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传》展现了别林斯基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杰出的文学评论家的一生。作者波利亚科夫通过叙述别林斯基各个时期的思想、主要事迹以及文章和论著的写作过程，向读者展现了别林斯基与沙皇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反动的思想派别和形态意识作斗争的生动场面，赞扬了别林斯基在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纲领，推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力冈（1926-1997），原名王桂荣，山东广饶人。生前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作家协会理事。1953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长期在安徽师范大学从事俄语教学和俄苏文学翻译工作，一生翻译文学和传记作品共二十一部，达七百多万字，其中《上尉的女儿》《暴风雪》《当代英雄》《猎人日记》《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等世界名著影响广泛。他文思敏捷，译笔准确优美，深受读者喜爱。

童年
青年时代
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境遇
“用望远镜进行的论战”
彷徨
面向社会
“我生在世上就是要战斗的”
最后两年
别林斯基生平和创作年表
简明书目
译后记

力冈先生文学翻译的历史意义
——序《力冈译文全集》
刘文飞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
在力冈先生诞辰91周年的今天，在力冈先生去
世20年后的当下，在洋洋19卷23册的《力冈译文全
集》面世的此刻，我们终于可以试着归纳一下他的
文学翻译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了。
一
力冈先生的文学翻译苦行僧形象是具有典型意
义和感召力量的，这是中国老一辈俄苏文学翻译家
留下的一个苍凉背影，也是他们为自己建起的一座
“非人工的纪念碑”。翻译是一项苦差事，是需要
坐冷板凳的，是一项付出和回报往往不成正比的工
作，是一种注定要与孤独和寂寞为伴的工作。文学
翻译至少需要出色地掌握两种语言，而好的外语或
许能让人找到另外一种更为轻松、更有利可图的工
作，好的翻译家若用其母语来进行创作，大约自己
也能写出像样的文学作品来。可是，文学翻译似乎
像电子游戏、像吸食鸦片一样是一种能让人上瘾的
事情，一旦上手，一旦品味到其中的甘苦，往往便
欲罢不能。始自玄奘的翻译姿态和翻译精神，似乎
成了中国一代又一代译者的宿命，即专注和吃苦，
苦修和执着。
力冈先生1926年生于山东乡间。自幼失去母亲
，生活贫苦，到他上中学时，家乡被日寇占领，他
流亡河南、甘肃、陕西等地。1950年，他考入哈尔
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俄语专业，毕业后志愿来到安徽
师范大学任教，不久就开始了文学翻译工作，陆续
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短篇译作，至1956年，他的单行
本译作《里雅希柯小说集》已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推出。然而次年，他便在反右运动中蒙冤，被开除
公职，押往新生耐火材料厂劳教。1960年7月，他因
“劳动表现突出”被摘掉右派帽子，重返学校，他
在教学之余立即重拾译笔，在短短数月间便译出苏
联作家艾特马托夫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这篇
译作在《世界文学》杂志1961年第10期刊出，引起
轰动，“力冈”这一译家大名从此进入人们的视野
。就在力冈先生准备大展宏图、施展拳脚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却突如其来，1968年，他再度被逐
出校园，下放至宣城地区新田公社劳动改造，直到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方得以重返讲台，此时他
已过天命之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噩梦醒来
，已是人生的黄昏。”文学翻译需要天赋，但也是
一种力气活，在对于一位翻译家而言的黄金时期，
即30—50岁，力冈先生却两度蒙冤，两度再拾译笔
，重新开始，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坚韧！他两落三
起的翻译经历，几乎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
俄苏文学翻译家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的缩影，就
是那一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象征。令人惊讶的
