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是美国二十世纪极富影响力的文学大家。他是众所周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文学之父，但大众对他的真实内心其实知之甚少；他好辩易怒，性情暴躁，但他心底一直有一个温柔的角落留给他的长子格雷格。在《索尔·贝娄之心(长子回忆录)》里，格雷格·贝娄展现了那个不为人知的青年索尔——平易近人，内心柔软，奉行平等主义的社会价值观，不仅能嘲笑这世上的愚昧，还敢于自我嘲讽。可是索尔的温柔可亲日渐消失，他的社会观点日趋僵化。最终变成世人所熟知的老年索尔。这些改变给索尔与格雷格的感情带来了重创。然而，思想上的龃龉并不能拉开两人心的距离。在这本温暖、深情的回忆录中，格雷格袒露了他与索尔之间的分歧、争执与遗憾，剖析了索尔·贝娄从“青年索尔”到“老年索尔”的巨大转变，为读者还原了那个盛名之下真实、复杂、有血有肉的人。

墓前被夺权的醒悟
“青年索尔”：叛逆之子
第一章 乐园：1915-1923
第二章 失乐园：1924-1937
第三章 与安妮塔的吉卜赛式生活：1938-1943
第四章 我们的吉卜赛式生活结束：1944-1951
第五章 伤心：1952-1956
第六章 背叛：1957-1962
渐生隔阂
第七章 声明与不幸：1963-1976
“老年索尔”：文学之父
第八章 精神性追求的失败：1977-1986
第九章 作别“青年索尔”：1987-1993
第十章 衰退中的索尔：1994-2005
第十一章 拓展索尔应享的权利
第十二章 回眸与展望
附录：小说及其叙述者
致谢

关上书房的门，边听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乐曲边挣扎着将思想流注笔端——索尔长子格雷格以索尔·贝娄操练一生的方式缅怀他挚爱的父亲。作者格雷格·贝娄将他珍藏心底的父亲与世人热烈追捧的文学之父相结合，在回顾索尔一生的同时，也在索尔的文学作品中找寻对应的蛛丝马迹，试图还原一个更真实立体的索尔·贝娄。
《索尔·贝娄之心(长子回忆录)》内含索尔·贝娄珍贵的家庭照与生活照，并附以索尔怀抱幼年格雷格的照片为图的精美书签。

索尔·贝娄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存在，但他的光
芒也让他变得难以接近。格雷格·贝娄悲痛地袒露
了作为他的儿子——真正的儿子，而非文学之子—
—的感受：这里没有自我创造，只有自我发现。格
雷格·贝娄回忆了他从痛苦到接受的经历，我深受
触动。在爱的暴行中，他找到了爱带来的幸福。
——里昂·维塞尔迪尔（Leon Wieseltier）

