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有一群文化人，他们或为诗人、文人、报人、小说家、政论家、翻译家、编辑家，在各自的领域本该卓有成就，却因变节附逆而为后人所不齿，他们的文化贡献和人生经历被选择性地遗忘，然而时代前行，这段被掩埋的历史记忆，需要重新还原！蔡登山著的《一生两世》钩沉了22个文化人：郑孝胥、江亢虎、梁鸿志、朱朴、金雄白、钱稻孙、沈启无、柳存仁、黄濬、管翼贤、陈彬龢、张资平、何海鸣、周黎庵、纪果庵、周越然、龙沐勋、赵叔雍、冒效鲁、陶亢德、穆时英及樊仲云，经由作品、档案、回忆录、口述历史以及文献报刊的爬梳，重新揭示一群被遗忘的文人，一段被遮蔽的历史。

蔡登山 1954年生，台湾台南人，淡江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高职教师、电视台编剧、年代及春晖电影公司企划经理等。1993年起任《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制片人及编剧，该系列荣获1999年“广播电视教育文化金钟奖”。2002年起制作《大师身影》系列纪录片。著有：《电影问题·问题电影》《往事已苍老》《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百年记忆》《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那些才女们》《名士风流》《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重看民国人物》《重数民国往事》等。

前言 还原历史真相·是非留与人说
从“同光诗人”到“伪满总理”的郑孝胥
从“弄潮儿”到“落水者”的江亢虎
“佳人做贼”的梁鸿志
性毒文章不掩工——也谈黄秋岳
曾经附逆的名翻译家钱稻孙
被周作人逐出师门的沈启无
报人管翼贤的悲剧人生
不学“有”术的报界奇人——陈彬龢
金雄白与汪伪政权的前后因缘
附逆的创造社元老——张资平
“弃武从文”却附逆的何海鸣
朱朴与《古今》及其他
名编辑名作家的周黎庵
重逢纪果庵先生的一段因缘
编译家、作家、藏书家的周越然
现代词学的奠基人之一的龙沐勋
雏凤清于老凤声——也谈赵叔雍
“太白楼”诗人——冒效鲁
一生两世的汉学家柳存仁
一位“落水”的名编辑家——陶亢德
小说家穆时英的“真假汉奸”之谜
政论家樊仲云的人间蒸发
后记 发现的喜悦

当代学者朱大可说：“在中国语境下治史的学人
，都会面对一种奇怪的‘老花效应’（Presbyopia
Effect）——距离今天越近，历史被模糊、歪曲和谎
化的程度就越高。基于这种原因，近代史和民国史，
始终是民族记忆的难点，因为它被大量的政治谎语所
包围。有良知的当代学人，近年来共同发起民族记忆
修复运动，旨在重新展开历史叙事，以剥除谎言和逼
近真相。”
民国史虽说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但某种程度上却
也是最为隐晦不明的。因为有太多的迷雾，有太多的
人为刻意的遮蔽存于其间，以致让人感觉是虽近却又
实远，朦朦胧胧看不清。因此，如何扫除这些迷雾，
还原其历史真相，是重要而刻不容缓之事。
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喊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口
号。学者李文卿认为，“大东亚共荣”思想的发展，
除了明治维新运动中的“近代国家”之转型因素外，
另一个建构关键在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日本“帝
国主义”的兴盛。在帝国主义势力的高涨下，日本除
了自身占有两个殖民地（中国台湾、朝鲜）外，在为
拓展帝国势力以取得与西方势力抗衡之前提下屡对中
国采取武力侵略态势，想一举进入世界的帝国之林。
它的“大东亚共荣”，实际上却是复制了欧美的帝国
主义思考模式，它是以日本为盟主地位的东亚思考。
它以“八纮一宇”为其思想支柱。“八纮一宇”一词
，出于日本最早的编年体古书《日本书纪》中“兼六
合以开都，掩八绂而为宇”之句。传说是古代神武天
皇发布的诏令，意思是合天下为一家，而其家长则为
万世一系的天皇。学者余杰更进一步指出，所谓“大
东亚共荣圈”，就是以“文明”的日本为“盟主”，
治理“非文明的支那”乃至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以日
本为殖民者的亚洲新殖民大帝国。亚洲各国将成为日
本政治上之附庸、经济上之原料供应地、文化上之仆
从。在此思想下，日本军国主义者将侵略他国的战争
，美其名日“大东亚圣战”。企图营造一个以日本为
主的新东亚共同体，借以主导东亚对抗欧美势力。以
“八纮一宇”的观念，透过“万世一系”“东亚一家
”的倡导，借以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大东亚帝国
