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开始信仰（代后记）
文/白岩松
一转眼，二字头的新千年匆匆过去十年。
有人走了，有人来，更多的人依然在路上；有人
盼来了期待中的成长，有人年华老去。十年，可以改
变很多。
我翻开2000年1月份出版的《痛并快乐着》，在
后记中，藏着这样一段文字，与当时还属于未来的十
年有关：
“按常规，在十年之后，我应当再写一本这样的
书，名字也许叫“在痛并快乐中继续”，那一本书，
我相信，一定会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
自由地呼吸，当然，快乐也许会比痛苦更多一些。我
真盼望十年后，在我人过四十之后，有很多问题，已
经真的不惑了。但我知道，岁月是不会按常理出牌的
，今日去想十年后的事情，多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
这是十年前当我刚刚迈进二字头千年时，写给今
天的文字，我该怎样去面对它？
拿在您手中的这本书，名字中，已没有痛或快乐
，而是“幸福”这个字眼。提出它，是个进步；但实
现它，太难。不像快乐或痛苦，都那么直接。痛苦与
快乐都还没有过去，而幸福，却还真的很远。更何况
，在写出来的“幸福”二字背后，还有没有写出的另
外两个字“信仰”，不是不能写，而是同样很远。
十年前希望今天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
笔中自由地呼吸，我必须承认，与十年前相比，实现
了一些，不仅仅是环境的变化，还在于内心勇气的增
长，但依然可以把这个目标放到对下一个十年的期盼
中。犀利，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可后面还有一个
“哥”，不过，哥，只是一个传说。
十年前，我希望自己人过四十后能够不惑，但是
，我对自己抱歉，我做不到。既做不到不劳而获，更
做不到对许多事情不惑，甚至不得不承认，可能比十
年前，有些事情还更不明白。比如十年前，在文字中
，看得到自己的乐观，而今天，我不能判断，是否乐
观的程度跟以前一样或者已经明显减退？十年前，我
是那样地相信未来；而今天，我站在当初的未来，却
不知是否应当用蘸着疑惑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不再乐观地相信，也是一种成熟吗？如果是，我
宁愿停留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
所以，十年，从时间上看，恒定不变，但由于不
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有些事情
，十年，已经足以让它们沧海桑田；而有些梦想，十
年，也只是迈出一小步，甚至这一小步，你都会担心
，它会退回去。
但是，过去了的终究过去，当初的期待实现与否
，也同样被时光带走。不管你愿不愿意，一个新的起
跑线又画在这里。人们之所以可以忍受苦难，在于还
可以拥有希望。
又要出发了，因为希望，只能依靠走。
三
1993年，我刚刚走进《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
告诉我：“有两件事是忌讳，不能做。一是要坚决去
掉形容词，二是不要叫被采访对象为老师。”
为什么要去掉形容词？
我们是做新闻的，而形容词的作用是修饰，生活
不需要修饰，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新闻都该客观地反
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词来粉饰太平或刻意打压
。
为什么不许叫被采访者为老师？
因为我们不能把观众提前预设为学生，电视不是
让观众来听课，我们与观众，我们与被采访者，观众
与被采访者，都该是一种平视并平等的关系。
于是，我记住了，一记就是十几年，不一定都做
得到，起码时常反省。时间长了，又有所悟，感觉这
两个要求不仅是在说如何做电视做新闻，或许对社会
也有用，当然，也与做人有关。
然而，时常让人疑惑的是，这两个提醒，对于今
天很多年轻的同行来说，依然新鲜，显然，它在当下
还有价值。没办法，形容词在新闻里总是随处可见，
“老师”的称谓被进一步泛滥着，而可怕的是，打算
制止并修正的人却少了。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也许是大家都更实际或更麻木，于是，时代经常被热
烈地赞美并形容着。不是时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
时代应当听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忧患，听得到监督中的
理想，听得到面对批评与监督时，时代特有的坚强与
自信。我们不是时代的学生，时代更不该是我们求学
时为得高分而写下的虚假作文。
看样，十几年过去，依然有必要旧话重提。
四
十几年前，刚做电视，给自己写了九个字，没用
纸和笔，而是用心，这九个字是：说人话，关注人，
像个人。
这九个字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想改变的雄心，当然
，也来自对当时媒体话语状况的不满。
在各种媒体之中，空话、套话满天飞，动则祖国
、人民、世界、梦想，宏大得无边无际，也就难以走
近人心；而在新闻中，只有事件，只有对与错、黑与
白、好与坏，却没有复杂的中间地带尤其是没有“人
”，新闻成了难以触摸的展品，而传媒人。则时常如
墙头草顺风倒，或仰视或俯视，很难独自站立独立思
考；正是当时大量存在的这种现状，让自己与同仁，
拿出“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这九个字提醒自己
。
十几年过去，在进步，也在退步；有人在坚持，

代序：幸福在哪里
01 我在CCTV，是主人也是过客
02 身在名利场
03 让敏感的不再敏感
04 中国病了
05 我们都是灾民
06 与泪水相关的故事
07 古老中国的成人礼
08 十年“球事儿”
09 三进台湾
10 靖国神社与垃圾分类
11 美国，美吗？
12 感动，有没有用？
13 我也是“80后”
14 成长的营养：好听的好看的
15 谁，影响并改变着我？
代后记：明天，开始信仰

