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有《考古图》、《宣和博古图》，明有《格古要论》，清有《西清古鉴》，民国有《中国金石学概论》，它是近代金石学的开山之作，也是现代文物收藏的必读经典。

本书是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马衡先生于1923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金石学课程时所著讲义，堪称全面的学科导论性文献，被誉为近代金石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中国古代器物中精选了近300幅珍贵图片，既方便读者直观地了解文字内容，也极具艺术鉴赏和收藏价值。

金石学是我国文物考古鉴赏中最常用的学问之一，本书是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马衡先生于1923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金石学课程时所著讲义，堪称全面的学科导论性文献，被誉为近代金石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本次出版，我们根据书中所述内容，在中国古代器物中精选了近300幅珍贵图片，既方便读者直观地了解文字内容，也极具艺术鉴赏和收藏价值。

第一章 概论

 历代铜器

 历代石刻

 金石以外诸品

第二章 铜器

 中国之铜器时代

 戈戟之研究

 汉延寿宫铜镫跋

 北魏虎符跋

第三章 度量衡制度

 历代度量衡之制

 隋书律历志十五等尺

 新嘉量考释

 湿仓平斛跋

第四章 石刻

 石鼓为秦刻石考

 明安国藏拓猎石碣跋

 汉三老赵宽碑跋

 汉司徒袁安碑跋

 汉司空表敞碑跋

 晋荀岳墓志跋

 北魏墓志跋六种

 保定莲花池六幢考跋

第五章 石经

 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

 石经词解

 魏石经概述

 汉石经集存原序

 汉石经易用梁丘本证

 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

 附 钱玄同读汉石经周易残字而论及今文易的篇数问题

 汉石经鲁诗校文

 汉熹平石经论语尧日篇残字跋

 魏正始石经尚书多士及春秋文公残石跋

 宋范祖禹书古文孝经石刻校释

 晁公武刻古文尚书残石跋

第六章 书籍制度

 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

 记汉居延笔

 汉永光二年文书考释

 汉兵物簿记略

第七章 谈刻印

 谈刻印

卷子之长幅，一端有标，如欲检阅后幅，非将全卷展开不可。手续既极繁重，时间又不经济，故不得不谋改革之法。纸之篇幅本不如缣帛之长，当时因欲冈袭缣帛之形式，不能不将各纸黏连，以就卷子之制度。今既感觉不便，只有使之不连，解为散叶之一法。此种散叶，便谓之叶子。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曰：“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邰《彩选》之类是也。”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五)曰：“古书不以简策，缣帛皆为卷轴，至唐始为叶子。”是叶子即未经黏连之散叶，对卷子而言，便称叶子，俗又写作页。散叶既为便于检阅而设，则装置之法，自应变卷舒为折叠。此种折叠之制，仍因袭编连众简之称，谓之为册。故唐宋以后之册子，即指册叶而言，非复简册之册。《演繁露》(卷七)曰：“近者太学课试，尝出‘文武之道布在方册’赋，试者皆谓册为今之书册。不知今之书册，乃唐世叶子，古未有是也。”可见宋时简册久废，册之一字，久为纸叶书籍之定名矣。今称故叶谓之叶，积叶谓之册，总称折叠之制，则谓之册叶。

在卷子解散为叶子之时，先有旋风叶，而后有散叶，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曰：“斐铡《传奇》载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小字，尝书《唐韵》鬻之……。世间所传《唐韵》，犹有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所谓旋风叶者，谓以卷轴之长幅，变卷舒以为折叠，自首至尾，可以循环翻检，今俗称经折式，唐宋之时谓之旋风叶。释教经典至今犹有作此式者。

自册叶之式发明，而后有刊版印刷之法。盖卷轴为长幅，无从割裂，自有叶子而后，每叶有一定字数，由一叶以至于十叶百叶，自为篇幅，而递相衔接，以一叶为一版，而编次其数。积行而成叶，积叶而成册，积册而成部，而后书籍之制日臻于进化，至今日而未变。其装订之法，最初以每叶反折之，黏其版心之背，使两旁之余幅向外，不用线钉，谓之蝴蝶装。谓摊书之时，中有黏著，两旁各半叶，如蝴蝶之有两翼也。其外刻以纸或帛为护叶，裹于书背，而亦黏其中缝，今俗谓之裹背装，以别于线装之护叶上下各半叶也，宋时初改册叶，多为蝴蝶装，书版之左上角，往往于阑外则书之篇题一小行，为便于翻检而设。今之装法，既以版心向外，而刻书者犹于此处刻字，殊可笑也。蝴蝶装所以有版心者，一以志书版之名目卷第，使印刷或装订时不致紊乱，一以留粘贴之余地，使读者不致碍目。故书名之在二三字以上者，往往摘取其一二字以著之，绝无意义可言也。其庋置之法，乃以书背向上，书口向下，排比植立。不似线装之垒置者。何以知之，以北平图书馆藏原装宋本《欧阳文集》《册府元龟》等书，其书根上皆写书名卷第，自书背至书口，一行直下，而书口余幅之边际，皆曾受摩擦也。其分卷之法，不必以一卷为一册。有一册之中容数卷者，则以异色之纸或帛，粘贴于每卷首叶之书口，以为识别，如两文字典之标AB等字母之法，为其便于检寻也。北平图书馆藏《文苑英华》为宋景定元年(一二六○年)装背，其每卷首叶即有黄帛标识，可以为证。此种装式，至元初犹存，不知废于何时也。

