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著的《马识途文集(第10卷沧桑十年)》是一部回忆录，真实、公正、平允、客观地写下了当年作家的所见、所受、所闻、所感，旨在给后世子孙留一点极可贵的、千金万金难买的教训。本书被认为是浩瀚的“文革”回忆录中非常有代表性、有启发意义的一部作品。详尽记录了“文革”十年间作者所经历的人和事，文字简朴直白，却声情并茂，抒发了作家真挚的情感，是国内关于“文革”记录的重要文本资料。

第一章 莫名其妙地变成反革命
第二章 大祸临头
第三章 祸从何来
第四章 家破人亡
第五章 流放生活
第六章 风云突变
第七章 窗口西洋景
第八章 如今何处找好人
第九章 死人死人再死人
第十章 逍遥时刻
第十一章 小将的丰采
第十二章 百日之灾
第十三章 逃出虎口
第十四章 初入监狱
第十五章 狱友群像
第十六章 狱中生活拾零
第十七章 出狱又入狱
第十八章 “解放”
第十九章 再度“走资”
第二十章 帷幕终于落下
附录 立此存照——一份珍贵史料：“文艺界修正主义头目”榜
后记

季羡林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
史上一场空前的大灾难，这一点现在几乎没有人敢
反对了。我个人认为，我们眼前的首要任务，不是
追究哪一个人或哪一些人的责任或者罪行，而是不
要放过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研究一下它产生的原
因，真实公正地记录下它发展的过程，给我们后世
子孙留下一点难得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这个伟大
的民族不要再蹈覆辙，不要再演出这样骇人听闻的
悲剧。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些亲身陷入这场浩劫的
人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现在痛苦地发现，浩劫结束才不过二十来年
，今天再同年轻人谈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
他们竟瞪大了迷惑的双眼，认为我们是谈“天方夜
谭”，是“海客谈瀛洲”，他们决不相信的。在另
一方面，许多真正蹲过牛棚、受过迫害的人们，由
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记
忆中那些极可宝贵的经历，特别是受迫害的经历，
随着他们的消逝而永远消逝了。这是我们民族的损
失，绝不是个人的问题。照这样下去，随着时间的
推移，走的人越来越多，消逝的记忆也越来越多，
再过上十年八年，这一场空前的悲剧真会变成了“
天方夜谭”。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性命白丧失
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说不定到了什么时候
，气候和环境一旦适合，另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又
会在我们神州大地上重演。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出版
了我写的《牛棚杂忆》。我的主要论点是：不管是
打、砸、抢者，还是被打、砸、抢者，我们基本上
都是受害者。前者是糊涂油蒙了心，做出了伤天害
理的恶事。后者是在劫难逃，受了皮肉之苦，甚至
丢掉了性命。我自己属于后者，是明知山有虎，偏
向虎山行，是自己跳出来的，结果一下子就跳进了
牛棚，险些把小命丢掉。然而我却一直到1976年“
四人帮”垮台，还在拥护“文化大革命”。这不也
是糊涂油蒙了心吗？
一个人，一个团体或组织，甚至一个国家或一
个民族，犯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犯了以
后怎样对待。对待之方，不出两途：一是掩盖，一
是坦率承认。前者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结果是往
往自食其果。到了以后某一个时候，旧病复发。轻
则病魔缠身，不能自脱；重则呜呼哀哉，终天抱恨
。我个人认为，聪明人，还有点良心的人或组织或
国家民族应采取后者的态度。中国古人说：“君子
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蚀过之后，天
日重明，决无损于日月之光辉。
“文化大革命”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无法不承
认这个事实。在这里，有两类人至关重要：一类是
害人者，一类是被害者。那一群广大的旁观者是怎
么想的，怎么看的，就应该排在次要的位置上了。
对那些害人者也应该区别对待。绝大部分是由于糊
涂油蒙了心而害人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也
