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那时，欧洲仍处于世界舞台的边缘。
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此时的欧洲，无论是经济、科学，还是政治、文化，都已将世界其他地区甩在后面。
蒂莫西·布莱宁著的《追逐荣耀(1648-1815)(精)/企鹅欧洲史》讲述了这是启蒙和理性的时代，也是信仰与情感的时代，是进步的时代，充满希望，也是停滞的时代，揭示着种种成就的虚幻。为着荣耀，王公贵族通过战争、建筑、文化彰显权力；而借着新出现的公共领域，人民在咖啡馆、俱乐部、报章杂志乃至革命的动荡中发声。旧制度与新制度、理性文化与感性文化辩证交锋，在喧哗与骚动、变革和扩张中，欧洲一步步远离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权力的中心。

“企鹅欧洲史”中文版总序
《追逐荣耀：1648-1815》导读
作者序
导言
第一部分 生与死
第一章 沟通
陆路
水路
海关与税卡
邮政
第二章 人
数字
婚姻和生育
死亡：饥荒
死亡：战争
死亡：瘟疫
医药
女性、性和性别
移民
第三章 贸易与生产
贸易
都城
生产
一场“工业革命”？
第四章 农业与乡村世界
生产力问题
突破休耕的恶性循环
农业发展的障碍
新的作物
农奴制与农民的负担
什一税
农民的抗争
贫穷与富足
农业与农民的地位
第二部分 权力
第五章 统治者与他们的精英
两场处决与两次行刺
路易十四与绝对君主制
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绝对君主制
勃兰登堡-普鲁士
俄国
西班牙与意大利
大不列颠
神圣罗马帝国
第六章 改革与革命
国家
民族
人民
法国大革命——人民、民族、国家
第三部分 宗教与文化
第七章 宗教与教会
罗马与教廷
高级教士
修道院
大众宗教和去基督教化
第八章 宫廷与国家
法国的狩猎
神圣罗马帝国的抛狐和其他娱乐活动
英国的猎鹿和猎狐
赛马、斗鸡和其他运动
第九章 宫殿和园林
“宫殿时代”中的呈现型文化
修道院宫殿
凡尔赛宫
法国化的欧洲？
园林与政治
哈布斯堡的另一种选择
宫殿、宫廷和政治
第十章 感性文化与理性文化
感性文化
女巫和猎巫
理性文化
公共领域
理性文化的胜利
感性文化的复苏
艺术的神圣化与艺术家的地位
第四部分 战争与和平
第十一章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尼斯塔德和约》，1648-1721
费尔贝林
法国的霸权
法国霸权的衰微
北方战争
第十二章 从《尼斯塔德和约》到法国革命战争，1721-1787
王室问题与五国联盟的发展
法国的衰微：“七年战争”
第一次瓜分波兰和东方问题
“无穷的金钱是战争的原动力”——战争与财政
旧制度下如何赢得陆战
第十三章 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1787-1815
法国革命战争的开端
法国加入战争
革命法国征服西欧
革命法国征服南欧
为何法国人赢得了陆战，英国人赢得了海战
第二次同盟战争
拿破仑战争
拿破仑帝国瓦解
为何法国人（最终）失败
维也纳会议
结语
推荐阅读

每一部欧洲史都得始于某个主观选择的年份，
当然，要是打算写作一部涵盖自智人出现以来万事
万物的历史，那倒是不用了。可有些年份比其他年
份更主观。不幸的是，在同一时段内，对某种人类
活动而言，某个年份可能具备一定意义，但对其他
人类活动来说，那个年份的意义就几近于无。以
1789年为例，它在政治上产生了雷鸣般的回响，可
在音乐和美术领域，恐怕连蝙蝠叫那么小的声响都
没有产生。1648年也是那种年份。因为《威斯特伐
利亚和约》是在那一年签订的，它终结了持续30年
、对欧洲的破坏超过此前任何一次冲突的战争，因
此这一年看上去是个很合理的起始点。此外，和约
还解决了至少两个重大争端：西班牙承认了荷兰共
和国独立，而此后一个半世纪内欧洲德语地区的架
构也得以确立。这两个解决方案背后存在着更为重
要的东西：承认宗教多元主义的存在。天主教和新
教的狂热分子都不断梦想能够让他们的真正信仰取
得胜利，可在1648年获得承认的僵局此后从未受到
严重威胁。
所以，这本书选择的起始年份是有资格作为起
点的，可也必须承认，威斯特伐利亚的解决方案留
下的未竞纠纷和它了却的一样多。西班牙和法国之