。
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之一的
松井石根在给家人的信中说：“中目之间的战争，一
直是‘亚洲家庭’之间的兄弟阋墙。这些天来，我始
终相信，这种斗争是让中国人反躬自省的方法。我们
这样做不是因为恨他们，相反是因为我们太爱他们。
就好像在家里，一般来说，做哥哥的必须忍受弟弟所
有的坏行为，但是，为了让弟弟行为得当，做哥哥的
有时也要惩罚弟弟。”可见野兽般的日本兵对南京手
无寸铁的老百姓惨绝人寰的屠杀，在六个星期中杀害
三十多万人，强奸妇女三万多起的暴行，其根源就是
来自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核心的强盗逻辑和战争哲
学。
其实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
帝国主义在满洲的特务机关所支配的浪人，即预先勾
结了许多中国的失意军阀、政客及土匪流氓，利用这
些或明或暗的所谓“汉奸”，到处刺探军政消息，挑
拨、离间、造谣，使东北军内哄。如张作霖之被炸及
东北军新旧派之分裂和倾轧，很多地方都有日本利用
汉奸在作乱。这是初次出现大批汉奸的时候。后来东
北沦陷以后，大批汉奸就公开地做起伪满洲国的官吏
，而不顾一切廉耻地粉墨登场了。当时上自溥仪、郑
孝胥，下至伪满洲国的警察、包探，没有一个不是受
日本军队及特务机关指挥和监督的。所以，我们可以
说：东北的汉奸，根本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的
爪牙和走狗。一个极鲜明的殖民地被侵略者统治着的
典型特征，就是利用那里的败类出来欺骗和监视自己
的同胞。
继东北失陷造出大批汉奸的，便是一九三三年“
四一二”热河血战的结果，签订《塘沽协定》以后，
许多新汉奸便利用《塘沽协定》的屈辱条件及“战区
”的畸形组织，大肆活动。冀东伪组织下的殷汝耕、
池宗墨等大批汉奸，便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同样的情
形，察北方面的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大批汉奸，也
是在同等条件之下，利用充当中日战区的缓冲地带而
转变为汉奸的。
继冀东伪组织而起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原是
“中央”衡量当地情形，适应“特殊”环境而设立的
政权。更明白地说，“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设立，在
中国官方的立场上，是一方面维持地方秩序，加强华
北国防；一方面应付日本在华北的侵略行为，企图消
灭冀东的非法伪组织的。然而事实上却发生相反的结
果：日本侵略者认为冀察政权的设立，是“华北特殊
化”的初步机构。因而，日方屡次以“华北、日、满
一元化”的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逼迫冀察当
局。日方同时就引用陈觉生出来做北宁铁路局长，请
出齐燮元之类的老牌汉奸，赶走萧振瀛等。甚而重新
提拔张自忠，勾引张等组织“赴日考察团”，以便与
张秘密订立华北政变的阴谋。据说，日方曾经与张自
忠商定：由张出来代替宋哲元的军长及冀察政务委员
长，由张负责使华北特殊化，接受日方完全开发华北
和控制华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权；接受“共同防共”与
“取缔抗日”救国的一切势力。这种阴谋，实际上是
日方感到宋哲元年来未能接受引诱的直接反映。华北
战争爆发以后，证实了汉奸势力在平津方面的浩大，
是早已形成的局势。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后，日军为
打击国民党抗战意志，指令王克敏立即成立伪临时政
府。王克敏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在冀察政务委员
会中是有名的亲日分子，深得日方青睐。翌日，“中
华民国临时政府”匆忙粉墨登场，并发表宣言，以五
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定都
”北平，并改北平为北京。辖河北、山东、山西、河
南四个省公署和北平、天津两个市政府。
一九三八年日本要在华中建立亲日政权，指定陆
军特务部负责筹措，华中日军特务机关长原田熊吉原
本看上了唐绍仪，但不久唐绍仪被刺身亡，只好另觅
对象。此时梁鸿志主动找上门来。原田熊吉很重视梁
鸿志在北洋时期的政治经历和他与“华北临时政府”
汉奸的历史关系，认为他是“进行新政权机构建设的
最合适人选”。同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华民国维新
