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挑战了传统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模式，这也促使西方社会学研究者对传统的经济发展和政策变迁模式进行反思。
《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精）》作者韩博天跳出传统的制度分析框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阶段的发展模式和试验创新进行了深度解析，包括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如何制定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改革决策，如何选择政策工具等。在着重分析中国关键的政策领域，政府采用何种方式起草、制定、实施、评估以及修订各种政策方案基础上，展示了中国将长期的国家议题与各种地方试验相结合，通过这种机制有效地推动政策创新和调整，从上到下进行政策引导。在此过程中，改革发展成为中央领导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伟大实践，中国政府也因此获得了适应变化多端的经济、技术和国际环境的能力，这正是中国国家治理和决策过程的独特性。
此书以比较政治研究的视角，为我们认识和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

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创建人及总裁，德国特里尔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
他曾先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和哈佛燕京学社从事研究工作，多个研究项目曾获得德国科学基金会（DFG）、德国联邦教育及科研部（BMBF）的 资助。韩博天是中德论坛的德方代表之一，中德论坛作为中德两国政府官方外交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对话渠道，致力于促进双边互信。韩博天拥有多年为德国各级政府、经济团体以及非政府组织提供政策咨询的经验。

导言 中国决策过程与政治体制的韧性
一、中国独特的政策制定方式
二、政策试验和创新
三、制订发展规划和设定长期政策目标
四、干部考核和政策调整
五、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利弊
第一章 中国的适应性治理：比较政治中的“红天鹅”
一、中国犹如一只“红天鹅”
二、制度主义学派的流行解释
三、政治韧性和适应性治理
四、回溯式研究的潜在意义
五、制度可塑性和政策风格的连续性
六、“游击式”政策风格
结论
第二章 从地方试验到国家政策
一、革命战争时期的政策试验
二、党外人士所开展的政策试验
三、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方法和后续的改革
结论
第三章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政策试验和制度创新
一、政策试验是一种独特的治理模式
二、政策试验的工具
三、基于试验的政策制定过程
四、政策试验对政策子系统的影响
五、试验对政策学习和权力寻租的影响
结论
第四章 政策试验和长期目标结合：中国独特的经验
一、西方主流范式的幻灭
二、综览模式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局限性
三、理清政策制定过程：试验、学习与调整
四、反复试验是不够的：层级制度的阴影
五、秩序自由主义的另一种选择：重建社会契约
第五章 为市场规划,为长远谋策
一、新型发展规划
二、宏观调控和总量平衡
三、与东亚模式的比较
四、调整机制
五、新型规划的利弊
六、发展规划是整合行政职能的过程
七、短期政策制定周期理论的不足
第六章 中国长期政策的核心机制：发展规划
一、1978—1993年计划外的经济增长
二、转变计划职能
三、规划层级
四、规划过程
五、规划与干部政绩考核挂钩
六、规划中的治理模式
七、政策试验和规划调整
八、规划的局限
结论
结语 中国决策过程的变化
一、中央决策从“常规模式”转入“危机模式”
二、中央权力集中削弱适应能力
三、自上而下政策过程的系统风险
四、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能被其他国家所借鉴
注释

