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梧桐著的《朱元璋大传》是一部大型传记，史料丰富扎实，文笔生动流畅，全面记述了朱元璋从贫苦出身的小行童，到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再到明朝开国皇帝的传奇经历和主要活动，如实地反映了他求实的作风和多疑的性格，对其「治隆唐宋」的功绩和历史局限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较强可读性的历史著作。

陈梧桐，知名明史专家，1935年生，福建省安溪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顾问、朱元璋研究会顾问。从事朱元璋研究四十余年，主要研究领域为明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
代表作有《洪武皇帝大传》及其增订本《洪武大帝朱元璋传》《朱元璋传》《朱元璋研究》《古代民族关系论稿》《履痕集》《散叶集》《晚明悲歌》《明史十讲》和《黄河传》《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主编）等多部著作。论著多次获奖，其中《洪武皇帝大传》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黄河传》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序言
第一章 苦难的青少年
第一节 贫苦农民的儿子
第二节 从放牛娃到小行童
第三节 如蓬逐风，漂泊淮西
第二章 从起义战士到红巾军统帅
第一节 “挑动黄河天下反
第二节 投奔濠州红巾军
第三节 计取和州，升任左副元帅
第三章 营建江南根据地
第一节 南渡长江，攻占集庆
第二节 建立江南行省政权
第三节 攻夺浙东
第四节 积粮训兵，暂缓称王
第四章 削平陈友谅与张士诚
第一节 应天保卫战
第二节 北援安丰
第三节 西征陈友谅
第四节 东灭张士诚
第五章 推翻元朝统治
第一节 转化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
第二节 平定浙东闽广
第三节 北伐中原，攻占大都
第六章 创建大明王朝
第一节 登基称帝，择定都城
第二节 重建全国封建政权
第三节 尊孔崇儒，制礼作乐
第七章 统一全国的战争
第一节 略定秦晋，出击北元
第二节 平定川滇
第二节 经略西北，统一辽东
第四节 出征蒙古，击溃北元
第八章 任用贤才与开通言路
第一节 行荐举，办学校，兴科举
第二节 人才的选用及其局限
第三节 纳谏与拒谏
第九章 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
第一节 洪武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
第二节 “躬览庶政”，加强集权
第三节 《大明律》与御制《大诰》的颁行
第四节 严酷的专制统治
第十章 “锄强扶弱”，安定民心
第一节 “安民为本”，“锄强扶弱
第二节 整肃吏治，严惩贪腐
第三节 抑制与打击豪强势族
第十一章 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第一节 对淮西将臣的重用与抑制
第二节 胡惟庸党案
第三节 蓝玉党案
第十二章 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第一节 与民休息，振兴农业
第二节 手工业的复苏
第三节 商业的逐步繁荣与大明宝钞的发行
第十三章 开明的民族政策
第一节 威德兼施，德怀为主
第二节 “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
第三节 发展汉藏茶马贸易
第十四章 和平外交与御倭斗争
第一节 以“不征”为特征的和平外交政策
第二节 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第三节 御倭斗争
第十五章 个人爱好与家庭生活
第一节 勤奋好学，喜弄翰墨
第二节 精研兵书，博览经史
第三节 “赞成大业、母仪天下”的马皇后
第四节 众多的妃嫔和儿女
第十六章 喜忧交织的晚年
第一节 晚年的喜与忧
第二节 长眠于钟山脚下
第三节 一生的功过评价
附录 明太祖大事年表

这部《朱元璋大传》是由《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修订
而成的，《洪武大帝朱元璋传》则是《洪武皇帝大传》的
增订版，因此本书也可称作是《洪武皇帝大传》的第二个
增订版。
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引起笔者的注意，是“文化大革命
”后期的事。1969年夏天，我和所在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
的同事一起下放安徽凤阳，到教育部“五七干校”接受“
再教育”即劳动改造，那里恰好是朱元璋的故乡和曾被他
定为中都的地方。朱元璋的故居虽已荡然无存，但由他出
家的於皇寺迁址改建的龙兴寺及其父母的陵墓皇陵都还在
，他营建的中都虽亦早已倾圮，但其遗址仍然历历在目。
而在田边地角、茅草屋下，仍不时能从老乡口中听到有关
朱元璋的各种逸闻趣事。面对龙兴寺的离离荒草、明皇陵
的秋风落叶、明中都的残垣断壁以及有关朱元璋的种种传
说，我不禁陷入沉思：这个贫苦农民出身的小行童，何以
会成长为一名威震四方的起义领袖，他为什么能在“地狭
粮少”“孤军独守”的困境中越战越强，最后扫灭群雄、
推翻元朝的统治？他登基称帝之后，为什么选择无论从地