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659年的《比利牛斯和约》，
或许要到1714年波旁王室继承西班牙王位一事获得
国际承认后才真正宣告结束。在北方和东方，瑞典
的霸权在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战争中遭到一个又一个
大国的挑战，直至1721年的《尼斯塔德和约》
（Peace of Nystad）才宣告瑞典霸权终结，在这一
进程中，国际态势依然不算稳定。将要成为国际政
治两股主导力量的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第二次百
年战争”和俄国的扩张，前者始于1688年，后者不
早于1695年。要是说各国国内政治还有什么走向，
那么就是变得更不稳定了。法国内战——投石党之
乱——始于1648年，英格兰在1649年处决查理一世
后宣布建立共和国。这两场冲突的解决方式大相径
庭，前者是1661年的路易十四“亲政”，后者是
1688年的“光荣革命”。
1648年有尚未解决的问题，而1815年同样将留
下未解决的问题。在后续章节中，笔者会把丝线纺
到一起，为读者充当穿越那毫无图解的连贯迷宫的
向导，即便书里没有黑格尔（Hegel）或马克思
（Marx）乃至辉格派史学家推崇的那类宏大叙事，
读者也必定能从中理出发展的脉络。在政治上，最
为惊人的发展是国家夺取支配权的不懈行军。到了
1815年，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国家在其疆域内都
获得了事实上甚至法律上的对立法和效忠的垄断权
。尽管政体形式从民主到独裁都有，但政体背后都
是抽象化的统治权——国家。在国家核心层面未能
完成“立法权垄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语]的政治架构——像波兰和神圣罗马帝国——在能
够更为准确地阅读时代信号的对手面前变成了易遭
捕食的对象。世俗化是国家发展中的重要部分，它
将在天主教国家消除任何形式的教廷干涉，在所有
国家都使教会服从于国家。可是，在国家血管里流
淌的血液既稀薄又不够温暖。为了赋予国民动力，
需要注入更具鼓舞效果的血液。人们越发感到民族
主义可以提供这种输血效果，民族主义是一种世俗
宗教，能够释放出人们的虔诚和憎恶，其凶猛程度
不逊于世人在稍早时候的宗教冲突中所体验到的虔
诚与憎恶。
成功的国家也需要适应社会变迁。只有那些成
功整合了精英的国家才能繁荣。这种整合可以通过
宫廷实现，就像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工程；可以通
过代议制国会实现，就像英国议会；可以像普鲁士
和俄国那样通过军役贵族实现；还可以像哈布斯堡
君主国一样结合上述三种做法。在每一个案例中，
事实都证明固化很难避免，同化似乎是与政治体制
分不开的。即便是通常能够因时而变的英国式解决
手段到1815年为止也经历了一系列动脉硬化。不论
社会复杂程度如何，所有欧洲国家都需要和一种新
兴文化空间——公共领域——打交道。公共领域位
于家庭的私密世界和国家的官方世界之间，是一种
让此前相互隔绝的个人在一起交流信息、想法和批
评意见的论坛。不论是通过订阅同样的期刊实现长
距离交流，还是在某间咖啡馆或某个自愿建立的新
团体——比如说读书俱乐部或共济会支部——里面
对面地会谈，公共的整体权重都要远高于个体成员
的总和。正是从公共领域中生发出了能够挑战旧制
度决策者的新的权威来源：公众舆论。这一转变发
生的时间在欧洲各地自然有所差异。首先产生公共
领域的是不列颠和荷兰共和国，因为它们都拥有较
高的人口识字率和城市化水平，也拥有相对自由的
审查制度。有必要说明的是，在欧洲的另一端，俄
国是与英、荷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在19世纪之前，
人们很难在这个国家找到什么类似公共领域或公众
舆论的东西。我们将要看到，公众舆论在被有效操
控时可以成为国家额外资源与额外权力的来源。要
是像在法国那样，它受到了忽视、误解或疏远，结
果就可能是革命性的变化。
创造了公共领域的力量从本质上来说源于欧洲
的内外扩张。在战争、衰退、瘟疫、饥荒导致17世
纪上半叶出现严重问题后，恢复进程是缓慢而间歇