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
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陈篆任“外
交部长”。下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
两个特别市政府。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精卫将北平、南京的
傀儡政权合于一体。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
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就职典礼上
称，要还都南京，“全国以内只有此唯一的合法中央
政府”。尽管表面上华北、华中伪政权同时宣告解散
，但由于得到华北日军的支援，华北伪政权更名为“
华北政务委员会”后，实际上自成一体，根本不认同
汪伪中央。汪伪政权建立后，一方面实行与日本所谓
“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原则，疯狂劫掠
沦陷区经济资源，协助“大东亚圣战”；另一方面积
极在敌占区建立各级伪政权，组建伪军，以“和平反
共建国”为口号，破坏抗战，配合日军对抗日根据地
进行“清乡”和“扫荡”，残酷杀害沦陷区人民。
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国民政府就公布
了《惩治汉奸条例》，作为战时惩处通敌行为的法律
依据。其中对汉奸做出说明：“什么叫做汉奸？凡是
中国人，不论直接或间接给敌人做走狗，用种种方法
来扰乱我们的军事，破坏我们的策略，泄漏我们的机
密，惨（残）害我们的同胞的都是。”
在抗日战争中，其实有一群文化人，他们或为诗
人、文人、报人、小说家、政论家、翻译家、编辑家
，按理说他们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上都卓然有成，奈何
他们附逆了，大节一亏，遂半生成就付之东流。加之
大家都“因人废言”，因此有关他们的种种，都被刻
意遮蔽了，只留下被扭曲或谩骂的材料。笔者认为对
于他们的附逆，我们不应回避不谈，也用不着为其翻
案，事实上他们绝大多数都已遭国法审判，得其应有
之罪责。但我们也不应“因人废言”，而将他们的成
就全盘抹杀。我们要透过他们的作品，档案资料、回
忆录、口述历史、当年的报刊等文献，试图去还原历
史的真相。本书是对这群所谓“附逆文人”的梳理，
其中前人谈论已经很多的，如周作人等，就不再列入
。当然还有相当多的人，如文载道、瞿兑之、周作人
等，因篇幅所限，则留待日后再讨论。

蔡登山著的《一生两世》是“述往”丛书中的一部文学作品，通过作品、档案、回忆录、口述史以及文献报刊的爬梳，重新揭开一群被遗忘的文人往事以及他们的文学贡献。
“述往”丛书是一套历史类图书，对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重新做了梳理，具体而微，从小处着眼谈大问题；史海钩沉，探寻事件的由来或渊源。本丛书不仅有对名人、旧闻、旧物的叙述，还有助于还原被那些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历史现场。

执笔写这篇《后记》的心情无疑是喜悦的，从最
初开始搜集资料要写这本书，到此次付梓，时光荏苒
，十余年倏然而逝。豪华容易换渔樵，伪满洲国、华
北、华中，整个沦陷区的旧时月色，都已化作铅字，
飞白了鬓丝。
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在“大节一亏，便无足观
”的成见下，相当多的史料几被遮蔽与销毁，因此目
前大陆和台湾能找到的资料很多都是断简残篇，语焉
不详的。就如同两岸对报人陈彬龢抗战后的行踪记载
，都付之阙如，甚至错误百出，如《民国人物大辞典
》等工具书，甚至把他的生卒年只记到一九四五年，
只因为抗战胜利后，有关他的种种就宛如人间蒸发，
渺不可寻了，其实他是活到一九七〇年才在日本病逝
。于是我扩大了搜索的范围，将目标放在五六十年代
的香港，从香港的《大华》半月刊及《春秋》杂志，
找到陈彬龢后来发表的几篇回忆录及与他多所交往的
金雄白、高伯雨（林熙）等人的回忆文章，甚至由他
本人口述、胡叙五（拾遗）笔录的长文《一个逃避汉
奸罪行者的自述》，从而梳理出他的生平大要，这篇
文稿可说是至今最完整而详细的资料。对于赵叔雍也
有类似的情形，因此文友黄岳年兄在看过我写的赵叔
雍的文稿后复信说：“先生大作，亦破迷之作也，先
睹为快，我之幸也。”他认为对于赵叔雍：“内地出
版物刊载的文章连生卒年也多没有弄清楚，遑论其他
，而蔡氏谦称自己的文章‘查考当年与他有过交往的
人士，梳理出一些线索，或可拾遗补阙也’。实际是
他以近万言的篇幅，搜尽了目前能找到的关于赵叔雍
的资料，还原了一个鲜活的赵叔雍。”
对于附逆这段不光彩的过去，不管传主本人或亲