中国决策过程与政治体制的韧性
中国犹如一只突然出现的“红天鹅”，对政治学研究
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一个快速发展并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经济体，中国是一个不同寻常、不可预测的实例，
它有着灵活坚韧的国家治理体系，不但对全球政治经济发
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对国家发展模式的讨论也意义
重大。中国的发展轨迹颠覆了我们的常识，纳西姆·塔勒
布曾把那些挑战传统认知的事件称之为“黑天鹅”，本书
则把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方式视为一只“红色的天鹅”，
通过剖析这只“红天鹅”，我们得以反思比较政治中传统
的理念和模式。
经典的政治学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对政治体制的二元划
分基础上，认为政治体制非“民主”即“专制”，最多在
两极之间的灰色地带增加一些所谓“混合”或“脆弱”的
政治体制。 基于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随着苏联解体
宣告失败的经验，当时舆论认为共产党执政的体制不具备
适应能力，这类专制政体不但有制度缺陷，而且在机构设
置、政策目标以及国家能力等方面也缺乏活力。因此，关
于社会主义体制的传统文献从行政机构、经济协调、技术
创新等角度质疑这种体制的变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发现其大部分国家机构设置
虽然看起来跟苏联或民主德国别无两样，但在众多政策领
域，中国却表现出令人惊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特别是在
促进经济和技术发展方面让人印象深刻。因此，从体制角
度来研究中国，我感到无法解释中国所展现出来的与其他
前社会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国家行动力和成就。我们需要
采取一种超越现有体制分类的视角，才能更好地感受中国
发展的活力。
为了避免体制研究内生的局限，本书采用政策分析的
方法。从方法论来看，政策分析把政治体制分解为一系列
的政策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展现出不同的特性和活力，通
过分析不同子系统内中国政府采用何种方式起草、制定、
实施、评估以及修订各种政治行动方案，我们能更加细致
地观察中国政府治理方式的独特性，避免体制研究中以偏
概全的缺陷。
因此，本书把制定政策视为一个没有终点、不预设结
果的开放过程，这个过程受政策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周期
性互动和不断反馈的机制驱动，而不是由历史发展、政治
体制或制度框架所驱动的线性发展过程。准确地说，这是
一个在不断变化的、极其不确定的、要求极高的政治经济
环境下，发现政策和制度多样性的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要
求行动主体不但要掌握政治决策和执行的一整套方法，而
且要具有处理现有和未来挑战的能力、决策失误或冲突激
化情况下纠错的能力，以及适应变化多端的国内外环境的
能力。
这种以过程和行动为基础、关于长期的国家行动力的
研究，超出了以往抽象的、整体的、系统的、制度的研究
视角。换句话说，本书不打算探讨政治的“硬件”（如宪
法机构、政党组织、行政机构等），也不打算分析那些抽
象的个别变量（如集权、层级控制、法治保障、包容性制
度或排他性制度等）。相反，本书关注的是中国政治的“
软件”，即驱使政策制定主体行动的动力和条件以及政策
方案出台的过程。凭借这些“软件”，庞大的行政管理机
构体系得以运转，静态的法律条文得以施行。
政策过程分析的优势在于开放的视角：一旦某个领域
出现新的政府行动或规制（随之而来会出现新的问题、利
益、行动方案以及冲突），就可以着手分析与之相关的政
策起草和决策过程。除此之外，这种分析视角可以避免对
一些新出现的、不合常规的现象视而不见，这恰恰是当前
政治学研究常犯的错误，即不自觉地照着预设的体制类型
，有针对性地找寻那些“真正”的市场经济或“真正”的
民主，而忽视了现实中那些影响政策制定和问题解决的关
键所在，无视他们眼中的“非民主国家”所展现的出人意
料的适应能力和政策创新能力。
……
五、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利弊
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制定政策的方法似乎不同寻
常：政府的行动计划常常是以试验的方式启动，往往不用
过多顾及是否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之后在试验过程中会
出现执行、适应、修改、再执行的反复，因此，政策制定
过程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的状态，被批准的行动计划
也会发生变化，国家行动的轨道可以修改。与西方以法治
为主导的政策制定过程相比，中国的政策制定方法有更多
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
无论是“游击式”政策风格还是分级制试验，中国的
政策制定过程都是建立在中央和地方互动这样一个基本模
式之上，即中央确定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却是由地方政府
摸索和尝试，最后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因中国地域辽阔
、各地差异较大，这种反复试验及不断反馈的机制非常适
合采用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和培育不同的动员组织模式，这
让中央政府无论面对何种情况都能找到相应的政策工具。
一方面，中国是中央集权和层级制管理；另一方面，中国
允许地方政府发挥主动性进行政策试验，这种中央和地方
互动的制度安排充满张力、高度灵活，但同时也有脆弱性
，特别是当中国共产党高层出现意见不合或地方要求更大
的自主权时，容易导致政策执行过程的中断或停滞。
总之，无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政治决策还是政策或
是规划，都不能简单视为单一的、彼此分割的、起草文件
的一个结果，而是应该将其视为一系列意见、文件、试验
反复执行和调整的过程，是一个受各种互动和反馈机制所
驱动的过程，而不是照规章或职责运行的过程。这种灵活
的政策过程让一个威权体制变得有活力和弹性。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靠的是一种
实践经验学习能力，这种学习能力与历史上其他一党执政
的国家相比也是少有的。但是这种学习却是严格工具化的
、是以问题为导向的，随时可以中止并受到控制。这种学
习不涉及权力结构的改变，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
此，中国政府体制中所欠缺的权力制约与法治保障是无法
通过上面所描述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来弥补的，而只能
是进行局部的改善。