是，重返译坛的力冈先生以超乎常人的工作激情和
翻译速度，在1978年后的20年间陆续出版20余部译
著，平均每年一部，总字数达700余万。在20世纪80
年代，最初几部译著的出版使力冈先生挣到了以当
时标准看相当不菲的稿酬，甚至成为所谓“万元户
”，但他似乎无暇也无意去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依然粗茶淡饭，素衣裹身，与此同时却以更大的热
情继续译事，终日伏案，不懈地爬格子。1997年2月
，力冈先生因肝癌病在芜湖弋矶山医院逝世，据家
人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念叨着未译完的最
后一部译作《罪与罚》。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被
文学翻译累死的；我们肯定可以说，文学翻译是他
最为看重的毕生事业。
力冈先生少年时四处漂泊，中年时命运多舛，
老年时病魔缠身，他的一生似乎都不是给最需要安
宁和平静的翻译家所准备的；力冈先生的职业是教
师，他偏居小城，又不善交际，这些似乎都不构成
他迅速成长为一位全国著名翻译家的前提条件。但
是，正如吴笛教授在他纪念力冈先生的文章中所言
：“他的一生就是用出人意料的成就表现了悲怆的
境界。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遭遇和不公，他并没有
沉沦，也没有片面地记恨，而是在艰难的岁月中怀
着对人性的憧憬，将厄运升华为创作的动力，在逆
境中不忘呼唤人性和仁爱，将种种遭遇视为生命中
的财富，在悲怆的境界中抒写诗意人生，毫不气馁
地追求生命的意义，在自己所献身的俄罗斯文学翻
译事业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普希金说过：“译者是文明的驿马。”笔者曾
对此说法加以引申：“如果说广义的译者是文明的
驿马，那么专事文学翻译的人士便是‘文学的驿马
’了。凑巧的是，在汉语中，译者的‘译’和驿马
的‘驿’不仅同音，而且在词源、词形和词义上也
很相近，区别似乎仅在于后者为‘马儿’而前者是
‘文人’（言者）。……用在驿站间往复奔波的马
儿来形容译者，每个有过译事经验的人大约都能在
这个比喻中品味出某种艰苦和辛酸，甚至是束缚和
无奈。……既要有出众的能力还要有忍辱负重的秉
性。日复一日的奔波只能换得微薄的粮草，还得时
刻提防路途中遍布的坑洼和沼泽，能善此业者非驿
马莫属也。”力冈先生就是这样一匹忍辱负重、砥
砺前行的“文学的驿马”。力冈先生以他的作为告
诉我们，文学翻译是一项可以托付终生的事业，是
一种富有意义的存在方式；力冈先生及其文学翻译
活动是一种燃烧生命的举动，一个与命运抗争的典
范，同时是他的翻译意志奏出的一曲凯歌。
……
我们或许可以将力冈先生的文学翻译风格概括
为“大气的诗意”或“壮阔的悲凉”，即一种融悲
剧与抒情于一炉、广阔的画面感与内在的节奏感相
互呼应、一气呵成的连贯调性和力透纸背的史诗感
相映成趣的译文风格。在他精心翻译的《静静的顿
河》和《日瓦戈医生》等巨著中，他的译笔很好地
传达出了原著中原本就饱含的由抒情性、悲剧性和
史诗性抱合而成的小说整体氛围，而在《生活与命
运》的翻译中，他的这一风格又得到了更为充分的
彰显。请读一读这部史诗长篇的结尾：“在这种宁
静中，会想起去年的树叶，想起过去的一场又一场
风雨，筑起又抛弃的窠巢，想起童年，想起蚂蚁辛
辛苦苦的劳动，想起狐狸的狡诈和鹰的强横，想起
世间万物的互相残杀，想起产生于同一心中又跟着
这颗心死去的善与恶，想起曾经使兔子的心和树干
都发抖的暴风雨和雷电。在幽暗的凉荫里，在雪下
，沉睡着逝去的生命——因为爱情而聚会时的欢乐
，四月里鸟儿的悄声低语，初见觉得奇怪、后来逐
渐习惯了的邻居，都已成为过去。强者和弱者、勇
敢的和怯弱的、幸福的和不幸的都已沉睡。就好比
在一座不再有人住的空了的房子里，在和死去的、
永远离开这座房子的人诀别。但是在寒冷的树林中
比阳光明丽的平原上春意更浓。在这宁静的树林里
的悲伤，也比宁静的秋日里的悲伤更沉重。在这无
言的静默中，可以听到哀悼死者的号哭和迎接新生
的狂欢……”这一史诗性的小说结尾写得好，译得
也好，善于再现悲剧抒情风格的翻译家力冈先生的
功力和风格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炉火纯青！
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在1986年访问中国之后，
深为中国俄苏文学翻译家们忍辱负重、坚持不懈的
精神所感动，写下一首题为《中国翻译家》的诗作
，在由笔者译成中文的这首诗的最后，诗人写道：
“知识分子的良心，／就是一家出版社，／它仍能
工作，／即便没有印刷机，／无论监狱、痰迹还是
侮辱，／它仍能用诗句的春燕／把各个民族连系。
／翻译家们在做什么？／他们让各国人民相互走近
。／越过国境，／越过谎言的沼泽地。／总有一天
，要用他们的姓氏／为巨轮命名，／稻穗和麦穗，
／会向他们鞠躬致敬。／伟大的译文。／就像神的
预言。／翻译过来的细语，／会成为震耳的呼喊。
／但愿能有一座纪念碑，／献给无名的翻译家，／
那最为可敬的基座，／就由无数的译著垒成！”我
们相信，力冈先生的译著，应该也被垒入这座纪念
碑的基座；力冈先生的名字，应该也被刻上这座纪
念碑的碑身！