蝴蝶装之书叶皆单层，纸薄者尤易使正面与正面黏着，致翻检时多见纸背，故其后以书叶正折之，使书版两旁之余幅皆向书背，而版心之书名卷第皆向书口，于检寻更觉便利，于是版心遂有书口之称。其实蝴蝶装时并不以为书口也。叶既正折，则两旁余幅转而向后，可以钻钉，故以纸捻钉之。仍加护叶，以裹背法装之。其后复以裹背不便于裁切书背，乃改护叶为上下各一叶，而以线钉其书背，即今所谓线装也。线装之书，同较蝴蝶装易于检寻，然其弊则书口往往易裂。今书贾装旧书最喜衬纸，一衬纸而书口必不能保，此尤可恨也。改蝴蝶装为线装，不过略变其装置之法，于版片初无区别。且蝴蝶装之版心，至线装时而更著其效用。惟图画之书，利于反折，若改线装，则判而为二，如阮元仿宋刻绘图《列女传》，原书为蝴蝶装，仿刻则为线装，阅者即感其不便矣。P261-263

《中国金石学概论》是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马衡先生，于1923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金石学课程时所著讲义，它也被誉为近代金石学的开山之作。

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字叔平，我国著名的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吴昌硕去世后他被公推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遥领社职”，并从1924年起，多次参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点查、维护工作，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长达19年，在战乱中亲自主持故宫文物的南迁、西运，确保了故宫万余箱文物毫发未损，更在关键时刻拒运文物赴台，使故宫能以今日的面貌存在。

金石学是指近代考古学传人中国前，以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这门学问的研究对象是零星的、未经科学发掘的出土文物或传世品，研究方法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研究目的是与古籍记载相对应，补充文字记载的不足，或者校订文字记载的错误。它近似于欧洲的铭刻学，形成于北宋，到了清代，正式有了“金石学”的命名，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

金石学是伴随着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收藏热发展起来的，比如北宋的时候出现了《考古图》，这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古器物图录，其后又有《宣和博古图》等铜器著录书，《集古录》、《金石录》等石刻著录书。明代出现的《格古要论》，是中国早期的文物鉴赏书。到了清代金石学进入鼎盛，乾隆年间曾据清宫所藏古物御纂出《西清古鉴》等书，其后，在铜镜、兵符、砖瓦、封泥等方面有了专项研究，到了清末，研究范围扩大到甲骨、简牍、明器和各种杂器，蔚为大观。

但金石学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近代考古学传人中国后，虽然仍有学者进行金石的整理和研究，但独立的金石学已不再存在，金石学变成考古学的组成部分。

马衡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精于汉魏石经，其治学上承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传统，注重对文物发掘考古的现场考察，主持过燕下都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郭沫若认为：“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

这本《中国金石学概论》，是马衡任教北大时的讲义。1917年，马衡任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征集员，并于次年任文学院国文系金石学讲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后，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并在历史系讲授中国金石学。作为讲义的本书，不仅探讨了金石学的定义、范围与历史的关系，同时也指出了金石学研究方法与搜集、保存、流传的材料处置方法，堪称全面的学科导论性文献，具有统领学科的巨大价值，被誉为近代金石学的开山之作。

马衡在学术上成就众多，贡献巨大：他确定了殷虚甲骨年代，测定了先唐十五等尺长度，肯定石鼓为秦刻，对汉熹平魏正始石经之研究成果达到后人难逾之高度，深入探讨了中国书籍制度之变迁……这些卓越的学术成就，都体现在这本《中国金石学概论》中。郭沫若评价他：“凡德业足以益人者，人不能忘之，马先生虽颇自计，然其所成就，已应归于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