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在人间(陈漱渝的八十年)》为资深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的自述文集，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回顾自己的一生。读者可以从其个体的经历中看到不同时代的投影，同时对于学人而言，又能从中获取中国当代学术转型期的一些历史资料，特别是当代鲁迅研究史的第一手资料。

陈漱渝，生于1941年，1976年调入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曾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等职。作品有：专著《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鲁迅在北京》、《鲁迅史实新探》、《许广平的一生》、《鲁迅史实求真录》、《宋庆龄传》、《风情·亲情·乡情——一个人陆人看台湾》、《五四文坛鳞爪》、《剪影话文坛》、《胡适心头的人影》等，合著《许广平的故事》、《胡适与周氏兄弟》、《鲁迅与中国现代女作家》，主编及独立编写r《鲁迅诗作鉴赏》、《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鲁迅藏书研究》、《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情与爱丛书》、《鲁迅序跋》、《鲁迅语录。四卷本》、《鲁迅语录》、《鲁迅的风月闲谈》、《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说不尽的阿Q》等。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941—1945)
第一节 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中，我呱呱坠地
第二节 钟灵毓秀凤凰城
第三节 外公王时泽与辛亥革命
第四节 命途多舛的母亲
第二章 求学生涯(1945—1962)
第一节 从三一小学到会春一小
第二节 雅礼中学的“丑小鸭”
第三节南开回忆三章
第三章 粉笔春秋14载(1962—1976)
第一节 走出寒夜，当了中学老师
第二节 王震夫人王季青
第三节 梦魇般的“文革”岁月
第四节 《南开大学学报》
第四章 吃了32年“鲁迅饭”(1976—2008)
第一节 我被调到了鲁迅研究室
第二节 鲁迅研究室老主任李何林
第三节 鲁迅研究室的顾问们
第四节 钱谷融先生的真性情
第五节 犹恋风流纸墨香
第六节 我所了解的《鲁迅研究资料》
第七节 我与《鲁迅研究月刊》
第八节 我的短文上了《新闻联播》
第九节 我编的书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第十节 一个艰苦浩大的文化工程
第十一节 怀胎30多年的《鲁迅大辞典》
第十二节 风波迭起的中国鲁迅研究会
第十三节 “予岂好辩哉？”
第五章 作协花絮
第一节 我参加作协的三位介绍人
第二节 从贝尔格莱德到黑山
第三节 塞纳河的记忆
第六章 走一走、看一看
第一节 “寻找面包，得到蛋糕”
第二节 六赴扶桑结文缘
第三节 我当了一天“倒爷”
第四节 一次夭折的国际学术交流
第五节 美国访学杂记
第六节 狮城访史探幽
第七节 他的裸足与大地亲吻
第七章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的10年政协生涯
第一节 两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二节 两次人民大会堂发言
第八章 我的杂学
第一节 皎如白雪的宋庆龄
第二节 “泥上偶然留指爪”
第三节 扑火的飞蛾
第四节 燃烧自己的心，点燃读者的心
第五节 母爱的博大与脆弱
第六节 “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
第七节 帮助鲁迅改变命运的人
第八节 鲁迅的同行者
第九节 “怪人”“狂人”“疯子”
第十节 呼唤温情
第十一节 居然跟“性博士”沾上了边
第九章 退休，人生掀开新一页
第一节 告别鲁迅博物馆
第二节 家，避风的港湾
第三节 难离不弃的书房
第四节 学术上的新开拓
第五节 我的这五年
第六节 从丁酉到戊戌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三版后记
陈漱渝学术年谱

一个文化人的八十年光阴；
若干个时代的浪涛涤荡其间；
他活在风波浩荡的人间；
留给了呕心沥血的文字；
陈漱渝先生精心增订《沙滩上的足迹》；
于耄耋之年倾情呈献《我活在人间》。
可以从作者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不同时代的投影，以及不少著名现当代学者亲切的面影，书中也保存了文坛是非恩怨的记录。对于学人而言，又能从中获取中国当代学术转型期的一些历史资料，特别是当代鲁迅研究史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文史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政协委员文库”丛书
，因为我担任过十年全国政协委员，2011年又在东方出版
中心出过一本自传—《沙滩上的足迹》，便建议将此书修
订再版。鉴于原书排印有若干错讹，距今又逾五年，内容
可作增补，我便欣然应诺下来。
记得1933年12月15日，瞿秋白以鲁迅的名义发表了《
儿时》一文。他认为生命没有寄托的人，才会觉得童年时
期和青年时期的经历格外宝贵，这种罗曼蒂克的回忆并不
是他发现了童年时期的特别价值，而是感觉到了人过中年