从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十七个年头。十七年，说短也长，把自己从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四十二岁的中年，这样的十七年，说是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不为过；可十七年说长也短，到2010年，中央电视台建台五十一周年，我的十七年，仅仅占了三分之一，对于CCTV这艘大船来说，我可以骄傲地说自己是主人，但更清醒地明白自己也就是个过客。主客之间，总有难言的情感萦绕，就从那一个上午说起吧！
沉默的“9·11”
2001年9月12日上午，大约十点半左右，一位中年女性很愤怒地推开我办公室的房门，手指颤抖着指向我的脸，开门见山地质问我：不是说只要有大事就能看到你吗？昨天为什么没有看到你？
这一瞬间来得突然，我沉默着站立，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也惊呆了，没人回话，沉默进一步在空间里弥漫。这一瞬间显得格外漫长。
这位大姐看样并不打算久留，只为不吐不快，话音落地，又盯着我看了两眼，气鼓鼓地转身走了。
那个时候，我们并不在台内办公，而是在电视台西门对面科技情报所的楼里办公，楼外没有森严的警卫，楼内还有众多其他的办公单位，因此才会有大姐闯入我们办公室的场景出现。
这位大姐我并不认识，奇怪的是，我之后也没有再见过她。或许是被指责时的心虚让我未能记住她的容貌，又或者她只是为谴责而来，平日里并不在这座楼里办公；甚至，是我根本无法记住她的面容，因为她的话语已经让我终身难忘。
这指责有道理，我无从还嘴；或者说，她指责的不是我，是我供职的中央电视台。
之所以有这个场面出现，是因为头一天晚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而在这个事件的传播中，CCTV除去小小的一条新闻，几乎失语。与此同时，包括凤凰在内的媒体却全程直播，让CCTV陷入尴尬的境地。
这该是怎样一种沉默与失语呢？
“9·11”事件发生几分钟之后，我在家中，便接到同学从福建打来的电话，他或许是从台湾媒体中获取的信息，他告诉我：美国发生了大事，火速关注媒体。又问：你们会直播吗？
我第一时间打开电视，全面搜索了一遍，当时还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开始报道。
我马上拿起电话，给两位主任打了过去，一位是时间，时任《东方时空》总负责人，一位是陈虻，时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
电话很简短，更像是请战：美国出事了，看样是真的，如果要直播，请火速通知我，我已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电话放下不久，电视上开始出现相关的直播报道，上海东方卫视、凤凰卫视，我印象中还有内地的一家卫视。像大片一样震动人心的新闻画面，直白地展现在电视屏幕上，我为此变得更加着急，直觉告诉我：这是历史性的大事件，按理说，我们不该缺席。
我的家，离电视台五到十分钟的车程，只要定下直播，我会迅速到位。
然而，电话却迟迟不响。新闻事件进一步发展，一分钟的错过，便意味着新闻快速地死亡，正步入历史的阵营。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沉默电话的那一边，该是另一通电话的此起彼伏，争取、说服、焦虑、盼望……都是新闻人，都有着同样的冲动和担心，我相信时间与陈虻，我也相信中央电视台在面对大新闻时最本质的冲动。
电话依然不响，我打开电脑，网络上已是众声鼎沸，让人痛心的是：几乎一边倒的网上留言都在幸灾乐祸。当时，还不知到底有多少生命逝去，也不知这些生命中，会有多少华人。可能是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情才刚刚过去几年，因此，一种愤怒本就无从消解，“9·11”意外地到来，给了很多人一种解恨的感觉。然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情绪，在这种情绪之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一种对生命的漠然。看着这些留言，我在想：如果一会儿直播，我该怎样说，又该怎样去追悼生命？
P13-14

《幸福了吗》是一本随笔作品集。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资深新闻评论员白岩松将6年前出版、并已创下累计销量160万册佳绩的随笔集再次修订出版。作为资深爱乐人，白岩松特意将个人早期原创作品《动荡节拍》以别册的形式收入新版书中。这是对中国流行音乐界较早进行深入分析的珍贵资料，此次公开发表，也是对原版图书内容的补充和完善。

幸福在哪里（代序）
文/白岩松
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
似乎藏着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
说，却日益增多。
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k，会戴上一个手串，这
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祈福
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
或右。这其中，是怎样的一种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
？又或者，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或不安？
手串有助于平静吗？我们的内心，与这看似仅仅
是装饰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关系？人群中，又为什么几
乎没有人谈论过它？
沉默之中，埋藏着我们怎样的困惑？
这是一个传统的复归，还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
因祈福而产生的下意识行为。还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
助？
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
