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吧，记忆》是纳博科夫本人最重要和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为一组相互间有系统联系的个人回忆文集，时间跨越三十七个年头（从1903年8月到1940年5月）。它以一位鳞翅目昆虫学家透过高倍放大镜观察蝴蝶翅翼上美妙的花纹，并将之描绘下来的那种精确语言，给读者带来不一般的阅读感受。记忆和对往昔的回顾往往主宰着纳博科夫的小说，故而这本自传正是解读他的小说的绝好密码，因为回忆本身即是幻想和现实之间的某种隐蔽的桥梁。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
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
一九四〇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韦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纳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丽塔》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并引发争议。
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迁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
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迁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

《说吧记忆(精)》无目录

这部作品是由系统的、相关的个人回忆录汇集起来的
，地域上，从圣彼得堡到圣纳泽尔，时间跨度是三十七年
，从一九○三年八月到一九四○年五月，只有几次进入了
后来的时空。引发了这个系列的那篇文章相当于现在的第
五章，那是三十年前，我在巴黎用法文写的，标题是《O小
姐》，让·波扬把它发表在《尺度》一九三六年的第二期
上。有一张照片纪念这件事（最近发表在吉塞勒·弗罗因
德的《詹姆斯·乔伊斯在巴黎》中），只不过把我错认成
“奥迪贝尔提”了（我在《尺度》的一群闲适地围着花园
石桌的人之中）。
我于一九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移居美国，在那里，现
已去世的希尔达·沃德把《O小姐》翻译成了英文，经我修
订，爱德华·威克斯将它发表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份的《大
西洋月刊》上（这也是第一家发表我在美国写的故事的杂
志）。我和《纽约客》的联系（通过埃德蒙·威尔逊）开
始于一九四二年四月的一首短诗，后来又发表了一些即兴
的诗歌；但是我的第一篇散文作品只是到了一九四八年一
月三日才发表在《纽约客》上：那就是《舅舅的肖像》（
完整的作品中的第三章），我是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在科罗
拉多州埃斯蒂斯帕克的哥伦拜恩旅舍写的，如果不是哈罗
德·罗斯如此喜欢我逝去了的往事，我和我的妻子、孩子
是不可能在那里待多久的。《纽约客》还刊登了第四章（
《我受的英国教育》，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第六
章（《蝴蝶》，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第七章（《科
莱特》，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及第九章（《我受
的俄国教育》，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以上几章都是
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在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之下