之后的衰退。言外之意是，回忆往昔反映出的是一种精神
上的萎靡。
我今年七十有五，各种器官的衰退成了生活中的一种
新常态，但精神并未萎靡，所以并未整天沉湎于回忆，也
做一点带开拓性的事情。
又有一篇短文，名为《年轻》，作者是德裔美籍人塞
缪尔厄尔曼，文章说：“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
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我
认为这是为励志而采用的一种文艺性表述，并不完全属实
。如果把人分为精神和躯体两个部分，那人躯体的衰老是
一种不可逆转的自然现象，而人的精神则可以因理想支撑
而永葆青春。我之所以在古稀之年鼓起勇气撰写自传，既
不是想从往昔的经历中寻找些微的慰藉，更不是缺乏自知
之明，觉得自己的生平有什么可以炫耀于人之处。在中国
古代，除开司马迁、柳宗元等少数人外，历代史家大多为
帝王将相作传，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中国的“人之
子”开始觉醒，普通人才名正言顺地步入了传记创作的殿
堂。比如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倡导者胡适就亲自为北京女
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李超立过传，因为在胡适看来，“
小我”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和无量数小我有直接或间接
的交互关系的，是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因果关系
的(《不朽——我的宗教》)。我是一个普通的“小我”，
一个普通的“学人”，还是一个社会转折时期的“知识人
”。所以，我的这本自传既可以作为一滴小水珠，多少折
射出一点时代的光辉，对于研究鲁迅学的学科史和跨世纪
知识人的心灵史也许多少会有些裨益。
人类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人类演进经历了200万年的漫
长历程。人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他们懂得了协
作，然而充满悖论的是，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人类之
间又一直充满了竞争，其中有些竞争是正当的、积极的、
良性的，成了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而另一种竞争却是卑
劣而残酷的，就像鲁迅所言，一只猴子想直立行走，其他
匍匐着的猴子就想群起将它咬死，这就是所谓恶性竞争。
这类竞争反映了人性的丑陋面，损人而不利己。我自传中
的个别章节，就是通过平心静气的事实陈述来彰善瘅恶。
这是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来的。
若干年前，台湾《中国时报》约我写过一篇短文，叫
《挺直你的脊梁》，因书籍文稿杂乱无章，一时找不到了
。记得写的大意是：我的脊梁和腰椎受过三次挫伤。第一
次是“文化大革命”前带学生下乡秋收，那时叫作“抢收
”。在“抢”的过程中垛麦垛，用木叉不停地把多捆麦秆
垛到比我高出两个头的麦垛上，扭伤了腰，好几天趴着，
动弹不得，下炕只能直身滚下来。后来卧床加治疗得到缓
解。第二次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位15岁的红卫兵女将
拿着军用皮带狠狠抽我，那皮带特别宽，大铜扣，铜扣准
确无误地落在我的尾脊骨上，让我受了内伤。一个原本温
婉腼腆的小女孩，一夜之间人性完全被兽性淹没，这应该
是她自己和未经历过那种特殊岁月的人所难以相信的。第
三次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把失去的那些黄金
岁月夺回来，我常去当时位于北京西黄城根北街的北京图
书馆报库查阅资料，我走在人行道上，边走边低头看卡片
，不料整个人都掉进了一口井里。那井盖被撬开摆在路边
，井口跟我的腰一般粗，正好把我卡住。原来园林工人打
开井盖取水浇树，浇完在附近的草地上抽烟喝茶，没有及
时盖上井盖。他们见我直通通地卡在井口，既未幸灾乐祸
，也未伸以援手，任我狼狈地从井口爬出，连半句道歉的
话也没有。那次之后，我的腰伤就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
度。退休后到医院做核磁共振，发现腰椎间盘突出，腰椎
管狭窄，又长了骨刺。理疗无效，缓解方法只有手术。我
不愿承担哪怕只有百分之五的风险，采用了保守治疗，而
所谓保守就是卧床平躺，外加吃止痛药。
然而，已划入“极高危人群”的我并不甘心从此趴下
，也不愿整天猫着腰过日子，我还要尽最大努力挺直我的
腰板。这不仅是为了尽晚年余力继续写作，也是为了在各
种现实的压力和诱惑下堂堂正正地做人，不屈服于金钱，
不屈服于邪恶，不屈服于病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中
国古人崇尚“但立直标，终无曲影”“磊磊落落，日月皎
然”的“直道”，认为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应该正
直如矢，像箭一样挺立；又如琴上的朱弦，玉壶中的冰块
：“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鲍照：《代白头吟》)，
即使不容于时也不改变初衷，直到临终仍像《离骚》所说
的那样，

第一节
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中，我呱呱坠地