性的，恢复速度也快慢不均，可指标还是逐渐向上
的：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力提高，商业和制造业得
到发展，城市化水平提高，殖民扩张也重新开始。
在18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里，这一进程开始巩固
并加速，但也不时被挫折打断。尤为重要的是在第
一章中要讨论的物质交流的进步。不过受益状况的
分布不算均衡。排在首位的得利者是国家，为了维
持不断增长的武装力量，国家渴望得到更多的税收
，要让城堡里的富人和门槛上的穷人都成为税收对
象。居于次位的得利者是地主，随着他们依靠农产
品获得的总收入不断增加，而购买制成品的开支相
对减少，他们开心地利用了“剪刀差”。土地价格
上涨到原先的三倍，土地所有权带来的声望也未消
退，有进取心的地主可以让自己的财运极为兴旺。
佃农是一个关键群体，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农业创新
都必须归功于他们。同样发家致富的还有金融家和
商人，前者中那些能够涉足国家财政的人物和后者
中参与殖民地贸易的人物发展状况尤为突出。富有
进取心的制造业业主只要能够突破行会的限制性措
施，就可以享受双重好处——既得益于18世纪劳动
力供应量的增加，又得益于同一时期越发强劲的消
费革命。
简而言之，18世纪的经济发展制造出了规模庞
大且日益壮大的受益者阶层。要是某位显贵拥有矿
藏丰富、交通条件良好、处在工业化地区的大庄园
，而且——或许是最重要的因素——还幸运地拥有
成为实业家所需的才智和个人品质，那么他可能就
身处利用世纪机遇的最佳位置。在一个理想世界里
，他——要不是因为女性受到各类歧视，实际上也
不一定非得是“他”——也会与一个涉足政府财政
的家庭联姻，投资银行业和海外贸易。他的良知已
经被腐蚀到足以让自己忘记这个世纪有大概700万奴
隶被从非洲贩运到加勒比地区，然后在那里被迫劳
作。对他来说比较稳妥的是当一个英国人，这样在
面对以战争或革命形式突然到来的惩罚时受到的影
响会小一些，他的大陆同行们则较易受害，特别是
在1789年之后。
可利益分配得非常不均。从地理上讲，从商业
化的西北欧到欠发达的东欧存在着鲜明的梯度，前
者到1815年时已经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工业化，而在
后者那里，人们则可能在旅途中一连几周都碰不到
任何像是城镇的地方，而且那里的物质和社会条件
要说有了什么变化的话，也是变得更糟了。在东欧
，奴役、文盲、贫穷和较低的预期寿命在1815年仍
然是普遍状况，就像在1648年那样。即便在西欧，
经济发展也未能吸纳快速增长的人口。缺乏弹性的
食品生产导致价格上涨，与此同时，缺乏适应性的
工业拉低了工资。结果就是人口贫困化，因为很大
一部分人是不能自给自足的。一类新的贫困出现了
，这并不是饥荒、瘟疫或战争突然带来的痛苦，而
是持久的营养不良和就业不充分所致。它也是一种
恶性循环，因为营养不良的人还没可怜到不能生育
孩子的程度，而这些孩子后来就延续了父母的穷困
。资本主义侵蚀了传统社会及其价值观，人们也越
发仰赖市场力量。
用理性主义目的论来描绘新价值观发展的做法
富有吸引力。“理性时代”或“启蒙时代”是贴在
这个时代上的流行标签，甚至普及到了近乎陈词滥
调的地步。可每一个陈词滥调都以真相为内核。这
一时代的确见证了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理性主义
和世俗化。它目睹了牛顿（Newton）的《原理》
（Principia）、洛克（Locke）的队类理解论》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休谟（Hume）的《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
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以及狄
德罗（Diderot）和达朗贝尔（d'Alembert）的《百
科全书》（Encyclopedie）的出版，而这里仅仅列
出了侵蚀以上帝为中心的传统宇宙观的大量著作中
重要的几部。然而我们有同样充足的理由将这一时
代称作“信仰时代”，因为这一时代也发生了多次
