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国科学院拟在北京附近建立一个中等规模现代化的天文台，在程茂兰先生的带领下，一批天文学家走遍北京周边的山山水水，1965年首次踏勘兴隆观测基地，1968年开始投入使用，从此当时国内一流的天文观测设备陆续入驻该站，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科研成果，兴隆观测基地逐渐成为集观测研究基地、技术研发基地、天文教育基地为一体的高水平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平台。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天文学家的努力，他们在这里科研、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在观测基地成立5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兴隆站编的这本《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兴隆站史料》回顾往事，有取得科研的喜悦，也有艰苦岁月的忧闷，这是几十个人的小历史，更是中国天文发展史上的一颗“亮星”，但愿这些回忆能够为后辈照亮前进之路。

兴隆基地发展史
兴隆基地大事记
用科学精神推动知识创新工程——在国家天文台程茂兰先生铜像揭幕仪式上的讲话
在程茂兰铜像揭幕式上的致辞
建台初期几个历史片段的回忆
1992年下半年到1997年兴隆站的科研
选址回忆录
杜家庄选址轶事
忆选址岁月
选址中的趣闻轶事
选址回忆杂录
我和兴隆站的情缘
回忆在兴隆站工作和生活期间的几件事
绿树成荫的兴隆站
北京天文台光学观测站选址及早年恒星工作回忆
返兴隆站有感
在兴隆站工作的日子
难忘的几次望远镜故障
长城岭记事
兴隆观测站之初
关于国家天文台（原北京天文台）兴隆观测基地工作的一点回忆
从选址到实现电子照相天文观测
我与施密特
“连营寨与窦尔敦”考
兴隆工作站早期生活纪实
在兴隆的岁月
郭守敬望远镜(LAMOST)
兴隆基地历任主要领导和工作人员
兴隆基地获奖课题目录
后记

“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俯瞰
燕山主峰雾灵山南麓连营寨，一排天文望远镜在郁
郁葱葱的山林掩映中沿山脊排列开来，蔚为壮观。
这里便是位于河北省兴隆县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
台兴隆站，当今亚洲规模最大的光学天文观测基地
。蓦然回首，兴隆站已历经了半个世纪的沧桑。
天文在我国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中国古代
天文学家建立了卓有见识的宇宙论和优良的天文历
法，创造了融合高水平机械技术的天文仪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周边建设一个中等规模
现代化的天文台成为整个中国天文界的心愿。1957
年7月开始选址，1964年兴隆台址获得批准，1968年
8月1日落成。这十一年的选址建设工作记录着兴隆
站建设者在初创期间的艰辛与困苦。在程茂兰台长
等老一辈科学家的领导下，以李启斌为首的选址组
风餐露宿，足迹踏遍了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最终
这个天文观测站得以设立在兴隆连营寨。
自1968年建站至今，兴隆站已走过了五十年的
风雨历程。五十年间，它承载着新中国实测天文工
作者的梦想与追求，凝结着全体建设者的心血与智
慧，从一个只有三架小型望远镜，即60厘米望远镜
、60／90厘米施密特望远镜和40厘米双筒望远镜的
野外台站发展成今天拥有1.26米红外望远镜、2.16
米望远镜和郭守敬望远镜（LAMOST）的亚洲最大的
光学天文观测基地。2.16米望远镜是我国第一次尝
试自主研制的2米级光学望远镜，标志着我国拥有了
自力更生研制大型精密光学设备的能力，如今这架
望远镜仍有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2008年落成的国
家重大科学工程LAMOST，是目前国际上光谱获取率
最高的望远镜，是我国光学望远镜研制发展史上的
一座里程碑。LAMOST在2017年圆满完成了第一期光
谱巡天任务，获取900多万条光谱，数据量远超全世
界巡天项目获取的光谱数总和，成为天文界的传世
遗产。近年来，兴隆站积极推进科教融合与科学传
播，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如今兴隆站已然成为我
国重要的天文观测基地，见证了中国天文事业的崛
起。
我和兴隆站结缘是在1990年冬天，转眼已近三
十年。当时我刚刚从欧洲南方天文台回国，进入北
京天文台博士后工作站。第一次带我走进兴隆站的
是钱忠钰先生。钱先生是访德学者，他回国时将自
己节省下的钱购置了天文观测仪器。他全身心投入
到1.26米红外望远镜的安装调试和红外光度计的研
制中，所研制的仪器曾获中科院奖和国家奖。那一
天他带领红外天文研究小组到兴隆站调试1.26米红
外望远镜副镜，当时我对兴隆站感觉很新奇，征得
钱先生同意后便一同搭车前往。钱先生当时担任中
科院光学联合开放实验室兴隆基地主任，而担任基
地副主任和兴隆站站长的，正是本书大事记的撰稿
人尹济生先生。
此后，到兴隆站使用2.16米望远镜观测成为我
