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演员》是格雷厄姆·格林作品中罕见的“愤怒之作”与“战斗之作”，简体中文版首次引进。
小说讲述了冷战高峰时期大国阴影下的海地危机，殊死的政治斗争中的理想、温情与牺牲。

代序
致A.S.弗里尔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二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三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格雷厄姆·格林十分关注在海地发生的暴行，
他曾以海地为主题，向报纸媒体撰写义愤填膺的书
信，甚至专门发表了一篇新闻报道；然而，这个被
他称为“梦魇共和国”的国度，对他而言却是最完
美的所在。和体制健全的民主国家相比，那些“梦
魇共和国”更受旅行者格林的青睐，尽管当他要定
居时，他会选择更有益健康的去处，比如卡普里岛
，巴黎的时髦街区，以及昂蒂布镇。1966年，为了
躲避税务，格林迁至法国南部定居，《喜剧演员》
即于当年出版。
在格林位于昂蒂布镇的公寓住宅里，墙上挂着
几幅由海地艺术家菲利普·奥古斯特和里戈·伯努
瓦·绘制的珍贵画作。无独有偶，《喜剧演员》的
叙述者布朗也拥有这些画家的作品。布朗描述了奥
古斯特画作中以死亡为主题的恐怖细节，随后他补
充道：“我心想，这幅画挂在哪里，我就会在哪里
感觉到海地近在身旁。”格林肯定在昂蒂布镇那些
安逸无忧的旅客身上感受到过这种怀旧情绪。但他
并不是第一个在艺术品和美食餐厅的包围下书写恐
怖故事的小说家。在他那些创作草率的同胞中，有
许多人正做着近乎同样的事情。整洁有序的蓝色海
岸正是能唤起“底层怀旧”情绪的所在地，而此处
的“底层”则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恐怖之土”（这
又是格林的描述）。
格林1954年首次赴海地旅行，后来他又多次回
访，直到十二年后，《喜剧演员》激怒了海地总统
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爸爸医生”）国民作家通
常都会被专制政权拒于门外，但像格林这样，其个
人被施以严厉谴责，其作品被国家首脑审查评论，
而原因仅仅在于他将该首脑治下的国家作为小说背
景，另外还有哪一个访问作家可以做到呢？格林对
此事佯装愤怒，但他对“爸爸医生”的小册子《最
终暴露的格雷厄姆·格林》表现出愉悦满足之情，
这一点清楚无疑。很明显，格林将这场口诛笔伐视
作一枚荣誉勋章。
……
作为一个“失败国家”，海地要实现其财政独
立或是政治稳定的希望十分渺茫，它似乎注定要继
续作为世界的贫民区之一而存在。格林心里明白，
海地是一个问题不断的地方——他对这些地方的嗅
觉十分灵敏——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越
南战争已经见诸媒体报道时，格林还是选择将海地
作为自己的书写对象。《喜剧演员》一书的巨大价
值不在于它的宗教神学方面（有些批评家称它是一
本宣扬詹森主义的小册子），不在于哲学探讨，也
不在于它的情节。它读起来就像是一篇加长版的自
我批评文章，由一个自称对海地所知不多的人写就
，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故事背景。即使书中的戏剧
本身并不真实，但格林对海地恐怖喜剧的偏执热爱
却是真实可信的。海地曾经没有任何小说——也几
乎没有任伺正面描写——直到格林写出了本书为止
。
保罗·索鲁，2004年

开往海地的航船上，主人公布朗结识了单纯的美国人史密斯夫妇，以及油滑的英国人琼斯“少校”。他们各自或纠葛难断，或追逐理想，或走投无路，而不得不回到或去往海地。
杜瓦利埃政权阴影下的海地，他们不情不愿、不知不觉地成为一场残酷荒诞剧目中的“喜剧演员”。在这块梦魇之地，他们将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会有怎样的结局？
请看由格雷厄姆·格林著的长篇小说《喜剧演员》。