堪称标志性的宗教大复兴，其中包括詹森派
（Jansenism）、虔敬派（Pietism）和卫理公会
（Methodism），宗教文献也前所未有地流行。正如
浪漫主义革命所示，宗教在18世纪也没有随着时间
流逝而消亡。第十章提出了如下主张：与其把文化
发展概念化为从信仰到理陛的线性进程，倒不如将
它视作理性文化与感性文化问的辩证交锋，这样还
合乎情理一些。歌德（Goethe）在《浮士德》
（Faust）中对这一事实上存在的冲突进行了最为深
入的探究，这部长诗有12000多行，断断续续地耗费
了歌德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以下几行诗可以作
为本书的引语：
在我的心中啊，盘踞着两种精神，
这一个想和那一个离分！
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当中，以固执的官能贴
紧凡尘；
一个则强要脱离尘世，
飞向崇高的先人的灵境。

为历史研究与写作设立新基准的史诗巨制，结合学术品质与大众阅读的惊喜之作！
访昨日欧洲，知今日世界。反思欧洲历史，将成为我们应对动荡世界的根基、想象未来的起点。
蒂莫西·布莱宁著的《追逐荣耀(1648-1815)(精)/企鹅欧洲史》集合一等学者，全景、鲜活、丰盈、金句迭出的当代出版界巨制！
启蒙时代的变革与扩张，新旧世界的喧哗交锋！
回望欧洲蓬勃演进之路　洞悉现代世界的当下与未来！

在这一时期留给19世纪的遗产中，最有益的是
这则可怕的警示：一旦国家权力脱离了传统制约，
落入一人之手，将会出现何等状况。拿破仑以极端
贪婪、残酷的方式对待被他击败的列强，就连其中
最愚笨的国家都意识到必须为国际关系建立新的基
石。光在军事上打败拿破仑是不够的，因为他只是
根子深深扎在18世纪的一种疾病的恶性症状。基于
协作和政治均衡的体系取代了由盘算势力均衡引发
的竞争与冲突。结果，在滑铁卢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之间的99年里，仅有的大战就是导致意大利、
德意志统一的短促、激烈的冲突。就相对于总人口
的比例而言，19世纪战争造成的死亡仅相当于18世
纪的1/7。
在各国内部，迹象就要模糊得多了，也更难解
读。在大部分人心中，法国革命的恐怖依然太过鲜
活，它让人们难以冷静评判其正面贡献。什么都没
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学会的绝不仅仅是法国的波旁
王室。就算波旁王室是唯一一个再度踏上流亡之旅
（1830年）的，可所有欧洲君主国都得辛酸地体会
到一点：在1789年之后，倘若一个政权未能找到吸
纳人民主权原则的办法，它就不能被视为合法。在
凭借1832年重大的《改革法案》重获授权之前，即
便是英国的旧制度看上去也在动摇。俄国人则从未
学到这一点。更难解读的则是开明宪政和民族主义
问的关系。尽管梅特涅才华横溢，却在对待这两者
时表现得缺乏眼力，认为它们互相依存，这一点相
当致命。如何利用其中一个（民族主义）阉割另一
个（开明宪政）还得留给俾斯麦来演示。
种种现象的未来大可以留到本丛书的下一卷中
评述。回顾自1648年来发生的状况，我们可以构建
出两种截然相对的叙事。第一种可以打上‘进步主
义’和“乐观主义’的标签，或许可以表述如下：
在1648年，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可
到了1815年，地心说哪怕在最为保守的圈子里都丧
失了影响力（教皇本笃十四世在1757年解除了对日
心说著作的禁令）；在1648年，为了驱赶雷暴人们
得举行祈祷、敲响教堂里的钟，可到了1815年，人
们纷纷安装避雷针；在1648年，整个欧洲都在烧死
异端和女巫，可到了1815年，反倒是那些指控异端
和女巫的家伙发觉自己身处法庭被告席。支配性的
主旋律是扩张，因为这是一个人口、识字率、城镇
、沟通便利度、自行组织的协会、经济活动、海外
帝国（还有许许多多）都在增长的时期。这也是一
个人类决定性地突破封建世界的时期，人类从等级
社会、由土地财富主导、威权主义政府走向了阶级
社会、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一时期见证了美国革命
与法国革命，也目睹了工业革命的开端。