生。到达时是上午，而很旱就起床的季老，已经在桌
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
佛教十五讲》。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似乎又明白
了一些。”
话题也就从这儿开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并
持续到整个聊天的结束。
“您信佛教吗？”我问。
“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
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季老答。
接下来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
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
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
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
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
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
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也许
早一天。
看似平淡的回答，隐藏着一种智慧、勇气和相信
。当然，“早一天”的说法也很留余地。
和季老相对而谈的这一天，离一年的结束，没几
个小时了，冬日的阳光照在季老的脸上，也温暖着屋
内的其他人。
那一天，季老快乐而平静。我与周围的人同样如
此。
三
又一天，翻阅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一本书《这个
世界会好吗》，翻到后记，梁先生的一段话，突然让
我心动。
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
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
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
问题。
是啊，从小求学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决让自
己有立身之本的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吗？没有学历、知
识、工作、钱、房子、车这些物的东西，怎敢三十而
立呢？而之后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
人上级为人下级，为人友为人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你又怎能不认真并辛苦地面对？
但是随着人生脚步的前行，走着走着，便依稀看
见生命终点的那一条线，什么都可以改变，生命是条
单行道的局面无法改变。于是，不安、焦虑、怀疑、
悲观……接踵而来。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还是
那一个老问题一一我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去？去哪儿
呢？
时代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终要面对自己的内
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却也更急迫。
我们都需要答案。
四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对这三个问
题的挑战？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最初的二十多年，目标很
物化，小康、温饱、翻两番，解决人与物之间的问题
，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个个体，也把幸福寄托到物
化的未来身上。
这些物化的目标陆续实现，但中国人也逐渐发现
，幸福并没有伴随着物质如约而来，整个人群中，充
满着抱怨之声，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穷的抱怨
，富的也抱怨。人们似乎更加焦虑，而且不知因何而
存在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
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不顾
小民感受；富人不安，怕财富有一天就不算数了；穷
人也不安，自己与孩子的境遇会改变吗？就在这抱怨
、焦虑和不安之中，暴力因子也在人群中快速增长，
让人更加不安。幸福，终于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个时候，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了出来。其实，这
是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力图让人们更靠近幸福
的举动。不过，就在为此而努力的同时，一个更大的
挑战随之而来。
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度里，我们该如何解决与自
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我们人群中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
什么？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都信人民币吗？
我们的痛苦与焦虑，社会上的乱象与功利，是不
是都与此有关？
而我们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与此有
