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丛书选择了1919年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
五十种著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
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
同样如此，俄苏文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
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
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
学译介的一个极佳的世纪回眸。
——学者 陈建华
翻译活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始，一直贯穿到
左翼文学运动的始终。……人们从中了解世界文学的
历史及其发展，汲取先进思想文化的养料，学习创作
的方法，以此推动创作，深化理论，建设中国自己的
鲜活的文学。甚至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国现
代文学，也就不会有其辉煌的历史。……这套书汇聚
了俄苏文学的名家、脍炙人口的名作、名震遐迩的名
译，既有文学欣赏价值，也有历史文献价值。
——学者 王锡荣

译者序
引言
一 霍尔与卡里涅奇
二 叶玛拉意与磨坊主妇
三 红水
四 县医
五 我邻拉其洛甫
六 国家农人渥夫谢尼阔夫
七 里郭甫
八 白静草原
九 美剑村的喀西央
十 村吏
十一 皮留克
十二 经理处
十三 两田主
十四 莱北强
十五 达姬娜与其侄
十六 死
十七 歌者
十八 卡拉泰也夫
十九 会晤
二十 齐格洛夫县的汉姆烈
二十一 柴尔道布哈诺夫和涅道蒲司金
二十二 柴尔道布哈诺夫的末途
二十三 活骸
二十四 击声
二十五 树林与旷野（跋语）
附录 《猎人日记》研究

一 霍尔与卡里涅奇
若是有人从勃尔霍甫司克县走到瑞士德林司克，便可以瞧出沃勒洛夫司克省人和喀鲁日省人的种类间有极大的区别。沃勒洛夫司克农人身材不高，并且佝偻，面上时含着不愉快的神色，低着额看人，食物恶劣，穿着草鞋住在坏杨木造的小屋子里，也不经营商业。喀鲁日人却住在松木建造的大房子里，高身量儿，白色面上常常露出愉快的笑容，每逢过节，便将皮鞋穿出来，作那黄油桦皮油的商人。沃勒洛夫司克省的村落（指沃省东部而言）普遍都位于田野的中央，附近有好些洼地，渐渐地变为污秽的泥塘。除些欣欣迎人的矮小的灌木，间或有两三株瘦拐拐的桦树，余外在附近轻易看不见巨大树木的踪影。小房紧靠着小房，屋顶上放着腐朽的稻草……喀鲁日省的村落周围却丛生着森林。屋顶一律覆着木板，屋子显得大些、直些，大门永远深闭着，院内篱笆并不东横西倒，不会招引过路的猪进来作客……以行猎说起来，喀鲁日省比较好些。沃勒洛夫司克省，五年以后，最后的树林与灌木将见绝迹，池沼也很稀少的。喀鲁日省可迥乎和它不一样，丛林和池沼遍地皆是，正气的山鸡还未迁移，善心的水鹬飞翔着，淘气的鹧鸪出其不意地飞来飞去，逗得猎人与猎犬又喜又惧。
有年我到瑞士德林司克行猎去，在旷野里结交了一位喀鲁日的小绅士，名叫鲍罗台金。他嗜猎似命，脾气却很好，但是有些弱点显露出来。例如，他有一种习性，喜欢向省里富豪的女郎求婚，往往就被人家拒绝了，还和他断绝往来；但是他一面对他朋友述说自己失败愁苦的事情，一面仍旧将自己园中所产的酸杏等瓜果，送给女郎们的父母做礼物。他爱将平淡无奇的故事，重复说许多次，见了人便夸奖诺黑莫夫的文集和平娜小说；但是说话的时候，吃吃地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将“阿得拿科”读成“阿得拿车”，叫自己的狗为阿司托罗诺木。家中实行吃法国式的大餐，这种大餐的秘密，据他的厨子所知道的，就在于能完全把每个菜的天然滋味给变更一下：肉变成鱼的滋味，鱼变成麻菇的滋味，面变成火药的滋味，并且一定要把胡萝卜切成斜方形或平行四边形，才可以放在汤里。不过鲍罗台金除去这几个小毛病外，终是个极好的人。
第一天我和他相识的时候，他请我夜间到他那里去，说道：“这里离我的家有五俄里，步行是很远的。我们先往霍尔家里去吧。”（请读者许我不将他口吃的语气传达出来。）
我道：“霍尔是谁呢？”
鲍罗台金道：“是我的农人，他的家离这里很近。”
我们就往霍尔家走去。丛林中央一片平坦坦的地上，矗立着霍尔家孤独的院落，它是用松木建筑的，和围墙相连。屋前用几根细木头支着一个席棚。我们走进去，有个二十岁上下，高身量儿，美貌的乡下少年迎接出来。
鲍罗台金问道：“费卡！霍尔在家吗？”
少年一边笑着，露出白雪似的一排牙齿，一边答道：“不在家，霍尔往城里去了。先生，吩咐驾车吗？”
鲍罗台金道：“驾车去，给我们些酸汽水。” 我们进了木房子。整块木头砌成的干干净净的墙上，并没有糊贴过一张通俗的画片。墙角银制的圣像前面燃着一盏油灯，菩提木的饭桌新近刨光，非常干净，墙缝里和窗台上并没有咆哮的蟑螂驰骋着。年轻的乡下人不多一会儿就从里面走出来，拿着一大杯极好的酸汽水，几片小麦制的面包和一个乡村的碟子，里面盛着十二根腌黄瓜。他将这些食物摆在桌子上，返身倚在门旁，面上露出微微的笑容，眼光不住地向我们注射。我们还没有吃完点心，一辆大车已停在阶前，我们便走出来。一个头发蓬松的小孩年纪十五岁上下，双颊像胭脂般嫣红，用力揪着一匹肥壮的斑色的马的缰绳，马车周围站着六个年幼的儿童，一个个面容都和费卡仿佛。鲍罗台金理会道：“这大约都是霍尔的儿童！”费卡刚从屋里出来，走到台阶上听见这话便插言道：“都是霍尔的儿童，还有两个呢！一个叫鲍塔勃，往丛林中去了；那一个叫西道尔，同着年老的霍尔往城里了。”说着，向车夫说道：“瓦谢，你注意些，今天坐车的是两位贵客。应当谨慎，让车子慢慢地行走。大车坏了不算，贵客是经不起摇晃的！”霍尔的儿童听了费卡的话都不觉微微笑了笑。鲍罗台金喊道：“阿司托罗诺木！费卡，你将这狗放在车上。”费卡兴冲冲地把一只勉强含笑的狗，高举空中，放落在车底里。瓦谢拉缰赶马，我们便向前行去。走了许久，鲍罗台金忽地指着前面一所矮小的屋子说道：“那个就是我的事务所，你愿意去吗？”说着，车子就走到事务所门前。鲍罗台金跳下来说道：“事务所关闭许久了，可是还可以去看一看。”原来事务所里面只有两间空屋子。看屋子的人，一个拐腿老人，从里面跑出来。鲍罗台金向他说道：“米纳奇，水在哪里呢？”米纳奇听了这话，返身进去，一会儿拿来一瓶水、两只杯子。鲍罗台金向我说道：“你试喝一杯，这是极好的泉水。”我们喝完了，米纳奇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鲍罗台金说道：“现在我们可以走了，我在这个事务所里曾经卖给商人阿勒里鲁冶夫四亩森林，得了很大的利益。”说着，我们上了车。