二〇一七年初秋于京西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仅通过他的着作宣传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而且第一个系统地总结了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科学地阐述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和美学见解，成为俄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文学评论与美学思想在俄国文学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它推动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美学观念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波利亚科夫著的《别林斯基传》展现了别林斯基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杰出的文学评论家的一生。

维·格·别林斯基是十九世纪中叶俄国伟大的
民主主义者和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他只生活了三十
七年。但自1834年他发表轰动俄国文坛的论著《文
学的幻想》起，到1848年他去世，十几年间他写下
了大量文章和论著，涉及了文学、艺术、哲学、政
治、教育等诸多领域，提出了许多前无古人的进步
见解，抨击了沙皇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官方的宗
教、反动的思想派别和意识形态。他的活动不仅震
撼了当时的俄国文坛和社会，而且在俄国文学史和
解放运动史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列宁称别林斯基为“解放运动中完全不同于贵
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
先驱”。列宁恰如其分地评价了别林斯基在解放运
动中的历史功绩。
别林斯基最伟大的功绩则是他在文学领域的建
树。他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在文
学领域的许多创见，不仅在当时起了巨大的作用，
而且至今没有失去其光辉。
别林斯基从事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三十年代
和四十年代，正是十九世纪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
代。一个人处在这样的时代，两次被学校开除，贫
病交加，竟会显露出那样的思想光辉和才华，为人
类文化做出那样伟大的贡献。稀奇吗？那就读读他
的传记吧。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别林斯基不是天
生的圣人，他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贫苦青年，是由
一个常人成为不寻常的伟大人物的。
他热爱祖国和人民，心地高洁，决不同流合污
；他特别刚强，特别有毅力，善于独立思考。迫害
非难也好，功名利禄也好，贫病交加也好，他全不
放在眼里；他披荆斩棘，顽强地沿着自己选定的路
走下去，勇敢地、不懈地探索，终于走出一条光明
的路。
我在翻译这本传记的过程中，常常很受感动，
十分钦慕他的为人。译到第八章“最后两年”时，
实在不忍下笔。这一章讲的是他一生中最后两年的
事，就是说，讲的是他三十六岁和三十七岁的事。
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说，他还刚刚进入中年啊！但
这已是他的最后两年了。他的生命何等短促啊！
但是，他为人类创造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他
的论著我们今天读起来还觉得十分精彩，十分新颖
，他的许多论点至今仍为人们所引用，他的精神生
命又是何等长久！
我愿这本传记成为文学研究者和教师们的重要
参考书，而且我劝青年同志们也读一读。只是很遗
憾，由于水平所限，我译得不好，还请多多指正。
本书是根据苏联俄罗斯联邦教育出版社1960年
出版的《别林斯基传》译出的。此外，并将《别林
斯基文集》所附“别林斯基生平和创作年表”译出
附于书后，便于研究者参阅。
力冈
一九八三年九月

童年
一
切姆巴尔县立学校有一个又瘦又小的学生在应试中引起了主试人的注意，这不仅因为他脸上的表情严肃，与年龄很不相称，尤其因为他对答如流，毫无难色。
过了很多年，这位主试人回忆说：
“不论向他提什么问题，他都回答得那样敏捷，那样不费力气，那样信心十足，仿佛他觉得一切问题都不在话下，就像鹞鹰将小鸟儿一律看作是腹中之物……他多半用自己的话回答问题，而且用自己的话补充一些连官方教科书里都没有的东西——这说明他读了不少课外书。我特意要试试他，便一个接一个地一连串儿问了他不少问题，说实话，我是想把他难倒……这孩子出色地通过了这次困难的考试。”
这孩子是谁？
校长回答说：“他叫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县医的儿子。”