写出来的；还有写于纽约州伊萨卡的第十章（《序曲》，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第二章（《母亲的肖像》，一九
四九年四月九日），第十二章（《塔玛拉》，一九四九年
十二月十日），第八章（《幻灯片》，一九五○年二月十
一日；哈罗德·罗斯的疑问：“纳博科夫家是个一把胡桃
夹子的家庭吗？”），第一章（《完美的过去》，一九五
○年四月十五日），以及第十五章（《花园和公园》，一
九五○年六月十七日）也都发表在《纽约客》上。
剩下的三章，第十一章和十四章发表在《党人评论》
上（《第一首诗》，一九四九年九月；《流放》，一九五
一年一至二月），而第十三章则发表在《哈珀杂志》上（
《三一巷里的寄宿舍》，一九五一年一月）。
《O小姐》的英译后来重新收入《九个故事》（新方向
出版公司，一九四七年）和《纳博科夫的十二篇》（达博
迪出版公司，一九五八年；海涅曼出版公司，一九五九年
；通俗文库，一九五九年；企鹅丛书，一九六○年）中；
在企鹅丛书版中我还收进了《初恋》，它后来成了文选编
辑者的宠儿。
虽然我写作各章节的时候顺序是不规则的，这反映在
以上初次发表的日期中，但它们整齐地填满了我心里按现
在章节的顺序编好号的空白。这个顺序是在一九三六年安
放奠基石时就确定了的，在石头隐秘的洞坑里有着各种各
样的地图、时间表、一批收藏的火柴盒、一块深红色的玻
璃片，甚至于还有—我现在意识到—从我的阳台上看到的
日内瓦湖的景色，湖上的涟漪和片片水光，今天，在喝下
午茶的时候，黑海番鸭和凤头鸭在水面上缀出星星点点的
黑色。因此，收集成卷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困难。纽约的哈
珀兄弟出版公司在一九五一年出版了这本书，书名是《确
证》；是我确实存在过的确证。
不幸的是，这个短语使人联想起侦探故事，我计划把
书的英国版改名为《说吧，摩涅莫辛涅（注：Mnemosyne，
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但是人家告诉我“小老太
太们不会要求买一本连书名都读不出来的书的”。我也曾
试想过用The Anthemion这个名字，这是一种忍冬形装饰
，包括复杂精美的枝叶交织和扩展的花簇，可是没人喜欢
；所以最后我们只得满足于《说吧，记忆》（戈兰茨出版
公司，一九五一年；纽约环球文库，一九六○年）。这本
书的译本有：俄文版，作者自译（Drugie Berega，纽约
，契诃夫出版公司，一九五四年）；法文版，伊冯娜·达
夫特译（Autres Rivages，伽里玛出版公司，一九六一年
）；意大利文版，布鲁诺·奥德拉译（Parla， Ricordo
，蒙达多里出版公司，一九六二年）；西班牙文版，海梅
·皮内罗·冈萨雷斯译（.Habla， memoria!，一九六三
年出版）；以及德文版，迪特尔·E·齐默尔译（罗沃尔特
出版公司，一九六四年）。以上详尽无遗地提供了必需数
量的书目信息，对《纳博科夫的十二篇》书尾的注很不高
兴的神经过敏的评论家，将会，我希望，迷迷糊糊地把放
在现在这本书开头的信息接受下来。
在美国创作第一稿的时候，对我很不利的是，我几乎
完全没有关于家庭历史的资料，因此，当我感到记忆可能
有误的时候，没有办法进行核对。现在我父亲的传记已经
扩充并修订了，并且做了无数次的修订和补充，特别是在
前面的几章。某些放在括弧里的简洁的插入语被展开，说
出了仍然起作用的内容。否则，只是随意选来虚设在那里
，在一桩重要事件的叙述中没有事实上的意义的东西，在
我每一次校对各个版本的校样重读那一段的时候不断地打
搅我，直到最后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那任意选来的眼镜
（摩涅莫辛涅一定比别人更需要这东西）变成了被清楚地
回忆起来的一个牡蛎壳形状的香烟盒，在“被绞死者小路
”的一棵山杨树脚下的湿草里闪闪发光，我在一九○七年
的那个六月天在那儿发现一只很少在西边这么远的地方看
见的天蛾，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我的父亲在那儿捉到
了一只在我们北方的林地里极其稀有的孔雀蛱蝶。
在一九五三年的夏天，在亚利桑那州波特尔附近的一
个牧场上，在俄勒冈州阿什兰城一所租住的房子里，以及
在西部和中西部许多家汽车旅馆里，我在捉蝴蝶和写《洛
丽塔》及《普宁》的间隙，在我的妻子的帮助下，抽空将