我遥想起了伦敦城内所有那些灰蒙蒙的纪念碑，它们纪念的人物有驰骋马背的将军，有旧殖民地战争的英雄，还有身穿礼服大衣、被人们遗忘得更加彻底的政客。想起它们时，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嘲笑位于国际公路的遥远彼端，为纪念琼斯而树立的那块朴实无华的石碑。琼斯没能越过那条公路，他留在了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尽管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完全确定，从地理意义上讲，他的故土究竟位于何处。至少，为了那块石碑，他付出了——无论他多么不情愿——生命的代价，而那些将军，如果可以的话，通常都会用部下的鲜血换得自己安然返乡。至于那些政客——谁会在乎那些已经离世的政客，记住他们的功劳事迹？一场阿散蒂战争比自由贸易更有意思，虽然伦敦的鸽子对两者是一视同仁的。“我立了一座纪念碑”。每当我为了自己那份颇为古怪的工作而北上蒙特克里斯蒂”，中途经过那块石碑时，我都会感到某种骄傲之情油然而生，因为我曾用实际行动促成了它的建立。
在大多数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个节点，事情一旦发生便无可挽回，而在彼刻，它却不为人所知。当这个节点出现时，无论是我还是琼斯，我们对此都没有察觉，虽然我俩所从事职业的性质应该把我们训练得眼力过人，就像喷气机出现以前那些老式班机的飞行员那样。当时，我肯定是完全没留意到它的来临，那是八月里一个阴郁的上午，荷兰皇家邮轮公司的货轮“美狄亚”号正行驶在大西洋上，要从美国的费城和纽约市开往海地的太子港，而那个节点就紧跟在“美狄亚”号船尾泛起的波浪之中。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里，我对自己的前途仍抱着慎重其事的态度——我甚至很在乎自己那家空荡荡的酒店的未来，以及我那段几乎同样空荡荡的恋情。就我所知，当时我还没有和琼斯或史密斯产生任何联系，他们是与我同船的旅客，仅此而已，而对于他们日后在费尔南德斯的店铺里为我准备的殡葬差事，当时我也一无所知。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这些事情，我肯定会捧腹大笑，就像我现在回顾起自己以前的好日子也会大笑一样。
随着船身的摇摆，我酒杯中的红杜松子酒也在不停晃动，表面的水平线变化不已，仿佛这只酒杯是用来记录海浪冲击的仪器，这时，史密斯先生态度坚定地回应琼斯说：“我从来没有晕过船，没有过，先人，或者也可能是一所不知名的学院里的系主任，但我绝对不会把他想象成一名政客。我试图回想起杜鲁门在那一个选举年的竞争对手是谁——毫无疑问是杜威”，不是史密斯。然而，大西洋上的海风刮走了她的下一句话。我觉得她的话好像和蔬菜有关，但在彼时彼刻，“蔬菜”这个字眼在我看来似乎并不太可能出现。
琼斯是我稍后在令人尴尬的场合中遇见的，当时他正想贿赂舱室服务员，把我们的客舱调换过来。他站在我的客舱门口，一只手里提着一个手提箱，另一只手里攥着两张五美元的钞票。他正在说话：“他现在人还没下来嘛。他不会找麻烦的。他不是那样的家伙。就算他发现房间不一样了，那也不会怎么样。”听他的口气，好像他以前就认识我似的。
“可是，琼斯先生……”服务员开始和他争辩。
琼斯是一个小个子男人，他穿戴得十分整齐，外面是一套浅灰色西服，里面搭配一件带双排纽扣的背心。不知为什么，离开了电梯、办公室人群和打字机发出的咔嗒声，他的这身打扮显得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美狄亚”号正在阴暗凝滞的海面上游荡，在我们这艘破旧的货轮上，只有他穿着这么一身衣服。后来我注意到，他从来就没换过这套穿戴，甚至在船上举办音乐会的那天夜里也没有换，于是我开始怀疑，他的手提箱里是不是根本就没装其他的衣服。他给我的感觉是，之前他收拾行李时很仓促，结果带错了制服，因为他肯定不是有意想要引人注目的。他那两撇黑色的小胡须和那双哈巴狗似的黑眼珠，会让我误以为他是法国人——也许在巴黎证券交易所工作——所以当我得知他叫琼斯时，我倒很是吃了一惊。
“是琼斯少校。”他对服务员回道，口气中带着一丝责备。
我几乎就像他一样尴尬。一艘蒸汽货轮上本来就没有多少乘客，要是再和旅伴结下私怨，那会让人感觉很不自在。服务员扣紧双手，义正词严地对琼斯说：“先生，我真的没有办法。这间舱房是给这位绅士预订的。就是这位布朗先生。”史密斯、琼斯和布朗——三个再普通不过的姓氏聚到了一起，这种情况也太巧了，几乎不可能发生啊。我之所以取“布朗”这个单调乏味的名字，自有我的道理，可是他也有吗？我对他所处的窘境微微一笑，但琼斯身上的幽默感，就像我后来发现的那样，属于更简单的那种类型。他表情严肃、全神贯注地看着我说：“先生，这个房间真是你的吗？”
“据我所知，是的。”
“先前有人告诉我这里没人住。”他稍微挪动了一下，以便将后背对着我那只分明已经摆在房间里的大皮箱。那两张钞票消失不见了，也许是被他藏进了袖子里，因为我没看到他做出任何向口袋伸手的动作。
“他们给你的房间不好吗？”我问。
“哦，我只是更喜欢住在靠右舷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