是受害者，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对这种人，
我只期望他们反躬自省，这对于他们今后做人会有
极大的好处。但在害人者之中有一小撮人则应另当
别论。这种人挖空心思，采用一些极其残酷的匪夷
所思的手段折磨别人，比医学上所谓“迫害狂”还
要厉害百倍千倍。说他们是畜生，是抬高了他们，
他们应当位居畜生之下。当年我在德国曾参观一个
法西斯集中营，一位当年的“犯人”今天的幸存者
告诉我们说：“一个法西斯看守人员，每天晚上必
须亲手枪毙一个‘犯人’，陈尸床下，他才能在醉
醺醺中睡去，否则就睡不着觉。”中国十年浩劫中
那一小撮折磨人的人，同这个法西斯有何区别！畜
生能干得出这样的事来吗？然而，这一小撮人，虽
然当年被划为“三类分子”，而今有的却一变而飞
黄腾达，有的竟官据要津了。难道说，这些人不是
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伏的癌细胞吗？要这些人拿出
良心来写一点当年折磨人迫害人的实际行动和心理
状态，如果他们做了，也会给我们子孙后代留点极
其宝贵的遗产；然而，这是与虎谋皮，戛戛乎难矣
哉！
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受害者了。这些
人是“童子何知，躬逢胜饯”，他们有幸成为这一
场空前的、千载难遇的悲剧的参与者。其中有一些
“自绝于人民”者，无从追踪了。我们这一些厚着
脸皮活下来的人，决不应当错失良机，无所作为，
否则就对不起这个上天的“恩赐”。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应当像我在本文开头时所说的那样，真实、
公正、平允、客观地写下我们当年的遭遇，给后世
子孙留一点极可宝贵的、千金万金难买的教训，杜
绝这样的悲剧再发生。
前不久，我发表了我的《牛棚杂忆》。完全出
乎我的意料，在极短期间竟成了一部畅销书，同一
些明星、名主持人、名演员的书共同陈列在街头、
巷尾、地铁、车站的小书摊上。“世间多少伤心事
，到处听人说牛棚”，找我签字者络绎不绝。我舞
笔弄墨一辈子，并没有特别垂青于《牛棚杂忆》，
写的时候也是颇为随便的。可是最近听人说，我写
到《牛棚杂忆》，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今后大概
不会再有了。
我曾苦口婆心地劝说我的“棚友”们写下自己
的经历，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感到极大的
失望。现在“棚友”马识途同志的《沧桑十年》可
能就要问世了。马识途“棚友”的经历同我是不同
的，他是老革命，是著名的作家。他在牛棚中的经
历，同我大同而小异，殊途而同归。他肯写出来，
对我来说，实如空谷足音。我翻看了他的原稿，觉
得他的写法同我不完全一样，他写得更详尽，更质
直。但是我们的目的却完全一样，是我们留给后代
的最佳礼品：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
而是一面镜子，
从中可以照见善和恶，美和丑，
照见绝望和希望。
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
人民的一片赤诚。
是为序。
1998年6月4日

马识途著的《马识途文集(第10卷沧桑十年)》从1966年夏天，马识途从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岗位上被下放写起，直至1979年1月25日被彻底平反。作者详尽记录了“文革”十年间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文字简朴直白，却声情并茂，抒发了作家真挚的情感，是国内关于“文革”记录的重要文本资料。
今天出版这样一部作品，不是揭疮疤、翻旧账，而是正如季羡林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真实公正地记录下它发展的过程，给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一点难得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不要再蹈覆辙，不要再演出这样骇人听闻的悲剧”。所以该书的出版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社会价值，值得向大众推荐。

写了近十年，柜底压了六年，又经过两年多出
版中的周折，《沧桑十年》也经历了十几年的沧桑
后，终于面世了。
这是我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
个人经历的沧桑岁月的纪实。
“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多少
悲惨、悲哀、悲痛、悲壮的悲剧上演了。那也是一
个笑剧和闹剧的时代，多少荒唐、荒谬、可鄙、可
恶的笑剧和闹剧上演了。而最终以四只不能再横行
