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搜集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大后方工作的第一手材料，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国家领导人的信件、电文，文献资料全面翔实，很多档案文献是首次披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

本书系“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之一，主要收录了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张闻天、任弼时、邓颖超、叶剑英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南方局、总政治部关于抗战大后方工作的一部分文件、电报和新闻稿件，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活动历程。

总序

出版说明

一

论新阶段（节选） 毛泽东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的展望董必武（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给邓宝珊的信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

陈绍禹等关于同蒋介石谈话情况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南方局领导成员的决定(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南方局常委组成等问题的指示(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对蒋介石暂时应取比较静观态度给陈绍禹等的电报（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组织分工等问题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六日)

周恩来关于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及意见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应对国民党防共限共政策的指示（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致蒋介石暨国民党五中全会电（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给蒋介石的复信（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帮助国民党及其军队工作原则的决定（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第三届国民参政会提案问题给南方局的指示（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不出席国民参政会问题给南方局的指示（一九三九年二月六日）

关于目前危机的报告周恩来（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

在军训部成立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周恩来（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民党五中全会问题的指示（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统战部工作的指示（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成立妇委等问题给中央书记处并中妇委的电报（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指示（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

中共中央青委关于大后方纪念五四青年节工作给南方局等的指示（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决定（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二日）

关于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情形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叶剑英等（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论新阶段（节选）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

毛泽东

一、由目前过渡到相持阶段，只有停止敌之进攻，才有利于我之准备反攻。而要达此目的，还须给一个大的努力。故由目前过渡到敌人被迫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其占领地，出现整个敌我相持的阶段之时，还是一个斗争的过程，须克服许多困难才能达到。因为敌在占领武汉之后，还不会立即结束其进攻，他必定还想向广州、西安、宜昌、长沙、衡州［1］、梧州、北海、南昌、汕头、福州等地及其附近地区进攻。我要停止敌之进攻，还须针对着敌人这种企图继续执行战略的运动防御战，用极大努力进行坚持的战斗，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而又不为敌人所算，使敌之进攻不得不停止，把战局过渡到敌我相持的有利局面。

二、但相持局面快要到来了，敌人占领武汉之后，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形暴露了。如果他再要进攻广州、西安、宜昌、长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地并作占领之企图，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之弱点所给予他的极大困难，必将发展到他的进攻阶段之最高度，这就是我之正面主力军的顽抗与我之敌后庞大领土内游击战争的威胁，所加给敌人兵力不足（他不能足）与兵力分散（他不能不分散）现象上的极大困难。这一形势──在敌则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在我则正面防御与敌后威胁，这是敌之极大劣势，我之极大优势。当然，在整个敌我力量对比上说来，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基本形势并未变化，这只有在长期相持阶段内我用全民族的极大努力，并配合国外条件，才能使之变化。然而敌在进攻武汉的战斗中，他之强的力量已经进一步发挥了。这种强的力量之进一步发挥，一方面固然给了我们以损失，然而同时就给了他自己以困难。因为敌之强的力量（同时即是其不足的与分散的力量）在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之后，气力势将衰退下去，就不得不使其总的战略进攻接近了一个顶点。我们承认敌之进攻还有一点余威，并最好与最恰当的是估计到他的这点余威还相当的大，因此还有充分可能他要攻略广州、西安、宜昌、长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处及其附近地区，甚至要准备他向着整个粤汉路［2］与西兰公路之进攻。然而这在总的敌人力量上将只是一点余威。在日本的整个国力上说来，他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他只有那么多的力量，可能使用于中国方面的用的差不多了。并且在其正面与占领地内必须对付的广泛战争还依然存在，日苏、日美、日英、日法之间的矛盾在增长着，国内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前线官长与士兵的矛盾，大量支出与财政竭蹶的矛盾在加深着，这些都是使得敌人大大皱眉的地方。我们及全国人民必须看到这些地方，不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所震惊，赞助政府调整全国之作战，有计划地部署粤汉路、陇海路、西兰公路及其他战略地区之作战，部署庞大敌后地区之游击战争，捉住敌人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给以更多的消耗，促使更大的分散，使战争胜利地与确定地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