本书为“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之一种，其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农奴制下农民和田主的生活。读者若想了解19世纪中叶俄国的农奴制概况，此作不可忽略。
屠氏这些短篇小说的材料，取自俄国的乡村，它的风景与人物。当时的文学，无论俄国与西欧，有描写普通的、自然的生活，普通的人物，普通的风景的倾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俄苏文学经典译著
·长篇小说”丛书，意义重大，令人欣喜。
这套丛书撷取了1919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50种著
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重
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同样如此，俄苏文
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
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极佳的世纪回眸。
丛书收入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
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
洛夫斯基、格罗斯曼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俄
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内容精彩纷呈，艺术精湛独
到。
这些名著的译者名家云集，他们的翻译活动与时代相
呼应。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左联”成立后，中国
的革命文学家和进步知识分子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翻译的主
将和领导者，如鲁迅、瞿秋白、耿济之、茅盾、郑振铎等
。本丛书的主要译者多为“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的成员，如“左联”成员就有鲁迅、茅盾、沈端
先（夏衍）、赵璜（柔石）、丽尼、周立波、周扬、蒋光
慈、洪灵菲、姚蓬子、王季愚、杨骚、梅益等；其他译者
也均为左翼作家或进步人士，如巴金、曹靖华、罗稷南、
高植、陆蠡、李霁野、金人等。这些进步的翻译家不仅是
优秀的译者、杰出的作家或学者，同时他们纠正以往译界
的不良风气，将翻译事业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
来，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些译者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俄苏文学。俄国文学的
为社会为人生的主旨得到了同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
亡意识，同样将文学看作疗救社会病痛和改造民族灵魂的
药方的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认同。茅盾对此这样描述道：
“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
。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
赋的梦游世界中，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
追求人生意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鲁迅写于
1932年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则高度评价了俄国古典
文学和现代苏联文学所取得的成就：“15年前，被西欧的
所谓文明国人看作未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
，是胜利的；15年以来，被帝国主义看作恶魔的苏联，那
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
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
且给予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
例子之外。”“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
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
辛，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
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俄国的作品，渐渐地绍介进中
国来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
。”鲁迅先生的这些见解可以在中国翻译俄苏文学的历程
中得到印证。
中国最初的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始于1872年，在《中西
闻见录》的创刊号上刊载有丁韪良（美国传教士）译的《
俄人寓言》一则。但是从1872年至1919年将近半个世纪，
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甚少，在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介总量中
所占的比重很小。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
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英法等国文学上，直到“五四”时期
才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茅盾语）的俄国文学上来
。这一点从译介的数量和质量上可以见到。
首先译作数量大增。“五四”时期，俄国文学作品译
介在中国“极一时之盛”的局面开始出现。据《中国新文
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19年后的八年