理、军事、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讲都不具备建都条件的凤
阳作为中都，而在中都营建工程“功将完成”之时却又弃
置不用？他提倡尊孔读经却又对儒学经典《孟子》大加删
节；既积极网罗人才却又无情地残杀一批有用之才；既大
力倡导进谏，有时也确实能听取一些逆耳之谏言，有时却
又顽固地拒绝一些有益之谠论，这究竟是为什么？聚讼纷
纭的胡惟庸党案和蓝玉党案的真相如何，是否全是冤假错
案，还是有真有假、真假混淆？作为封建君主，他为什么
能提出“锄强扶弱”的主张，毫不留情地严惩贪官污吏，
击杀不法豪强？他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强化封建专制的中
央集权制度，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
响？他采取了什么措施，来恢复和发展千疮百孔的经济？
他的是非功过交织于一身，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其时“四
人帮”尚在台上肆虐，这些思绪自然很快就被艰苦的劳动
所驱散，被为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虑所取代。三年后，我
被分配到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又过三年调回北京，来到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离开凤阳的时间一长，有关朱元璋的种种见闻也就逐渐淡
忘了。
笔者调回北京的第二年，“四人帮”终于被人民的铁
扫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
开，知识分子重新获得学术研究的权利，高等院校的教学
和科研也逐步走上正轨。毕业于“大跃进”的年代，被各
种政治运动和劳动耗尽了青春年华的笔者，虽说已是人到
中年，也决心“迈步从头越”，选择明史作为主要的研究
方向。长期以来，明史研究呈现两头热、中间冷的状态，
明初的太祖、成祖以及郑和下西洋，明末的李白成、张献
忠起义，研究的人较多，明中期历史的研究除张居正改革
之外，却少人问津，有不少“富矿”可挖。我拟投身于明
中期历史的研究，认为那或许能做出点成绩，填补某些学
术空白。但要研究明中期的历史，首先得对明朝的开创者
朱元璋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知道他为明朝制定了哪些典章制度，为其子孙留下哪些政治遗产。此时，过去在凤阳
与朱元璋有关的各种见闻重又浮现眼前，激起我对他的强
烈兴趣。于是，我找来明史前辈吴晗的《朱元璋传》和史
学界有关朱元璋的论著，进行仔细研读。这样，有些问题
弄清了，有些问题依然若明若暗，百思不得其解，有些问
题又无人涉足，没有现成的答案。因此，笔者又决定，先
就这几个尚未解开的谜团作些探究，待这些谜团解开之后
，再转向明中期历史的研究。此后，在教学之余，笔者便
扎进学校图书馆的书库，并骑上那辆老掉牙的旧自行车穿
行于大街小巷，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搜集资料
，寻幽探微，就其中几个问题陆续撰写了几篇论文，发表
在《光明日报》《历史研究》《中国吏研究》等报刊杂志
上。
1985年夏秋之交，未等我将心中几个朱元璋谜团全部
解开，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张继红编辑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
，突然敲开我家的大门，约我撰写一部大型的《洪武皇帝
大传》。这令我颇感意外，因为当时笔者刚刚跨入明史研
究的门槛，职称不过是个副教授，并没什么名气，同张继
红编辑又素不相识，很奇怪她怎么会找我这个明史学界的
新兵来撰写这么一部学术专著？再说吴晗的《朱元璋传》
早已名闻遐迩，我也未曾动过重写朱元璋传的念头，况且
还是一部大型朱元璋传记，涉及其一生活动的方方面面，
能否写到位，保证书稿的质量，自己也没有把握。是否接
受她的约稿，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
张继红编辑见我有些犹豫，便坦率地告诉我，吴晗的《朱
元璋传》虽说是部名著，但篇幅只有21万字，许多重大的
事件没有涉及，某些重要的历史环节交代不清，因此他们
出版社想找人重写一部大型的朱元璋传记。她说自己对明
史学界的研究状况也不熟悉，便在几次学术会议上向一些
专家打听，当今有谁在研究朱元璋，许多人异口同声地推
荐了你。她找来我写的几篇朱元璋论文，读后觉得很有见
解，不仅掌握的资料丰富，而且善于进行理论分析，文笔
也生动流畅，相信我能写好这部著作，所以就主动找上门
来约稿。她还说，她找作者并不很看重名气和地位，而是
看他对要写的东西是否确有研究，能否写出新意，保证作
品的质量。经她这一说，我也就消除疑虑，答应试一试了
。后来，经历几个寒暑，我将朱元璋一生的曲折经历重新
梳理了一遍，就其活动的几个方面又陆续撰写几篇论文，
连同此前发表的几篇论文，结集为《朱元璋研究》，交付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然后在此基础上，
动笔撰写《洪武皇帝大传》，于1993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
付梓刊行。
书出版后，获得明史学界的广泛好评，被誉为超越吴