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带领我认识和熟悉
这台望远镜的是时任兴隆站观测助手李红斌和杨晓
尊，我们经常在一起进行天文观测。如今他们依然
在兴隆站一线辛勤地工作着，我对他们当时给予我
的许多帮助至今仍心怀感激。1997年5月，我开始担
任兴隆基地首席科学家，2002年因工作需要离开兴
隆站。但作为国家天文台副台长，我一直分管兴隆
站工作，与兴隆站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
我曾听闻“兴隆”二字来源于古语，意为“晚
上的草席”，也有人释为“星空下睡觉的地方”。
虽然这个说法无据可考，但用此意来诠释这片土地
可谓十分贴切。翻开这本站史，映入眼帘的是一个
个熟悉的名字，程茂兰、肖光甲、王绶王宫、陈建
生、李启斌、洪斯溢、沈良照、黄磷、胡景耀、蒋
世仰、林元章、刘宗礼、蓝松竹、李宝山、尹济生
、王顺德、赵永恒……每一篇的作者都饱含深情地
回忆起当年在这里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和与兴隆站
有关的点点滴滴。令人动容的是，无论当时是何等
的情境，此时在老先生们笔下都化作丝缕回忆娓娓
道来，或平实，或欢乐。这些兴隆站的元老和功臣
，如今有人已驾鹤西去，有人已离开天文界，更多
的人依然坚守在天文科研第一线。聚如一团火，散
似满天星。无论身处何处，曾经为兴隆站奋斗的身
影永远烙刻在后来者的心中，激励着一代代年轻人
为兴隆站再续荣光！
“此夜星繁河正白，人传织女牵牛客。，’在
兴隆站建成五十周年之际，本书的付梓是献给五十
年来为兴隆站发展做出贡献的所有建设者的最好礼
物，也是向为兴隆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前辈们
表达的崇高敬意和深情缅怀！星月皎洁，明河在天
。祝愿兴隆站在未来的征程中再创辉煌，为中国天
文事业发展书写无愧于历史的新篇章！
赵刚
2018年9月10日于北京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兴隆站编这本《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兴隆站史料》的指导思想是“真实”，也就是要真实反映出兴隆基地选址的经历，基建的过程，天文研究工作的开展情况，大型仪器设备的研制经历（反映出40年来兴隆站面貌的变化），以及为兴隆站的建设流过汗、出过力的人们的酸甜苦辣的生活和工作。

在兴隆基地广大同事的共同努力下，记述基地
诞生成长壮大历程的史册与大家见面了！
编辑这份材料首先是由当时的首席魏建彦提出
的，在他的领导下成立编审组，由魏建彦、胡景耀
、尹济生、洪斯溢、李峰、蓝松竹、邱富昌、石春
明、李钱明等九人组成，开始征集资料，并编写了
兴隆站发展史，全面反映站的历史概况。他们大多
数人已退（离）休，身体也不好，但他们甘当老年
志愿者，积极参与，终于圆满地完成了编辑工作。
为了感谢大家，也为了动员大家积极提供资料
，先后召开了四次座谈会，参会同志分别为第一期
参加选址者（2005年4月17日23人出席），第二、三
期参加选址者（2005年6月19日27人出席），参加兴
隆基建者（2005年9月25日25人出席），以及前恒星
室及曾在兴隆站工作过的人员（2006年4月22日57人
出席）。
本书编辑的指导思想是“真实”，也就是要真
实反映出兴隆基地选址的经历，基建的过程，天文
研究工作的开展情况，大型仪器设备的研制经历（
反映出40年来兴隆站面貌的变化），以及为兴隆站
的建设流过汗、出过力的人们的酸甜苦辣的生活和
工作。座谈会后与会者热烈响应，纷纷将自己收藏
的照片或资料提供出来。大多数人已离（退）休，
有的已离开了天文台，虽然时间已过去了40年，但
是他们还是力争挖出藏在深处的记忆，拿起了久不
用的笔，写出了最值得回忆的事和人物。先后写了
回忆录和提供材料的有：洪斯溢、沈良照、李竞、
黄磷、蒋世仰、胡景耀、李峰、傅德谦、刘宗礼、
李宝山、石春明、王顺德、左书凯、尹济生、王家
龙、王蓉、陈哲之、赵美勤、林元章等人，总字数
达20万字。先后提供的照片非常多，超过了1000张
，由于篇幅有限，我只能选取有代表性的，他们是
：洪斯溢、李竞、陈哲之、张秀华、王蓉、李淑杰
、刘宗礼、田桂香、郭玉莲、郑元璋、郑民、傅德
谦、刘继英、孙春礼、蓝松竹、尹济生、郭红锋、
陈颖为、屠乃琪等。由于篇幅有限只选了一部分印
刷出版，其他放在光盘中，供有兴趣的人员查阅。
为了编写大事记，我多次去院档案室、台档案
室和兴隆站资料室查阅资料，特别感谢耿丽同志的
热情支持和帮助，柯大荣、邹振隆同志向我提供了
编写北京天文台台史的有关资料，我参考了所有的
回忆录中的材料，在编写完毕后，作为草稿提供给
了许多同志，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指出草
案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我都做了修改，在完稿的
过程中特别请王蓉同志做最后的校对，尽量减少错
误。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但由于水平有限，大事记
中难免有不足之处，甚至还有错误或有不恰当的地
方，请诸位谅解。
2012年在当时兴隆基地首席科学家赵永恒的主
持下，对本书进行了审定，初步确定主要内容，并
对发展史进行了补充，李宝山起草，增加了一章（
望远镜和附属设备的维护），这样使内容更加全面
、完整。
尹济生