关？
幸福，成了眼下最大问题的同时，也成了未来最
重要的目标。
可是，幸福在哪里？
五
幸福在哪里暂且不说，痛苦却是随时可以感受得
到。
这个社会的底线正不断地被突破，奶粉中可以有
三聚氰胺；蔬菜中可以有伤人的农药；仅仅因为自己
不舒服便可以夺走与自己无关人的性命；为了钱，可
以随时欺骗，只要于己有利，别人，便只是一个可供
踩踏的梯子。理想，是一个被嘲笑的词语。
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随处可见。
没有办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
会里，便无所畏惧，便不会约束自己，就会忘记千百
年来先人的古训，就会为了利益，让自己成为他人的
地狱。
有人说，我们要守住底线。但早就没了底线，或
者说底线被随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又谈何守住底线
？可守的底线在哪里？
……
十一
社会有社会的问题，我们又都有自己的问题。
在200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纸约我写
了一篇新千年寄语，当时，我选择了两个关键词，一
个是“反思”，一个是“平静”。
反思。不难理解。由于生存都堪忧，荒唐岁月一
结束，过去一路上的伤口只是草草地遮盖了一下，来
不及更负责任地处理，我们就匆匆上路，这没什么可
指责的，这是生存遭遇危机时近乎唯一的选择。
然而，三十多年走过，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
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把伤口上的浮尘
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东西，会痛会很刺激，然而
只有这样，伤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以真正轻
装上阵。
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
而之所以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静”，原因也并不
复杂。因为安抚我们的内心，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
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
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
灵。
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
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想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
。
十二
古人聪明，把很多的提醒早变成文字，放在那儿
等你，甚至怕你不看，就更简单地把提醒放在汉字本
身。拆开“盲”这个字，就是“目”和“亡”，是眼
睛死了，所以看不见，这样一想，拆开“忙”这个字
，莫非是心死了？可是，眼下的中国人都忙，为利，
为名。所以，我已不太敢说“忙”，因为，心一旦死
了，奔波又有何意义？
然而，大家还是都忙，都不知为何显得格外着急
，于是，都在抢。在街上，红绿灯前，时常见到红灯
时太多的人抢着穿过去，可到了对面，又停下来，等
同伴，原来他也没什么急事，就是一定要抢，这已成
为我们太多人的一种习惯。
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人似乎已失去了耐性，别
说让生活慢下来，能完整看完一本书的人还剩多少？
过去人们有空写信、写日记，后来变成短信、博客，
到现在已是微博，140个字内要完成表达，沟通与交
流都变得一短再短。甚至140个字都嫌长，很多人只
看标题，就有了“标题党”。那么，下一步呢？
对此，一位老人说得好：人生的终点都一样，谁
都躲不开，慢，都觉得快，可中国人怎么显得那么着
急地往终点跑？
十三
在墨西哥，有一个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的寓言。
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
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
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
要等等它。
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然而，谁又打算停下来
等一等呢？
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2010年7月 北京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资深新闻评论员白岩松将6年前出版、并已创下累计销量160万册佳绩的随笔集《幸福了吗？》再次修订出版。
在保留原版图书精彩内容的基础上，新版《幸福了吗？》随书附赠了白岩松尘封多年的长达8万余字的原创作品《动荡节拍》，书中全方位、多角度地梳理和总结了改革开放至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并对影响流行音乐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寻根问祖式的深度剖析，可以说是一部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简史”。
新版《幸福了吗？》中囊括了白岩松对中国流行音乐非常纯粹的感知，非常走心的评价和最为客观的总结评述。“我成长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好歌陪伴的青春，穷得很富有。”白岩松用这样充满诗意的文字记录了那段逝去的青葱岁月，足以唤起几代爱乐人的集体回忆，最具珍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