晗之作，荣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朱鸿教授在台北《汉学研究通讯》
第20卷第l期（2001年2月）发表的《近十年来（1989-
2000）有关朱元璋研究之介绍》一文，在比较了拙著与先
后出版的另外三部朱元璋传记后，评论道：“毫无疑问，
以陈著的学术成就最高，论者谓其超越吴晗之作，绝非溢
美之词。”这使笔者倍感欣慰与鼓舞。但自己心里十分清楚，由于个人掌握的资料有限，书中对某些史事的记述尚
欠具体，有的也不够准确。特别是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
笔者逐渐意识到，《洪武皇帝大传》的写作奠基于“文化
大革命”结束不久之时，书中对某些问题的论述，对朱元
璋的评价，还没有彻底摆脱“左倾”思潮的束缚。例如对
朱元璋恢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提倡尊孔读经，施行礼法
之治，书中笼统地把它们作为文化专制的举措加以否定，
显然有失偏颇。因此，笔者决定扩大资料的搜集范围，对
这部传记重加修订，力求使史事的记述更加全面、完整、
准确，对朱元璋的评价更加科学、客观、公正。此后，除
了《明实录》《明史》等常见的官修史籍，我又查阅大量
元末明初的文集、野史笔记和方志，进一步挖掘资料，明
史学界的同行也先后伸出援手，提供了一些罕见的珍贵资
料。如台湾东吴大学徐泓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王春瑜研究员，几乎同时给我寄来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1956年出版的《故宫书画录》第4册第7卷刊载的《明太祖
御笔》复印件及1970年出版的《故宫图书季刊》第1卷第4
期影刊的《太祖皇帝钦录》复印件；北京师范大学顾诚教
授为我提供了美籍华裔学者陈学霖教授的《俞本(纪事录)
与元末史料》论文复印件，随后王春瑜研究员又寄赠一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陈学霖论文集《史林漫识》，书
中不仅收录其《俞本(纪事录)与元末史料》一文，还附录
了他在台北“国家图书馆”找到的《明兴野记》即《纪事
录》的全文。这样，手中掌握的资料更加丰富，笔者又对
朱元璋一生活动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陆
续发表几篇论文，然后着手修订了几个章节。不久，因为
担任系主任的工作，负责创办“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
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杂事繁忙，加上教学与科研任务相
当繁重，修订工作时断时续。后来，由于已被评为全国优
秀中青年编辑的责编张继红不幸英年早逝，本书经过三次
重印，河南人民出版社已无重版之意，我的修订工作便中
途停顿了下来。
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
笔者为本书的修订而愁眉不展之时，素昧平生的贵州人民
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王才禹副编审，前来寒舍约稿。他原拟
约我撰写一部中华五千年之类的通俗读物，我对此不感兴
趣，说此类书籍市面上多如牛毛，婉言谢绝。不意他抬头
见到书桌上厚厚的一沓稿子，问我在写什么著作？我告以
是修订了一半的《洪武皇帝大传》，还没找到出版单位。
他顺手拿起翻了翻，说他们编辑室陈荣主任也一道来京，
就在宾馆住着，问我可否将稿子带回宾馆，同陈主任一起
翻阅一下，看看能否由他们出版。我说可以。过了两天，
他和陈主任将稿子带回寒舍，说他们决定出版这部著作，
嘱我抓紧时间，尽快修订交稿。当时学术著作的出版已经
相当困难，如无出版津贴，一般出版社都不肯接受。贵州
人民出版社的热情与慷慨，令我深受感动。此时我已退休
，有较多的时间，便集中全力进行本书的修订与增补，先
后三易其稿，除了改正原著的一些讹误，还修正了某些观
点，并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补充大量新搜集的资料
，征引的史籍由原著的300多种增至500多种，对一些历史事件特别是关键历史节点的论述也更加清晰完整，篇幅也
由原著的50多万字扩充至近70万字。由于与原著存在较大
的区别，责编将书名改为《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于2005
年正式刊行。这部增订版推出后，学术界一致认为，无论
在深度或广度上都把朱元璋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王
春瑜研究员在《北京日报》发表《超越吴晗》一文，评论
道：“陈教授的这本大著，无论是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
上，尤其是在史料的掌握上，都超越了吴晗，是时下出版
的几本朱元璋传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一本。陈著与吴著，在
朱元璋的研究史上，堪称‘双峰对峙，两水分流’。”
尽管如此，笔者的朱元璋研究并未就此止步。因为我
深知，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朱元璋一生的经历曲折复
杂，有些问题由于资料的匮乏或受自己认识水平的限制，
并未彻底厘清。何况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涌现