这是1823年的事。主试人是后来成为名作家的伊凡·伊凡诺维奇·拉热奇尼科夫，他是以奔萨省教育厅厅长的身份来切姆巴尔县立学校视察的。他当时吻了吻这个小学生的前额，赠给他一本书，并在书上题了字：“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学习成绩优异，特此嘉勉。”“这孩子从我手里接过了书，并无特别欢喜的表情，好像觉得这是他应得的一份儿，他也没有像别的一些穷人家的孩子那样深深地鞠躬。”
当时拉热奇尼科夫何曾想到，十年之后，正是这个瘦小的孩子发表了长篇文章《文学的幻想》，带着灿烂夺目的光芒登上文学评论的舞台，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创作了历史小说《最后的新贵》的拉热奇尼科夫称为第一位俄罗斯浪漫主义作家。
别林斯基一向把切姆巴尔称作故城，虽然他不是在这里出生的，但他却是在这座更像一个大村子的小小县城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终生都记得切姆巴尔城里那宽阔平坦、尘土飞扬的街道，那街道两旁的木房和栅栏。
他在1839年写道：
“我又回到了儿时。我怀着一颗怦怦跳动的心跑在故城尘土飞扬的大街上。我看到了我家的木顶房子，跨进了木栅栏围成的院子……从大门到台阶前，那是一个三角形的庭园，有几株金合欢、稠李树，还有一丛玫瑰……我看到了菜园，菜园靠院子的一面隔着地窖和其他棚屋，间隙处都竖了木栅，其余的三面都围了篱笆……一进菜园门，便是那间小小的浴室，里面总是空洞洞的，神秘莫测，大白天都能使我那孩子的心感到恐惧……浴室旁边是干草垛，我常常躺在上面，一会儿想象自己成了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一会儿成了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⑦……整个菜园展现在面前了，那一畦畦蔬菜，那一株株隔着篱笆弯下稠密的茎叶表示欢迎的向日葵……在房内的每一间屋子和顶楼上每一个角落，我都读过书，或者沉思遐想，后来便是写作……”
奔萨省是这位未来评论家的父亲及其先辈的故乡。未来评论家的祖父尼基福尔·特里福诺维奇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二十余年中，在本省下洛莫夫县别林村做神父。他的几个儿子、孙子、侄子也都在奔萨省各地教会任职。他们的生活与当地农民的生活没有多大差别。
尼基福尔·特里福诺维奇的儿子格里戈里——未来评论家的父亲——生于1785年。他起初在坦波夫省教会学校读书（1798—1803），这时他根据自己的村名改姓别林斯基。可是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并未走父亲的道路。他没有进神学院，而是在1804年1月4日进了圣彼得堡帝国医学院。
当时人们已经在热切地关心哲学和社会问题。医学院也成了哲学活动的中心之一。原来彼得大帝创建的医科学校，在1799年被改建成这所医学院。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在这里形成了对宗教迷信，对农奴制贵族社会的旧礼教、旧传统的离异态度。他因为一直持这种态度，后来在切姆巴尔的社会上博得了“不信神的人”“无神论者”和“自由派”的称号。
1809年6月18日，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获得医学候补博士和外科学候补博士学位后毕业出校。他毕业成绩优异，并且获得了银质奖章。这说明他有出众的天资，在学生时代学习勤奋、刻苦。
这位年轻医生被派往喀琅施塔得海军医院，1810年6月15日，调任第七船队医生。在这些年里，做一个船队医生是十分劳累的。1812年卫国战争爆发，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也参加了战争。他因在1812年米塔瓦战斗中有功，获得了蓝绶银质奖章。
这时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已经有了家室。他是1809年11月3日同“九级舰长”伊凡·伊凡诺夫的女儿结婚的。未来评论家的母亲玛丽娅·伊凡诺夫娜·伊凡诺娃名分上虽说是出自非世袭贵族之家，实际上和未来评论家的父亲是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伊凡·伊凡诺维奇·伊凡诺夫出身于教士家庭，娶的是一位退役海军军士的女儿达丽娅·叶夫谢耶夫娜·多罗费耶娃。
1811年5月30日，在波罗的海上一个叫斯维亚堡的俄国要塞里，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的第一个儿子维萨里昂诞生了。五年之后，即1816年，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辞去海军部门的职务，赴切姆巴尔县任职。
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天资出众，酷爱文学，对于儿子思想爱好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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