三、敌力在逐渐减少我力在逐渐增加中敌人是否增加了力量呢？就其原有的力量来说，没有什么增加，相反，他的力量大大地减少了。敌人原有的军力与经济力，是大大消耗了。十五个月战争中，他的军力伤亡了数十万人，消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与军用资材，毁灭了数百架飞机与百余艘军舰，支出了数十万万元经费，这个消耗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直到他被迫停止其战略进攻之时为止，他还要消耗一大批力量。在这点上，他的盟友希特勒早已大大地发起愁来了。然则敌人毫无力量的增加吗？有的，这就是对于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及部分乡村之占领，从各国手里及中国民族资本手里夺取了市场，与从中国手里夺取了资源与生产工具，夺取了许多人力，这些是日本战争之唯一目的，他是暂时地增加了这些东西。然而问题是：这些东西能抵偿已有的战争消耗吗？不能，消耗了的全部战争“投资”是已经消耗了，他要取偿还需付以新的生产投资。问题又是：抛开日本生产投资之无能不说，假定他能的话，他能取偿其战争消耗吗？也不能。因为往后依然存在着广大战争，依然每天要消耗。只要有广大的敌后游击战争存在，例如现在华北的游击战争那样，他的取偿是很困难的。由于不断的战争，他将不但不能取偿旧的，而且还须支付新的，只要我们的抗战坚持下去，日本的这条可怜命运是大体确定了的。我们说日本在第二战略阶段即相持阶段中将逐渐化强为弱，化优为劣，这种继续消耗是决定的一方面。现在说到中国方面，中国力量究竟是减少了呢？还是增加了？我们的回答是减少了，又增加了。减少的是原有力量的质与量，这表现在军队人员武器的消耗，人口、工业、土地与资源的损失等上面，这是使得我们感到困难的重要的一方面。然而不是没有增加的，增加的是新的质与量，这表现在全国的团结，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文化的进步，人民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的提高。主力军虽后退了，游击战争却前进了。一部分地方虽损失了，另一部分地方却进步了。问题是在：增加的程度今天还不够，今天还不够停止敌之进攻，今后更不够实行我之反攻，因此发生了必须用广大持久的努力去增加新的力量的问题。而这种增加，即全民族各个阶层中生动力量之更大发动与党政军民各方面之更大进步，基于今后之广大持久的努力是完全可能的。在主要的依靠自己生长的力量，再配合之以敌人困难之加重，国际助我之增强，就能使整个敌我形势发生变化，由敌优我劣之现时形势，先走到敌我平衡，再走到我优敌劣，这就是长期相持阶段中必须解决也可能解决的根本问题。

四、敌据城市我据乡村，所以战争是长期的，但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于是问题在：敌人占领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敌据城市以对我，我据乡村以对敌，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吗？答复：有困难，但是能够的。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不但由于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而且由于这个帝国主义又复占据我之城市，我则退至乡村以抗敌，因而造成了长期性，速胜论在此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今天中国的城市乡村问题，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不能设想，在英、美、法、德、日、意等国，能够支持长期反城市的乡村农民战争。半殖民地小国也不可能。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数十年前也很困难。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今天，却产生了这种可能。这里明显的是三个三位一体的条件。第一是半殖民地条件。在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第二是大国的条件。失去一部，还有一部。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以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了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给了我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贵、川等地，使敌无法占领；而且在敌后也给了我以广大游击活动地盘，例如华北、华中、华南等地，使敌无法全占。第三是今日的条件。如果在数十年前中国被一个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占，例如英占印度那样，那是难免亡国的。今天则不同，今天主要的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其次是敌人退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已临到衰老的境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与造成着把他自己送进坟墓的条件。又其次是国际形势变化了，旧的世界接近死灭，新的世界已见曙光。这些道理，我在《论持久战》中已详说过了。总之，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许多优良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毫无疑义，乡村反对城市就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困难的。因为城市总是集中的，乡村总是分散的，敌人占领我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我之行政区域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分割，给了我们以很多困难，这就规定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然而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因为有上述三位一体的条件。在内战条件下，极小部分的乡村支持了长期反对城市的战争，还当帝国主义各国一致反共的时期。谁能说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又当帝国主义阵营分裂之时，中国以极大部分的乡村，不能支持长期战争去反对城市敌人呢？毫无疑义是能够的。并且现在的所谓乡村，与内战时期的乡村有很大不同，不但地域广大，而且在云、贵、川等省大后方中，尚有许多城市与许多工业，尚可与外国联络，尚可建设。依据于大后方的保持与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从长时期中生息我之力量，削弱敌之力量，加上将来国际有利条件之配合，就能举行反攻，收回城市。蒋委员长在去年十二月告国民书中指出：“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胜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这是完全正确的，战争虽困难，胜利前途是存在的。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一一年出版的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五册刊印。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的战端，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