。比如未元璋的出生地问题，本来史籍的记载歧疑纷出，
国内的学者就存在争议，近年又有韩国人说他是韩国人，
死后就埋葬在韩国。又比如朱元璋的民族成分，回族民间
早有他是回回的传说，前些年台湾又有回族学者撰写论证
其为回民的小册子，到处散发。再如胡惟庸党案，吴晗早
就著文论证其为冤假错案，后来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吕景
琳研究员不仅撰文肯定吴晗的论断，还认定蓝玉党案“是
完完全全的一个假案，不但牵连而死的一两万人是无辜的
，就是蓝玉本人也没有谋反的行动与策划”。所有这些，
都有待于人们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辨析，给予读者一个正确
的答案。因此，笔者在从事其他课题的研究时，仍然深切
关注朱元璋研究的动态和新的学术成果，并继续搜集资料
，针对朱元璋出生地、民族成分及胡、蓝党案等争论较多
的问题，抽空撰写几篇论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同时，
也期望将来有机会，对这部著作重加修订，融进自己新的
研究成果，使之日趋完善，少留遗憾。2015年8月下旬，中
华书局陈虎编审打来电话，说他们出版社拟重版笔者和彭
勇教授合作的《明史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
）和我的专著《朱元璋大传》，正好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待和彭勇教授一起修订完《明史十讲》，我便抓紧时间，
埋头修订这部朱元璋的大传。
这次修订，前后延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经过反复斟酌
，我对全书的框架作了较大的调整，使头绪更为集中，层
次更趋分明，线索更加清晰，并适当压缩理论的阐述，强
化对史事的记述与分析，使历史演进的具体情节和因果关
系能更为清楚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书中除了订正某些错讹
，增减某些资料，融进本人新的研究心得，吸收学界同仁
新的学术成果，还对一些章节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或重
新改写。此书的第一个版本《洪武皇帝大传》，没有只字
涉及广泛流传的所谓文字狱问题，曾令一些读者感到疑惑
。对此我在《洪武大帝朱元璋传》的后记中曾做过说明：
“关于这个问题，拙文《再论朱元璋的功绩和历史地位》
实际上已经做过回答。文中指出：‘至于朱元璋大搞文字
狱之说，海内外学者早已指出，其论据皆出自明中后期野
史稗乘所载之佚闻，但这些佚闻却未见诸官修史籍，且彼
此互相抵牾，漏洞百出，实不足信。退一步说，即使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佚闻全部属实，它们的性质与触犯封建
避讳的案件相似，也不属于文字狱的范畴。所谓文字狱，
是用以治思想罪的，应指因文字著述含有触犯统治者利益
的思想内容而遭受迫害的文字狱案。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
载的那些佚闻并不具有这种特征，称为文字狱显然是过于
勉强的。’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之前，我仍然坚持这个观
点。”所以本书仍然只字未写所谓文字狱。读者如果感到
不满足，想详细了解洪武年间所谓文字狱的来龙去脉及其
何以不足凭信，可参看另一本简明扼要的拙著《朱元璋传
》第十一章第四节《所谓文字狱》（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
年3月出版）。
为这次修订重版，中华书局的陈虎编审做了大量工作
，并亲自担任责编，费心费力。我校研究生袁立然和博士
生马季同学帮助核对了部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
谢。书中难免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欢迎专家读者批评指
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陈梧桐
2017年2月1日于北京海淀区民大西路书斋

陈梧桐著的《朱元璋大传》力求使史事的记述更加全面、完整、准确，对朱元璋的评价更加科学、客观、公正。全书收录了十六章，包括《苦难的青少年》《从起义战士到红巾军统帅》《营建江南根据地》《削平陈友谅与张士诚》《推翻元朝统治》《创建大明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任用贤才与开通言路》等。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日（阳历10月21日）未时，在濠州钟离（治所在今安徽凤阳临淮东板桥镇境内）东乡燃灯集金桥坎的一个村庄（今凤阳小溪河镇燃灯社区金桥村）里，从一户汉族农民低矮破旧的茅草屋里，传出清脆稚嫩的啼哭声，一个瘦弱的婴儿降生了。
婴儿的母亲陈氏，是个贫苦的中年农妇。因为正值秋播小麦的大忙季节，她虽已临近产期，这天上午还是同往常一样，下地帮丈夫播种小麦，快晌午时才回家来做午饭。待丈夫和几个孩子吃过午饭，下地干活，她收拾好碗筷，喂完鸡鸭，又急匆匆往地里赶。不想走到半道，腹部便一阵一阵疼痛起来，她意识到自己的第六个婴儿就将出世了，狠心咬紧牙关，忍着剧烈的疼痛，回头往家走。刚刚迈进家门，靠着墙壁喘口大气，她就身不由己地顺着墙壁下滑，仰卧存地上。不一会儿，只听“哇”的一声啼哭，腹中的婴儿便呱呱落地了。