　　八岁时，我去芝加哥，目睹了父亲与祖父之间发生的一场激烈争吵，他们彼此间说着意第绪语。驱车离开他父亲家后，索尔便开始痛哭，以至于他不得不在路边停下车。几分钟过后，他如此向我解释他的失控：“成年人也可以哭的。”我知道他痛得心都碎了。我会知道，是因为父亲与我都有着柔软的心，这是我们之间的纽带。　　作为索尔的长子，在他的葬礼之前，我一直都相信我们之间的这种联系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他的葬礼上满是人们对他文学成就的赞扬，那些出席的哀悼者讲述着各种轶事，谈论他如何影响了他们。这让我重新思考起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却从未仔细思量过的关于我们之间联系的想法。我们驾车离开墓地时，我问我弟弟丹“丹”为作者格雷格对幺弟的亲密称呼，实际名字为丹尼尔（Daniel）。在整部书中，格雷格常以这种昵称方式称呼亲人。（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他觉得有几个孩子参加了父亲的葬礼。他的回答，从字面上看没错，是三个儿子。不过，我的答案却与他的不同。我感觉，无论男女，出现在父亲的葬礼上的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索尔的孩子。初次了解到索尔·贝娄作为父亲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令我开始意识到他作为文学形象的影响力，而这却是我在他在世时努力避免关注的。　　我所成长的家里到处是书籍，那里充满了热烈的交谈，大家因为想要寻找真相、讲真话而聚集在一起。我开始与我的父母一样珍视文化，珍视宁静的独处——我父亲认为这对写作极为重要。每天早晨，他的书房门都紧闭。这预示了索尔在写作与生活之间竖起了屏障。几十年来，我决然地保护着他的隐私，无论是文学方面还是私人方面，这些是联结我们俩与他那些创作时日的纽带。还是个孩子时，我就学会不去打扰他。成年之后，我对从事文学创作的他、对他的声名——斯德哥尔摩将他的声名推向顶点——所引起的轰动视而不见。1976年之后，我拒绝参加所有为他举行的活动。索尔对此很生气，但我觉得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这损害了我一直想保护的我与他之间的私人纽带。　　对于这位改变了美国文学的作家，其身后享有敬意与赞扬并不令人惊讶。我的儿子安德鲁对索尔的文学生涯毫无兴趣，我希望他能多了解他的祖父一些，虽然他的祖父忽视了他。于是我强烈要求他观看索尔刚辞世时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PBS NewsHour）节目播出的关于他的讨论。第二天，安德鲁说：“人们怎么那么热衷于谈论祖父改变了美国文学？他只是个坏脾气的老头。”安德鲁的反应中肯地表达了我刚刚才开始意识到的差别：私下的人与文学大家的差别。　　索尔刚故去，他的律师沃尔特·波森（Walter Pozen）就已经为即将发生的事情设定了基调。沃尔特没有打电话告知索尔的家人，而是打电话通知了媒体。我是从汽车收音机里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葬礼上的致辞者选定了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索尔的“文学之子”，和鲁斯·维斯（Ruth Wisse），索尔恭顺的“犹太之女”。虽然没有家族成员被邀请致辞，我还是起身向索尔的遗孀杰妮斯致意，称赞她在我父亲最后几年时光中的付出。奇怪的是，另一位索尔的文学继承人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在葬礼上未发一言。他有点像忧郁的哈姆雷特，徘徊在葬礼人群的边缘，陷入了沉思。之后不久，《纽约客》（New Yorker）上刊登了一系列杂乱无章的信函。这些都是索尔写给菲利普谈论其小说构想问题的函件。在我看来，这些信件突出了索尔与菲利普之间在文学方面无与伦比的深厚关联。我读到这些信件的时候惊呆了，因为索尔的重复叙述中明显存在着精神困扰，它就像是一种意识流叙述，填补进了父亲向我讲述的故事中那一个个遗留的空白。　　因为不想与人分享悲伤，我便不去读那些出现在报纸上的大量的讣闻，直到有人强烈要求我读一读里昂·维塞尔迪尔（Leon Wieseltier）刊登在《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上的颂词。他敬重我父亲才华出众或是发现他魅力十足、机智过人，这些都不会令我惊讶。但是他的颂词完全将那个著名的作家和作为我父亲的那个人混为一谈，我几乎认不出索尔了。还有，维塞尔迪尔先生似乎找到了与我父亲之间拥有深层关系的基础，它关涉个人情感，而这些在我看来是我作为他的长子才享有的权利。接下来的几周中，我听到也读到了许多轶事与叙述，它们都相似地宣告着其叙述者与作为文学之父的索尔·贝娄之间特殊的亲密关系。我觉得他们明显都很孝顺；我也很快开始感受到有几十个自封为他的子女的人公然进行着竞争，想要获得为纪念我父亲的一生而进行的一场游行中的领头位置。至此，这种想要站在队伍前面的竞争激怒了我。我问自己：“所有这些表达子女情感的叙述究竟是怎么回事？毕竟，他是我的父亲！难道他们的父亲都那么糟糕，以至于他们非要来抢我的父亲？”　　在他去世之前，我特意将父亲作为私底下的人的角色放在首位，不愿与别人谈论。虽然那些表达子女情感的叙述、大量在他去世后出现的致辞令人恼火，但它们却让我认识到我父亲的小说所具有的强大影响，认识到他作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