可还有足够多的材料支持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叙
事，它或许可以打上“保守主义”“悲观主义”的
标签。人们注意到，许多看似明显的变化本质是肤
浅的，许多显而易见的功绩实际是虚幻的。即便在
该时段末期，即便在最为先进的国度里，拥有土地
的精英依然牢牢掌控着国家，绝大部分欧洲人还是
文盲农民，迷信依然猖獗，宗教的大复兴正在发生
。事实证明，法国革命纯然是喧哗与骚动，如果说
它还有什么影响的话，就是让法国变得比在旧制度
下更为保守了。在1815年之后，统治法国的依然是
由贵族和平民出身的要人混合而成的精英，这和
1789年之前是同一类人。至于“农业革命”、“商
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它们都根本不是革命，
只不过是在回顾过去时给渐进发展贴上的标签而已
。真正发生的变化则趋于恶化：国家变得更具侵犯
性、更为苛刻、更为暴虐；军队变得更大、更具破
坏性；对于穷人来说，在“黑暗的撒旦磨坊”里工
作，在如蘑菇般涌现的简陋城镇里生活，这要比过
去更肮脏、更野蛮。启蒙提供的解放被证明是狂想
，它不过是用一种暴政换掉另一种，而且打开了通
向20世纪极权主义和种族灭绝的大门。女性、少数
族群和被人认作性变态的人们依然受到歧视和迫害
。少数人的华屋美服还是南许多人（尤其是农奴和
奴隶）的强制性牺牲来负担的。此外，这一阶段是
以23年的世界大战告终的，它在人员损失和痛苦方
面令此前任何一场欧洲战争都相形见绌。
正如这本书试图展示的那样，这两种叙述倘若
孤立存在，都是无法成立的。这并不是要强迫人们
全盘接受其中一种，事实上人们可以根据个人口味
选择混合搭配。尽管并未尝试掩饰个人偏好，笔者
还是希望给读者提供足够的解释、例证和激励，促
使读者做出批判性选择，最重要一点则是积极对待
这一阶段及其问题。在此，回到序言末尾的歌德《
浮士德》诗句是相当合适的。浮士德的孤僻让他与
梅菲斯特打赌，赌约是他永远无法满足到说出：“
停一停吧，你真美丽！”他同意一旦此事发生，便
任梅菲斯特将其带走。历经多次探险后，年事已高
的浮士德最终在组织填海造陆上得到了满足。可由
于他积极参与世界事务，不断努力理解自然本性、
人类本性和自我本性，他还是得到了救赎。结束在
此正合适。

辉煌荣耀的历史著作。
——美国《纽约时报》
仿佛站在奥林匹斯山上俯瞰近代欧洲的历史，
恢宏、摄人心魄、无所不包。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巧妙展现欧洲启蒙时代的矛盾和张力，细节准
确，叙述稳当，妙语迭出。
——基思·托马斯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系教
授
深刻的见识、丰富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层
次丰富的叙事手法成就了这部巨著。
——英国《经济学人》
几十年未见的历史佳作。全局把握这段纷繁复
杂的历史，精彩绝伦。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

第一章 沟通
沟通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中心。除了摄食、排泄、醒来、睡觉等基本生理活动，没什么比沟通更重要。编织出社会架构的，是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地方之间的沟通，包括语言这种象征层面的沟通和游历涉及的物质层面的交通。正因如此，沟通是回到过去的最佳切入点。假若一位来自现代的时间旅行者抵达17世纪，他便会发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当代体验相去甚远。他来自乘坐飞机不到两天便可环游全球的世界，此时身处的世界将带给他十分深刻的震撼：这个世界居然这样缺乏流动性。就算要前往不远的地方，也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高昂的开支和漫长的时间。此外，路上没有统一的符号、标志或语言来给旅行者提供帮助，他们会迅速遭遇费解的行话与方言。正如我们所见，旧制度的许多特征源自物质和象征形式的沟通问题。
陆路