陈氏的丈夫朱五四，闻讯从地里赶来，找了村里一个年老的妇女为他的妻子接生。过一阵子，这个年老的妇女接生完毕，笑着恭喜朱五四，说他妻子生了个男孩。当时汉族的习俗，平民百姓一股是不取名字的，只用行辈或出生日期或父母的年龄合算一个数目字作为称呼。朱五四的名字就是这么起的。他的儿子属“重”字辈，早先出生的三个儿子分别叫作重四、重六、重七，还有四个侄儿分别叫重一、重二、重三、重五，他便给这个刚出生的小儿子起名为重八。重八长大成人后，为自己正式取名为兴宗，后又改名为元璋，字国瑞。查继佐《罪惟录》说他在富贵之后，还曾改名元龙，因繁体字龍字犯忌讳，又把偏旁的“□”改为“帝”，成为“?”字。据说，他家乡的父老乡亲，曾叫他元龙。他就是未来的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由于他登基后使用洪武年号，后人又称他为洪武皇帝。至今，他家乡凤阳的老百姓，还称他为朱洪武。
据传说，朱元璋出生的前一天，母亲陈氏做了个梦。她梦见自己在麦场上干活，有个头戴黄冠、身穿黄袍、胸前垂着一把长髯的道士南西北方向走来，从场院的一堆麦糠里取出颗白色药丸，放到她的手中。她定睛一看，药丸闪闪发光，渐渐变大，忙问道：这是什么？老道士说：这是丸大丹，送给你吃吧！她把药丸咽下肚里。醒来后，陈氏把梦讲给朱五四听，嘴里还透出一股清幽的香气。第二天，她生下朱元璋时，红光闪耀，满室生辉。此后，到了深夜，这座茅草屋常有红光闪现，邻居以为她家失火，赶忙奔来营救，但走到茅草屋跟前，红光却又消失不见了，大家都感到疑惑不解。
这种传说，显然是在朱元璋登基做皇帝之后附会编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把他神化成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其实，朱元璋的诞生，并不像传说中所描绘的那么富于诗情画意。
朱元璋出生之时，正值元朝后期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广大劳动人民深受苦难的年代。
元朝是以蒙古贵族为首建立的统一皇朝。崛起于漠北草原的蒙古族，在进人中原以前，还处在奴隶制的发展阶段。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大蒙古国，以后不断发动以掠夺子女玉帛为目的的大规模战争。1234年，蒙古灭金。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附会汉法，改国号为大元，他就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灭亡南宋，统一全国。忽必烈建立的元朝，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皇朝。元朝统一全国，基本奠定了我国的历史疆域，促进各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同做出积极的贡献。但是，自蒙古国开始直到元朝建立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中，蒙古军队“像蝗群一样袭击了许多城市，沿途所遇，无不吞噬一光”。“金帛子女、牛羊马畜，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廓丘墟”，对社会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激起了中原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元朝建立后，蒙古贵族为了保持他们在政权中的主导地位和种种特权，分化并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力量，极力推行野蛮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早在灭金和灭宋的战争过程中，蒙古统治者就承袭女真统治者把金朝统治范围内的人民分为女真、渤海、契丹、汉儿四个等级的民族分化政策，把全国各族人民按被征服的先后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蒙古人，指漠北各部落的人民，但乃蛮、汗古等部则划归色目。第二等色目人，指西域各族人民，如回回人、西夏人、畏兀儿人、哈喇鲁人、康里人、钦察人、阿速人、阿尔浑人等，也包括来自西方的欧洲人（称发郎或拂郎人）。第三等汉人，大抵指淮河以北原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和较早被征服的四川、云南各族人民，除汉人外，还包括契丹人、高丽人、女真人、渤海人等。第四等南人，指原南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这四等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权利各不相等。蒙古人一切居上；色目人因被征服的时间较早，被利用来监视和统治被征服较晚的汉人、南人，位居第二；汉人和南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地位最为低下，也最受歧视，被蔑称为“汉儿”“汉子”和“蛮子”。后来，元朝统治者始终坚持这种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把它贯彻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