的螃蟹吊成一串的喜剧闭了幕。
那也是一次灵魂大展览，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
意，都把自己的灵魂不由自主地拿出来在光天化日
之下，作了本色的展览。多少卑鄙、丑恶、凶残、
谀媚、奸诈、虚伪的灵魂，都从自动脱下的漂亮的
、道貌岸然的外衣里展示出来，还自鸣得意。同时
也有多少正直、忠诚、耿介、光明磊落的灵魂，从
被打落尘埃的卑微的躯体中闪射出冲天的光芒，连
那些嗜血狂徒也感到可怕。
那也是一个炼狱，使真金变得更纯净，使精钢
变得更坚硬，使英雄现出本色，使懦夫起来战斗，
使奸宄现出原形。
我也经历过炼狱，我也展示过灵魂，我现在把
我淌着血的心捧献于读者面前，不是乞求读者的同
情和怜悯，也不是想激起仇恨和报复，我只是希望
从这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中，引发善良的人们进行冷
静的思考，从这里得出必要的结论，引为将来的鉴
诫，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也。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老一代
的人们创痛其深，记忆犹新。中年一代的曾经身受
其苦的，特别是经历过“文盲+流氓”的疯狂造反年
代，后来又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过再教育的学生，
或者还有一些印象。年轻的一代，因为“文化大革
命”在他们的教科书上不著一字，茫然无知，听老
一辈说起“文革”的事，以为那是“天方夜谭”，
怎么会有那样荒唐的事呢？更小的一代，脑子里自
然是一片干净的白纸，将来也不会有人用“文革”
去玷污那张白纸。巴金老人建议建立的“文革博物
馆”既然不见踪影，因此“文化大革命”只有在历
史学家的著作中才能发现它的踪影了。这终于实现
某些人的愿望，从“淡化”到“忘却”，好像在我
们这个泱泱大国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一场史无
前例的“大革命”。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外国人没有忘记，中国
人更不应该忘记。这场落到中国人民头上亘古鲜见
的灾难，不仅在我们这些受难者的心灵上留下不灭
的烙印，在我们整个国家身上也留下难以平复的创
伤。我们怎么能够忘记，我们浪费了近二十年建设
时期，放过了世界上大好发展的机遇，我们损失了
几千亿的财富，毁坏了许多珍贵的文物，然而更痛
心的是毁灭了不知多少个国家栋梁之材，浪费了青
年一代的青春年华，出现了一个文化断层，还败坏
了社会风气，至今难以矫正。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孰使为之，孰令致之？难道不应该认真反思，知所
警惕，不应该告诉后人，知所鉴诫吗？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讳言“文革”，
总想“淡化”处理，最好干脆“忘却”。我不敢说
有的人是出于一种心理状态，他曾经在“文革”中
紧跟过，曾经有过不光彩的表演，现在回想有如幻
梦一场，再也不想提起。但是我想很多的人是出于
一番好心，历史已成陈迹，家丑何必外扬，翻老账
有碍声誉，不利安定。其实这是一种鸵鸟思想。历
史是由人写就的事实，谁也无法抹去，如果不能认
真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真要如北大著名教授
季羡林的沉重之言，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
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
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如果一场悲剧又
在中国重演，那带来的损失就更大了。历史上的伟
大人物，任何朝代的任何组织，没有不犯错误的。
犯了错误，承认错误，认真总结，改了就好。如季
羡林教授所说：“中国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
日月之蚀，人皆见之。’但是改过之后，天日重明
，决无损于日月的光辉。”如果我们很好地总结“
文化大革命”，接受教训，那就可以把坏事变为好
事，子孙后代受益无穷。事实上我们中国有人敢于
面对历史事实，提出认真总结“文革”的历史经验
，把它转化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个人就
是邓小平。
谁都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但是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用
惨重的代价换来的一笔宝贵的财富。邓小平就是从
这笔宝贵的财富里，寻找到中国前进的方向，从而