重庆歌乐山，松柏苍翠，林壑幽美。山中常年多雾，云烟弥漫，有如“半山烟云半山松”的太虚幻境。民国三十年农历闰六月初二，即公元1941年7月25日，我在歌乐山中央产院呱呱坠地。
那是一个“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时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在中华锦绣大地上肆意践踏。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虽然豢养了一批发国难财的血吸虫，在这苟安的一隅过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但从全国各地颠沛流离逃难到此的人们，以及当地的普通市民，则过着缺衣少食、朝不保夕的生活。比吃糙米掺杂粮更为痛苦的是雾季过后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
我出生的那一年，日本侵略者正在实施“102号作战计划”，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查阅当年的报刊，5月2日、3日、9日、10日、16日，6月2日、5日、30日，7月5日、7日、8日、10日、18日、28日、30日，8月9日、10日……都有日本飞机对平民进行狂轰滥炸的历史记录。仅5月3日这一天，日机63架轰炸重庆，投爆炸弹83枚、燃烧弹36枚，毁房屋127栋又296间，造成死伤数十人。最为悲惨的是6月5日发生的较场口隧道惨案。这个隧道只能容纳4300余人，但当天日机连续轰炸5小时，涌进隧道的逃难市民多达6500余人，一时秩序混乱，妇孺啼号，互相践踏，致992人死亡，151人受伤。
我出生前，母亲王希孟挺着大肚子躲进防空洞；我出生后，母亲带着骨瘦如柴的我躲进防空洞。父亲陈维彦当时在四川合川工作，又另有新欢，从来没有出现在母亲身边。孤苦无依的母亲一度带着我寄居在重庆的二伯父陈德斋家。二伯父当时春风得意，但对我们母子却冷若冰霜。他当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陈子万，虽年幼但有同情心，常偷偷拿一点可口的食物给母亲吃。母亲原是大家闺秀，无法忍受这种精神和躯体的双重折磨，只好挤上破旧的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投奔在湖南凤凰县避难的外公王时泽。见到外公时，我刚满两个月。直到48年之后，我才在台湾见到那个对我们母子从来没负过任何责任却使我们长期受到牵连的父亲。
外公见到我们母子很是高兴，给我取了一个名字：漱渝。我五行缺水，所以他从水字偏旁的字中选择名字。“渝”是我出生地重庆的简称。“漱”出自曹操的《秋胡行》：“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后来，“枕石漱流”成了形容隐士清高的成语。看来，外公当年是想我在这污浊的尘世多留几分清白。我的外公、祖父的祖籍都是湖南长沙，所以我一直以身为湖南人自豪。
外公给我取的名字虽然高雅，但日后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困扰。“渝”字经常被人写成“瑜…‘漱”字经常被人写成“濑”。“漱”字还有一个异体字“激”。我成为码字的作家之后，经常收到几十元至几百元的稿费单，名字稍有出入就无法取款，只好退回原地，或托人情走后门疏通，令人烦躁。剧作家田汉的前妻叫易漱瑜，所以有些略知中国现代文学的人见到我的名字会说：“我知道，他是田汉的老婆。”让我哭笑不得。
第二节
钟灵毓秀凤凰城
湖南西部边陲，有一片总面积1751平方千米的神秘土地。这里古称“五溪蛮地”，聚居着苗、土家、满、回、侗、壮等12个民族。苗族又分生苗和熟苗。“熟苗”已与汉族打成一片，而“生苗”则跟汉人有着很深的隔膜——主要是历代官府镇压苗民起义所致。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凤凰的旖旎风光已经闻名中外。这里有星罗棋布的洞壑，犬牙交错的溪流，郁郁葱葱的林木，连绵起伏的山峦。凤凰城的民居建筑风格独特——黄泥的墙，乌黑的瓦；特别是江边的吊脚楼，每天晚上都会从这里传出呜咽的笛声和清亮的山歌……由于这里位处云贵高原东侧，武陵山脉尾部，地处偏僻，所以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成了难觅的“世外桃源”。
我们之所以逃难到这里，主要因为凤凰耆宿田星六是我外公的至交，是患难关头可以相助之人。田星六(1874—1958)，又名田兴奎，凤凰沱江镇人，光绪十七年(1891)应童试，写有“晚凉卷尽洞庭秋”的佳句，深得学政赏识，故自号“晚秋堂居士”，其诗词集也名为《晚秋堂诗集》《晚秋堂词》。1904年被选送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短期培训。在日本留学期间，外公有一次冒雨出行，途中遇到一位中国青年也顶着瓢泼大雨匆匆赶路，问其故，对方说：“因与朋友有约，不能误时，即使下刀子也要赶到。”外公觉得此人诚信仗义，又是同乡，便结拜为兄弟。此人便是田星六。田星六长我外公11岁，是大哥，此后在生活中对外公亲切关怀，严加管束。外公也在政治上对田星六施加影响，介绍他加入同盟会，成为该革命团体的早期会员，决心“忧深厝火积薪前，拊枕闻鸡起着鞭”。同一时期，田星六结交的辛亥革命前驱还有黄兴、秋瑾、程潜等。田星六属土家族，少年时期即“嗜为韵语”，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民主革命意识，因而成为近现代著名的文化社团——南社的著名诗人。南社创始人柳亚子认为他的诗作有奇气，“纵横恣宕不主故常”，风格与鲍照、谢灵运相近。建国后，田星六被聘为凤凰县人民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