2014年4月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一届人都退休了，往事历历在目，让人回忆，令人深思。天文学家翟迪生英年早逝，已作古多年。我们的境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一次我特意请沈兄、沈嫂去陕西餐馆吃纯正的羊肉泡馍。这才知道今已不如夕了，羊肉泡馍已失去了它那诱人的美味，反而觉得“不吃也罢”。沈兄对我的请客，很是过意不去，一谢再谢，好像由他结账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而由我买单就有点天方夜谭、史无前例了。
天天彻夜观测几个月后，进入了处理资料的阶段。处理资料也是苦差事。六十年代初期，还没有普及电子计算机，我们使用的是从意大利进口的阿基米德牌手摇计算机，在当时已经是最先进的手段了。全组人员都投入到资料处理上，人手还不够，又调来了尹济生、韩庆彰。一天十几个小时坐在屋里写呀算呀的，那叫枯燥，真够烦人的。当然吃泡馍、看京剧依旧，好的革命传统，岂容丢掉？当然唯我和沈兄耳，别的人不好意思。我想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子曰：“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你们保持你们知识分子的清高吧，反正我没名牌大学的文凭，算不上知识分子。此后，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总是一成不变、千篇一律地处理资料，太寂寞无聊了。得想个办法，改换个活法。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做了一番准备，找到沈兄说：“61年26届世乒赛我国得了冠军，大长了社会主义的志气，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现在全国家喻户晓，人人都在打乒乓球，你也应该参加进去。”
“我不会打，从没玩过，能行吗？”
张焕志和我配合默契，笑嘻嘻地用他那怪里怪气的广东腔普通话说：“沈兄，打得好坏是水平问题，参加不参加可是态度问题呀！”
尹济生马上使出了他大嗓门的山东调，冲沈兄说：
“他们说的都有道理，沈兄你可要三思呀。”
沈兄见众口一词，便想了想后说：
“那么我也去试试。”
当天下午我们一行四人就走进了北师大的乒乓球室，沈兄打得很尽兴，发挥得也不错，感觉还可以。我们又不厌其烦地大谈特谈锻炼身体对一个夜间工作的知识分子如何如何重要，打乒乓球是做好天文工作的保障。张焕志信口开河，大谈打乒乓球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提高到打不打乒乓球是个热爱不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表现的高度上去了。沈兄对一件事情一旦想通了，进入境界，那是非要做好不行。当他觉得打乒乓球很有意义之后，我们就再也无须多嘴了，反而是他每天下午一到时间就拉我们去乒乓球室。
如法炮制，我和沈兄拉着蒋世仰又去北海划船。蒋世仰倒无所谓，四川农村出来的人，对划船司空见惯，而对上海长大的沈兄则有很浓的新鲜感。若干年后，我对沈兄说：
“当年多亏和你一起工作、生活了几年，受益匪浅，我学到了严谨、严肃、严密的工作作风，改变了我遇事不求甚解，马里马虎的态度。”他总是说：“彼此，彼此，我向你也学会了很多东西，像打乒乓球啦，划船啦，真是很好。”
每逢此时，我都觉得不是滋味，因为沈兄受我影响的都是玩上的事儿。
尽管有泡馍吃，有京剧看，有乒乓球打，有船划，一天到晚其乐融融，但还不能让我到乐不思蜀的程度，仍对观测有畏惧心理，不想献身天文事业，总想找机会溜之大吉，去搞我喜欢的无线电技术。
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天文观测资料日复一日地处理了很长时间，沈、蒋二人越来越兴奋，沈兄特意跟我说：
“资料处理完，就写论文，《天文学报》上一登，就是成果，我们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到时候你的名字也会出现在学报上。”
我知道《天文学报》是向世界发行的学术刊物，世界上天文台之间又都有交换。我虽然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小卒，名字能上学报的，在全国也没几个。我信心不足地问沈兄：
“咱们组这么多人，处理资料又请来了尹济生（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我的名字真能登在学报上吗？”
沈兄说：“你从始至终参加了这一工作，我去争取，署上你的名字。”沈兄说话向来有什么说什么，直来直往，从不转弯抹角。我一想自己的名子能变成铅字“跃然纸上”，不觉有点悠悠然。“小人”得志的感觉真好。为此我好好工作了好几天。
论文交付学报以后，沈兄果然去编辑部好几次办交涉，希望多登点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的名字，可回来后总是无精打采，郁郁不乐，垂头丧气。后来蒋世仰告诉我说：
“现在发表论文有规定，只能署课题组负责人一个人的名字。”我倒没往心里去，我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常言道天塌下来有大个儿顶着，蒋世仰、翟迪生、张焕志都榜上无名，他们不争，我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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