韩博天著的《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精）》突破传统的制度分析框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的发展模式和试验创新进行了深度解析，包括中国在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如何制定经济和政治制度改革决策，展示了中国将长期的国家规划与各种地方试验相结合，通过这种机制有效地推动政策创新和调整。本书以比较政治研究的视角，为我们认识和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作者跳出西方学者传统的制度主义框架，从政策
制定视角对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的决策机制进行了归
纳和总结，包括对这一决策机制的革命起源和试验创
新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描述；同时在系统分析的基础
上了提出了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总体框架与核心要素。
此书为我们认识和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打开了一扇崭新
的窗户。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
此书是一项杰出的研究，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
解为何在看似严厉管控的中国竟能如此成功。
——傅高义 哈佛大学亨利 · 福特二世社会科学
荣休教授
旁观者清。韩博天教授的研究让我想起苏轼的名
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王绍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
教授
韩博天是一位研究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的著名学者
，他的这部著作极具新意和说服力。中国改革开放的
成功是一个悖论，它归因于自上而下的引导和地方试
验的结合。韩博天的研究贯穿当代中国历史，论证娴
熟而精巧。
——谢淑丽（Susan Shirk）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
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学术主任

五、秩序自由主义的另一种选择：重建社会契约
许多中西方的社会学家不满足于分析数据和提供论点，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政策建议帮助政府解决紧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表达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何解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源自欧洲大陆有关社会契约和福利国家的理念也许可以带来一些启发。在“市场化加私有化”范式最盛行的时期，为欧洲建立福利国家奠定思想基础的社会思想家和他们的理论被搁置一边。尽管如此，黄宗智仍然强调，在考量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时，这些理论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当前，经济处在低迷时期，政府对市场和公司运作进行干预是必要的，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再次盛行。除了凯恩斯主义，我们还发现一个独特的秩序自由主义（弗莱堡学派的理论体系），该学派主要流行于德国和瑞士，主张重组市场和国家行为，目的是保障社会公平、经济稳定和政治自由。
与“市场化加私有化”范式相反，秩序自由主义学派认为，有效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创造，是人性化设计的结果，它由一个有权威但又有限的政府设立并受其保护。秩序自由主义主张，通过宪法和制度的事先约定，在国家和市场各自的周围建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以使它们在自己的领域内尽可能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同时保护它们的独立完整性不受削弱。根据秩序自由主义的目标，政府和市场既不能光顾自己私利也不应各自为政，它们最根本的作用在于保障人的尊严和自由，而这种保障是建立在物质富足、公民权利、社会包容和相互支持的社会保险网络之上。秩序自由主义还认为，市场在协调经济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也不能指望市场为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或目标，这与“市场化加私有化”理论形成鲜明对照。
市场并没有能力使社会融合在一起，这是秩序自由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黄宗智对中国灰色经济具有警示作用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个观点。到目前为止，政府没能持续地、令人信服地把处于弱势地位的庞大失业人口融入社会。这不仅仅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的一个明显失职，同时也体现了政策制定者长期迷信远离现实的数量模型之后会变得多么盲目，无视并忽略社会重要弱势群体和民间疾苦。
因为秩序自由主义是欧洲经历了政治、经济、社会崩溃等灾难之后的思想产物，所以它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导致的市场失灵、政府垮台、民众苦难等各种弊病。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时期，面对破坏性的经济打击，对于一个几十年支持弱势群体的福利国家来说，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包容也许是应对社会动荡和社会分裂最有效的缓冲器。在严重的危机面前，以往的经济增长率无助于维护稳定。短期的政府援救计划不能缓解过去几十年累积的社会不公和社会对立局势。从秩序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福利国家是长期维护社会公平、人的尊严和政治经济稳定的重要工具。即便是在压力重重的时期，福利国家也能够维护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在这方面，中欧和北欧有关社会公正和社会包容的观点可以为中国提供切实的经验。 、
重建社会契约将有利于平衡物质财富增长、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生态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应对诸如社会分化、环境恶化、人口老化等长期挑战时，国家的协调能力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市场本身不会主动去解决这些巨大的挑战，而在资源配置方面，国家不可能比市场更高效。为了超越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现在应该重新仔细审视包括秩序自由主义在内的那些社会理论，他们为在21世纪重建政治经济秩序和引进牢固的社会契约提供了另一种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本章将中国不同寻常的政策制定方法描述为“有远见的反复试验”（foresighted tinkering）——通过不断探索和试验新政策工具，制定广泛而长期的政策规划——如果这种稳定又灵活的方法能得以继续保持并不断发展完善，那么该方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可能会成为中国巨大的优势。对西方的社会学家来说，现在是时候来认真对待中国的发展经验了。以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为例，它不依赖脱离现实的经济数量模型，却提供了全面认识另一种解决问题机制的途径，而这些机制可能有助于应对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在一个极其不确定的环境下最大限度地反复试验，同时不会导致社会分裂，让决策过程公正而合理，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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