《说吧，记忆》翻译成了俄文。鉴于重述我的Dar（《天赋
》）中已经详尽阐述了的主题会产生的心理问题，我删去
了一整章（第十一章）。另一方面，我修订了许多段落，
力图弥补一下原作中记忆缺失造成的缺陷—空白点，模糊
的地方，朦胧的领域。我发现，有时候高度的集中有可能
使模糊不清的灰蒙蒙的一片豁然明朗起来，因而这突然出
现的景象能够得到识别，无名的仆人有了名字。对目前《
说吧，记忆》这最后版本，我不仅对原来的英文文本作了
重大的改动和大量的增补，而且利用了在将它翻译成俄文
时所做的改正。先是用英文复述的俄国的记忆，经过用俄
文的复原后又重新再度回到英文，结果证明这个任务是极
端困难的，但是想到这样的多次变形，在蝴蝶身上虽然很
普通，但却没有任何人尝试过，我就获得了一些安慰。
记忆反常的人和反常记忆的受害者根本不应该试图成
为自传作者。在记忆的反常现象中，最糟的就是在回顾之
时把我自己的年龄和世纪的年龄等同起来的倾向。这导致
了在本书的第一稿中总是在时间顺序上出现一系列惊人的
大错。我出生于一八九九年四月，自然，在比方说一九○
三年的头四个月，大体上我是三岁；但是在那年的八月，
展现在我面前的那个刺眼的“三”（如在《完美的过去》
中所描写的）应该是指世纪的年龄，而不是我的年龄，我
的年龄应该是和橡皮枕头一样的四四方方和富有弹性的“
四”。同样，在一九○六年初夏—我开始收集蝴蝶的那个
夏天—我是七岁，而不是像在最初第六章灾难性的第二段
中所说的六岁。不得不承认，摩涅莫辛涅表明了自己是个
非常粗心的女孩。
所有的日期都是按新历计算的：在十九世纪我们比文
明世界的其他国家晚十二天，在二十世纪初期晚十三天。
按旧历，我的生日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的四月十日的黎
明时分，而那一天（如果能够立刻把我飞快地带过边界）
，比方说在德国，是四月二十二日；但是既然我所有的生
日都是在二十世纪、隆重程度递减的情况下庆祝的，大家
，包括我自己在内，由于革命和移居国外，从使用儒略历
（Julian calendar，古罗马统帅恺撒开始采用的历法）
改为使用格列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即公历，是
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对儒略历进行修订
后于一五八二年颁行的历法，即目前全世界通用的阳
历），惯常是在四月十号上加十三天而不是十二天。这个
错误是严重的。怎么办？我在最近的这本护照上看见，在
“生日”后面是“四月二十三日”，这一天也是莎士比亚
、我的侄子弗拉基米尔·西科尔斯基、秀兰·邓波儿和黑
兹尔·布朗（而且她还和我合用一个护照）的生日。这，
就是问题之所在。计算上的无能使我未能设法加以解决。
阔别二十年后我乘船回到欧洲，恢复了甚至在我离开
前就已经割断的关系。在这些家庭团聚的场合下，《说吧
，记忆》受到了批评。核对了日期和事件的细节，大家发
现我在许多情况下都搞错了，或者没有足够深入地审视一
个模糊但却是能够弄清楚的回忆。给我提供意见的人认为
有些事情仅仅是传说或流言而已，有的即使是真实的，也
证明它们和我脆弱的记忆将它们归入的事件或时期无关，
是属于别的事件或时期的。我的堂兄弟谢尔盖·谢尔盖耶
维奇·纳博科夫给了我有关我们家庭历史的极为宝贵的资
料。我的两个妹妹都生气地抗议我对前往比亚里茨的旅途
的描述（第七章的开始），她们不断向我提出具体的细节
责问，说我不该把她们留在家里（“和保姆及姑姑们在一
起”！）。由于缺乏具体的文献资料，那些仍然没有能够
修订的部分，现在为了总体的真实我宁愿删去。另一方面
，一些有关先辈和其他人物的事实已为人所知，我已经把
这些纳入了《说吧，记忆》这个最终的文本。我希望有一
天能够写《继续说下去吧，记忆》，涉及我在美国度过的
一九四○到一九六○年：在我的盘形管和坩埚里，某些挥
发物的挥发和某些金属的熔化过程仍在继续着。
在这部作品中，读者将会看到一些零星地提及我的小
说的地方，不过总的来说，我感到创作它们时的苦恼已经
足够了，应该让它们留在瘤胃之中。我在新近给一九三○
年的Zashchita Luzhina（《防守》，普特南出版公司，
一九六四年），一九三六年的Otchayanie（《绝望》，普
特南出版公司，一九六六年），一九三八年的
Priglashenie na kazn’（《斩首之邀》，普特南出版公