寻找出正确的思想路线、经济路线和政治路线，并
且制定出相应的方针、政策，最终发展成为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邓
小平理论。邓小平的理论显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从他的脑子里空想出来的，而是从我们过
去走过的道路，成功的经验，错误的教训中总结出
来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过去的弱点
和缺点，突出地集中地暴露出来了，使我们从反面
把问题看得更清楚，可以对症下药，找到康复之道
。这

进而认定，基层干部总是沿着“懒、馋、占、贪、变”的危险道路滑下去，有“变修”的危险。因此决定，首先在我国农村分期分批地进行“四清”运动。在全国调集了几百万干部，经过训练，浩浩荡荡地开到农村去，几乎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一两个干部。我就是那时候被派下去的。
解放以前，我搞地下革命工作，经常在乡下跑，对农民在水深火热中的痛苦生活深有了解，他们热切希望的就是如何叫自己过人的生活。当时为了把他们发动起来，和反动派进行斗争，求得自身的解放，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搞地下工作的，都怀抱“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和他们一块儿战斗，历尽千难万险，牺牲了无数的同志，才终于迎来了解放。
解放后我搞工业和科学工作，大半时间在城市里工作，下乡少了。这次我被下放当了县委副书记，下农村搞“四清”运动。我下去住在农民家里，和农民(哦，自从公社化后，农民改叫“社员”了)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才惊异于我们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幸福，干了这么十几年，搞“土改”，搞“合作化”，后来还搞“公社化”，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他们的生活还是这么苦。有的社员真可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坐车下来时，在路上就看到一些面带菜色，衣服褴褛的农民，而我却穿着整齐的四个兜的官家制服，一路上在招待所吃着丰盛的伙食，心里很不是滋味。农民们并没过上解放前所梦想的，我们对他们描绘的幸福生活，除开在政治上说是翻了身外，经济上的富裕生活并没有实现。我感到很惭愧。现在我下放做一个县官，只有真心诚意地给他们做牛马，办点实事来报答他们，让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我心里才过得去。
但是这回我们下来干什么呢？我们下来是搞“四清”运动，抓阶级斗争的。我们向社员宣传，社员生活之所以苦，就是因为阶级斗争没有抓好，就是因为站在他们头上的基层干部，许多已经变坏了，简直成为解放前骑在他们头上的保甲长了。因此，我们下来的任务，就是帮助社员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下来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基层干部都“赶上楼”去——就是夺了他们的权，然后一个一个地清查，一个一个地“下楼”，宣布“解放”。这样的斗争，一搞就是几个月，真是斗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像到处都有阶级敌人和走资派一伙在进行反革命活动。有的基层干部被斗得死去活来，下不了台。虽然我已经是努力对他们进行斗争了，可是开起汇报会来还说我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常常要准备接受“右倾”的批评。
就这么斗来斗去，搞了快两年，说的是只要抓好革命，就能促进生产。也许真是因为我革命没有抓好吧，生产总是没有促上去。就是我的那些“左”得可爱的左邻右合，好像也没有搞好生产。其实大家心里雪亮，由于基层干部许多还没有被“解放”，没有资格抓生产；有的被“解放“了，不想再犯错误，也缩手缩脚，怕说是“以生产压革命”，不敢再抓生产。社员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他们对于国家“修”不“修”，越来越不关心，甚至反感。他们率直地对我们说：“先把我们的肚儿盔圆了，再说别的吧。”
我听信了社员的呼吁，先把生产抓上去，把他们的肚儿盔圆了再说。我从我原来主管的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调了几个农业专家来，一块儿下到东观区的乡下去蹲点，搞“科学种田”，他们准备做两年五熟的丰产田试验。（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