（1920年至1927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
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
为69种（在此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
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占总数近五分之二
，译介之集中可见一斑。再纵向比较，1900至1916年，俄
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至1919年为年
均1.7部，而此后八年则为年均约十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
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出版的小说单行
本译著有：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主妇》（即《女房东
》），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新时代》（
即《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
卡列尼娜》）、《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
）、《复活》，柯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和《盲乐师》
，路卜洵的《灰色马》，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
》等。在许多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
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
……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因素使然，中国知识分
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
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红色中国对
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画、
舞蹈和文学作品曾风靡整个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
人精神上的成长。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中国读者和观众
对俄苏文化的熟悉程度举世无双。在高举斗争旗帜的年代
，这种外来文化不仅培育了人们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且
也给予了我们当时的文化所缺乏的那种生活气息和人情味
。因此，尽管中俄（苏）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几经曲折，
但是俄苏文化的影响力却历久而不衰。
在中国译介俄苏文学的漫漫长途中，除了翻译家们所
做出的杰出贡献外，还有无数的出版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
努力，甚至冒了巨大的风险。在俄苏文学经典的译著中，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文
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社的名字，也常常可以看到三联书店
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名字。这套丛
书中就有：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由周立波翻译的肖洛
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的
、由王季愚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生活书店
1937年出版的、由周扬和罗稷南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
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新知书店1937年出版的、由梅
益翻译的普里波伊的小说《对马》，读书出版社1943年出
版的、由王语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暴风雨所
诞生的》，新知书店1946年出版的、由梅益翻译的奥斯特
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活书店1948年
出版的、由罗稷南翻译的高尔基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
生》。熠熠生辉的名家名译，这是现代出版界在中国文化
发展史上写就的不可磨灭的一笔。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三
联书店文脉传承的写照。
尽管由于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变迁，丛书中某些译本
的表述方式或者人物译名会与当下有所差异，但是这些出
自名家之手的早期译本有着独特的价值。名译与名著的辉
映，使经典具有了恒久的魅力。相信如今的读者也能从那
些原汁原味的译著中品味名著与译家的风采，汲取有益的
养料。
陈建华
2018年7月于沪上西郊夏州花园

《猎人日记》是由屠格涅夫的二十四篇短篇小说集成的。其作品的源泉取自俄国乡村的风景和人物，以猎人的行猎为线索，生动描述了俄国变幻的大自然景象、农奴制下农民和田主的生活。在他的作品中，残忍的田主时与不幸的、受苦的农人，两相对照。但反抗农奴制的色彩在书中并未明显表露，农奴制系一种背景，彰显着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一幅俄罗斯乡村的图画，内有辽阔的、神秘的自然风景，喧哗的森林，还有保持一种特有的智慧的神秘的人物，有些是精明强干、善于经营的，有些是乐天知命、耽于幻想的。这一切，交织成一幅不可分离的锦绣，形成《猎人日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