作品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总会溢出这些概念名词，更何况《包法利夫人》太特别了，没法把它削足适履塞进任何一个文学定义里去。而且恕我直言，对于作品的接受，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这些文学专业术语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巨著”二字应该就其艺术价值而言，这倒也没问题。不过原著一点也不“巨”：左拉曾经描述当年印行时原书也就四百多页。据说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四大悲剧女性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易卜生的娜拉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玩偶之家》为戏剧剧本无从对比，其余三本里篇幅最短的就是《包法利夫人》，一九九二年译林出版许渊冲的中译本才三百一十四页，是《安娜·卡列尼娜》的三分之一，即便算上出版发行时被删节的部分，这样的篇幅在长篇小说里也算短的。
小说的故事情节也很平淡无奇——身处二〇一八年很难对这种“平淡无奇”有具体的感受，毕竟现代派小说给我们提供过更加平淡无奇甚至于无聊的阅读体验——但对比一下当时欧洲文学的大概气氛就知道这个选材有多奇特了：一八五〇年巴尔扎克带着没写完的《人间喜剧》死掉了，一八五二年，果戈理烧掉《死魂灵》第二卷的手稿也死了，一八五七年大仲马写了《双雄记》，一八五九年狄更斯写了《双城记》，一八六〇年屠格涅夫写完《前夜》，一八六二年雨果出版《悲惨世界》，一八六三年托尔斯泰开始写《战争与和平》——而《包法利夫人》写了什么呢？它写了一个在修道院受过贵族教育熏染的农家女，渴望多彩的生活却陷入平庸无望的婚姻，两度偷情却没有抚慰心灵的欲念，却使她积债如山，梦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使她无路可走，最后服毒自尽。连乔治桑都忍不住评论说，这部小说“对人生缺乏一种明确和广大的视野。”
对于现当代的读者来说，经过现代派小说和当代小说的狂轰滥炸，十九世纪的小说真是太“好看”了，即便是《包法利夫人》这种在当时被认为缺乏奇情故事与戏剧性冲突的小说，一个周末也就看完了。它当然写得好，一出版就成了文学写作的典范，乔治·桑、雨果、波德莱尔、左拉、屠格涅夫都对这部小说盛赞有加，且统统聚焦在福楼拜高超的基于语言和句子之上的小说技法，至今这部小说还是经典的法语范本。P3-5

困局、复仇、信任、浮华、暴力……苏美以其特有的毒舌，以名著为参照，深入解读当下爱情与婚姻中的困境与真相。
豆瓣网友评出的9．6分当代神级吐槽家。
她笑着讲故事，你却哭了。
体验多了现当代文学里的冷静、克制、干燥的气氛，不受现代文明束缚的希腊式复仇故事就成了宣泄口，好比天天都吃人畜无害、长命百岁的日料，嘴里简直淡出鸟来，必须三五不时的去路边摊吃一下脏串，否则老觉得人生哪里出错了，多余的破坏力在身体里蕴蓄，老觉得不和谐。

本书以《第凡尼早餐》《情人》《包法利夫人》《霍乱时期的爱情》《老妇还乡》《革命之路》《聊斋志异》等9部名著中的女性角色为书写对象，通过对书中人物的遭遇和命运，来书写古往今来女性的诸多生存现实和自我救赎之路，呈现出作者对女性这一身份的深入思考和对女性觉醒的向往和努力，尤其突出将当下女性困境的剖析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