对17、18世纪的大部分欧洲人来说，道路状况决定沟通速度和流动性程度。几乎所有地方的“道路”都是小径，没有路基，也没有排水渠，经常被车辙弄得坑坑洼洼。一下起雨，路就成了泥泞的沼泽，一出太阳，又成了尘土飞扬的凹地。“与其说是人类的足迹，不如说是野兽和爬虫的居所。”一位英国观察者在18世纪初写道。就连主干道也只相当于今天的林间小径。欧洲的道路基本上是罗马帝国的遗产—尽管已经被疏于照管了1400多年。不论是在戈尔韦（Galway）还是加利西亚（Galicia），绝大部分旅行者的平均速度都很少超过步行速度。事实上，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的常见速度只可能是步行速度，有充分理由证明，“骑双腿的矮马”“坐圣费尔南多的车”“骑鞋匠的马”……是他们唯一能够负担的在各地间移动的方式。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弗格森（Robert Fergusson）在1774年写下了疲倦的词句：
我畏惧着，以疲乏老迈的腿为马，
走向伯威克（Berwick）。
乘马车旅行相当奢华，它略快一些，但也要贵得多，还可能让人更疲惫——1743年《伦敦杂志》（The London Magazine）上一篇题为《公共马车的苦恼》的文章将它说得很清楚。在列举了从伦敦到约克（York）旅程中的各类不适（其中包括凌晨3点启程，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颠簸，忍受同行旅客—他们有的吃了大蒜口气熏人，有的放屁、打鼾，或是不停地讲话、渎神和抱怨）后，作者总结道：
如果要赞颂公共马车的便利之处——
我宁愿单足旅行，但得有根拐杖。
道路的走向很少遵循两地之间的最短路径（这种做法可以缩短旅程）。英国道路弯曲、让人费时费力是出了名的。这种迂曲给旅行者带来了麻烦，于1771年从多佛尔（Dover）前往伦敦的外国观察家皮埃尔?让?格罗斯里（Pierre Jean Grosley）却将其视为政治美德的表现：
大道远非笔直，这并不是因为英国工程师没有娴熟地掌握在地上画出直线的技能，而是因为土地宝贵，需要小心对待，此外，财产在英国神圣不可侵犯。有了法律的保护，任何人都不能侵占它，不管是工程师、稽查员还是别的人，甚至连国王本人都不例外。得补充的是，正如我们将要在“花园”条目中看到的那样，直线也不符合英国人的口味。
欧洲大陆的状况并不比英国好多少，甚至更差。1787年，阿瑟?扬（Arthur Young）发现他从加来（Calais）前往巴黎时搭载的公共马车比英国的更差，却还要更贵。1800年以前，用弹簧减震的悬架在任何地方都不普遍。荷兰马车因令人不适而臭名昭著：一位英国访客看了一眼将要把他从霍伦（Hoorn）带到恩克赫伊曾（Enkhuizen）的车辆，就放弃了乘车。他只把行李放在车上，之后宁愿选择步行21千米。倘若这位访客步入神圣罗马帝国，就会发现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看来，典型的德意志马车是“野蛮的物事”，因为它“不过是辆大车，有着非常高大的车轮，颠簸程度相当惊人。它没有什么遮盖，三四块松木板横在上面当座位用”。俄国人尼古拉?卡拉姆津（Nikolai Karamzin）证实了他的判断。卡拉姆津在1789年记述道：“所谓的普鲁士‘公共马车’并没有任何与客车相似的地方。它不过是有两排座凳和顶盖的长马车，既没有皮带捆扎，也没有弹簧。”它的缓慢与不可靠同样声名狼藉，当时有人抱怨说，要是想学到保持耐心的必要性，除了结婚外，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德意志到处旅行。阿尔卑斯山以南的状况也没好到哪里去，阿瑟?扬将那里的客车描述为“可怜的、敞篷的、疯狂的、颠簸的、肮脏的粪车”，还补充说，“从惬意的社会场合一下子步入意大利的客车，我的神经无法承受”。就算为国王效力，也不能保证享有舒适、快速的旅程，路易十四的特使尼古拉?梅纳热（Nicolas Mesnager）在1708年前往马德里时就发现了这一点。他在巴约讷（Bayonne）向凡尔赛报告称，由于道路糟糕，驿站体系混乱，行程已经花费了9天时间。以路程而论，他离目的地还有不到一半距离，但梅纳热估计由于弄到骡子十分困难，他会在路上再花上两星期。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