司，一九五九年），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连载、一九五
二年出版的Dar（《天赋》，普特南出版公司，一九六三年
）和一九三八年的Soglyadatay（《眼睛》，菲德拉出版
公司，一九六五年）各书的第一个英文译本所写的序言中
，已经对有关过去我在欧洲的创作部分作了充分详细和生
动的叙述了。对于那些想得到我的出版物的更为完整的书
单的读者，可参考那本详尽的书目，是迪特尔·E·齐默尔
编辑的（Vladimir Nabokov Bibliographie des
Gesamtwerks1，罗沃尔特出版公司，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第
一版；一九六四年五月修订二版）。
在最后一章中描写的两手棋收入利普顿–马修斯–赖
斯出版公司出版的《棋题》中（菲伯，伦敦，一九六三年
，二五二页）。然而我最有趣的发明是一个我献给E·A·
兹诺斯科–博罗夫斯基的“白子悔着”棋题，他在三十年
代（一九三四年？）将它发表在巴黎的流亡者日报
(Poslednie Novosti)上。我记不清棋子的位置了，无法
在这里把棋谱标出来，不过也许某位喜爱“玲珑棋”（它
属于这类棋题）的人有朝一日会到一个把旧报纸做成缩微
胶卷—我们所有的回忆都该做成缩微胶卷—的了不起的图
书馆里去查找。评论家们读第一个版本时比较粗心，读现
在这个新版本会仔细一些：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注意到了我
在第八章第二节第一段中对弗洛伊德的“凶恶的指责”，
而且没有人发现在第十一章第二节的最后一句中一个伟大
的漫画家的名字，以及我对他的称颂。对一个作家来说，
不得不亲自指出这类东西是十分难堪的事情。
为了避免伤害生者或骚扰死者，一些专有名字作了改
动。这些在索引中加上了引号。索引主要目的是为了我自
己方便，把一些和我过去的年代有关联的人和主题开列出
来。书后的索引会使庸人不快，但是会让有眼力的人感到
高兴，哪怕仅仅是因为
通过那个索引的窗口
一株玫瑰爬了进来
有时一阵轻风
从黑海吹来。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于蒙特勒

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是对传记文体的一种颠覆。在通常的文学知识里，一般会认为传记是要尽可能贴近真实的，但在普鲁斯特以来的现当代作家眼里，尤其是纳博科夫这样的作家眼中，人的记忆中还包括想象，记忆并不可靠。因而《说吧，记忆》跨越了现实与虚构，无法归类，几乎更像是一部小说。经过漫长岁月的淘洗，有些东西消失了，有些东西留存下来，其间的取舍很微妙。纳博科夫拥有非常惊人的记忆力，能从过去的时光中抢救出无暇的记忆碎片，并用像植物一样蔓卷的语言，在文本中富有装饰性地把思绪延伸开来。纳博科夫特有的复杂性，如同巴洛克式的繁复而又富丽的花纹图式，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结构，甚至还是一种复杂的思维结构，读者能从中品尝到它所流淌出的甘美的滋味。

摇篮在深渊上方摇着，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尽管这两者是同卵双生，但是人在看他出生前的深渊时总是比看他要去的前方的那个(以每小时大约四千五百次心跳的速度)深渊要平静得多。然而，我认识一个年轻的时间恐惧者，当他第一次看着他出生前几个星期家里拍摄的电影时，体验到一种类似惊恐的感情。他看见了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的世界——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人——然后意识到在那里面他根本就不存在，而且没有人为缺少他而难过。他瞥见他的母亲在楼上的一扇窗口挥手，那个不熟悉的手势使他心神不安，仿佛那是种神秘的告别。但是特别使他害怕的是看到一辆放在门廊里的崭新的婴儿车，带着棺材所具有的自鸣得意、侵蚀一切的神气；就连那也是空的，仿佛，在事物的进程反向发展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身体已经分崩离析了。
这样的想象对于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或者，换句话来说，想到最初和最后的事情常常带有青少年的特点——除非可能受到某种古老、严厉的宗教的指引。天性期望一个成年人接受这两个黑暗的虚空，和接受这两者之间的惊人景象时同样漠然。想象，是不朽和不成熟的人的极顶快乐，应该受到限制。为了能够享受生活，我们不应过多地享受想象的快乐。
我讨厌这种事态。我感觉到了要表示我的厌恶并掩饰天性的强烈愿望。我的头脑一再做出巨大的努力，来看清在我生命的前后两侧的不具个人色彩的黑暗中最微弱的带个人性质的闪光。我相信，造成这个黑暗的仅仅是时间之墙，是它将我和我青肿的拳头与自由的永恒世界隔开，这是我乐于和身上画着最鲜艳的彩绘的野蛮人共享的信念。我在思想上回到了过去——思想令人绝望地渐行渐淡——遥远的地方，我在那里摸索某个秘密的通道，结果发现时间的监狱是球形的，没有出口。除了自杀，我尝试过一切。我曾抛弃自己的身份，以便能够充作一个传统的幽灵，偷偷进入孕育我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国度。我曾在心理上忍受有损身份地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以及退役上校们为伴，他们记得前世曾是古罗马大道上的奴隶信使，或者是拉萨柳树下的哲人。我翻遍旧梦，寻找钥匙和线索——让我马上说清楚，我完全拒绝弗洛伊德那庸俗、低劣、基本上是中世纪的世界，连同那对性象征的异想天开的探索(有点像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寻找培根式的离合诗)，以及充满怨恨的小小的胚胎从他们天然的隐蔽深处对他们双亲性生活的窥探。
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乍看起来如此无边无际的时间竟会是一个监狱。在探究我的童年的时候(这仅次于探究你的永恒)，我看到了意识的觉醒是一系列间隔开的闪现，间隔逐渐缩小，直到形成了鲜明的大块的感知，提供给记忆一个并不牢固的支撑点。我很小就几乎同时学会了数数和说话，但是内心里认知我就是我，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似乎只是后来才确立起来的，是直接和我发现他们的年龄与我的年龄的关系相联系的。从我想到这一揭示时那立即侵入我的记忆的、带着片片透过交叠的绿叶的光影的强烈阳光来判断，那个场合可能是乡间的夏末，我母亲的生日，我问了些问题，估摸了得到的回答。根据重演论，这一切本应如此；我们远祖头脑中的反身意识的开始必定和时间意识的初现是同时发生的。
因此，当新揭露出来的、我自己新鲜利落的四岁年纪的配方面对父母的三十三及二十七岁年纪的配方时，我感到自己产生了一个变化。我受到了巨大的、令人鼓舞的震动。仿佛比五十个月以前那个号啕大哭的泡得半死的我(老习俗要求父母退到一扇门后，我的母亲透过这扇半关的门，设法纠正了笨拙失误的大长老康斯坦丁·维特韦尼斯基神父的错误)所经历的希腊天主教的浸泡要更为神圣的方式接受第二次洗礼，我感到自己突然投入了明亮的流动的传导体之中，这传导体不是别的，正是纯粹的时间元素。你和不是自己、但是被时间的共同流动和自己结合在一起的人们分享它——正如激动的洗海水浴的人们分享闪闪发亮的海水一样，这是和空间世界很不相同的环境，空间世界不仅是人，而且连猿猴和蝴蝶都是能够感知到的。在那一瞬间，我深切地意识到，那个二十七岁、穿着柔和的白色和粉红色衣服、拉着我的左手的人是我的母亲，而那个三十三岁的、穿着刺眼的白色和金色衣服、拉着我的右手的人是我的父亲。我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在他们平稳地向前行进的时候，我大摇大摆地走一阵，小跑一阵，再大摇大摆地走一阵，沿着小路的中间走过片片光影，今天我很容易就认出，这条小路正是我们家在俄国原圣彼得堡省的叫维拉的乡村别墅的庭园里两旁长着观赏小栎树的小径。确实，从我目前偏远的、与世隔绝的、几乎是杳无人迹的时间之山脊上，我把一九。三年那个八月天的微小的自己看做在庆祝有意识的生命的诞生。如果拉我左手的人和拉我右手的人在以前曾同时在我婴儿模糊的世界里出现过的话，也是在温柔的不知姓名身份的面具之下出现的；但是现在我父亲的穿着——那套骑兵卫队的华丽军装，半身铠甲的光滑的金灿灿的突起部在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