友大都讳莫如深，因此常常找到相关的人的回忆文章
，却仅见一笔带过。例如王新命在一九三四年间是《
晨报》的总撰述和主笔，有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
设宣言》是由他起草的，按理说他对于事情的来龙去
脉及樊仲云的个人，当有一手的记载，但当我找到他
的回忆录《新闻圈里四十年》，翻到相关章节时，却
是令人失望的，不但因有所忌讳而轻描淡写，许多情
况甚至还写错了。还好我找到了也参与这事件而没具
名的叶青（任卓宣）写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
言”发表经过》一文，才做了应有的补正。
有失望，当然也有喜悦，这种喜悦常是意想不到
的发现。当我为报人管翼贤的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
”搞得焦头烂额之际，突然在台湾早期的一本杂志看
到一篇《抗战前故都的新闻界》的转载文章，映入眼
帘的作者的名字是“李诚毅”，那不是和管翼贤一起
办《实报》的？由这篇文章我再追踪，得知李诚毅后
来到了香港，并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他的回忆录《三十
年来家国》，我在“中研院”图书馆找到这本由香港
振华书局出版的绝版书，摩挲着陈旧昏黄的纸页，往
事历历，心中的喜悦油然而生。当然在这之前我就找
到与管翼贤有多所交往的报人龚德柏的《回忆录》，
龚德柏说有一天在汉口王芃生处，王芃生拿出一件香
港电报给他看。龚德柏得悉管翼贤在香港与日本新闻
记者有接触，即断定他有投敌之意。而王芃生当时是
驰名中外的研究日本问题的权威，有“日本通”之称
，他所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是“中统”“军统”
外的第三个情报单位，其消息无疑是可靠的。
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许多细节是不能轻易放过
的。例如梁鸿志抗战胜利后被捕的经过，许多书籍的
说法是不对的。我从后来他在狱中写给女儿梁文若的
遗书看出，他是被黄秋岳的弟弟，也就是他的侄女婿
黄竹生所检举，而通报任援道的。任援道在“维新政
府”时是梁鸿志的部属，抗战胜利后他亮出了“牌子
”，说他是军统派出的潜伏人员，所以没有当为汉奸
，但军统要他把汉奸一个个“咬”出来，因此他认为
黄竹生与梁鸿志有姻娅之谊，遂逼迫黄竹生“交出”
梁鸿志躲藏的地点。而至于梁鸿志被关入“楚园”，
甚至提篮桥监狱，许多书籍都没描写到狱中的细节，
作为一个诗人，他在狱中写下许多诗，也与同因附逆
的诗人赵叔雍多所唱和，而金雄白、孙曜东诸人与梁
鸿志也关在同一监狱，他们都留有回忆文章，这些文
章与梁鸿志的遗诗合看，才能还原历史的场景与当时
梁鸿志的心境。
最后要感谢董桥先生，我在写朱朴一文，引用他
的资料，后来董先生看了我发表在上海《书城》的拙
文后，在其《文窗札记》文中写了一段话：“朱朴旧
事：六年前写张大千《归牧图》，我写了一点张大千
与朱朴朱省斋的恩怨。前夜读蔡登山的《朱朴与〈古
今〉及其他》，梳理省斋一生事迹非常详细。早年林
海音先生跟我说起过蔡登山，说他用功得很，整理旧
人旧事资料最周全，从此，报刊上一见蔡先生文章我
必读。他这篇新文文末引了我的旧文，也引沈苇窗先
生的《朱省斋伤心超览楼》。沈先生说省斋一九五七
年和一九六○年都回过上海也去过北京，还在北京遇
见瞿兑之。瞿先生晚年境遇不佳，家藏一幅齐白石超
览楼长卷四百元人民币卖给省斋，省斋大喜，在画上
钤了收藏印，想着此画到港可值万金。不料，回港路

早年林海音先生跟我说起过蔡登山，说他用功得
很，整理旧人旧事资料最周全，从此，报刊上一见蔡
先生文章我必读。
——董桥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之初，为了欺骗国际视听，以建设满洲“王道乐土”相标榜。学者李文卿认为，其实它是承继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儒教思想而来，可视为日本“皇道论”的满洲版，目的在于建构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一体论”。它明确表示满洲国的皇帝必须从属于天皇皇道体制，将王道主义置于天皇制国体之下来施行。因此满洲国彻底成为日本帝国建构的一环，以“盟邦”的身份完遂大东亚战争，帮助达成“大东亚共荣圈”的建造。而郑孝胥在担任伪满洲国总理期间，不断写文章、做演讲、做“训词”，开口“王道”，闭口“孔孟”，逢人必讲，开会必说，而且把他的《王道要义》作为自己的“杰作”广为印发，对来访者赠送。学者李侃认为，当时由于郑孝胥的“王道”说教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因此，其不但容忍而且鼓励他对“王道”大肆赞颂。但是随着日本对伪满洲国控制和统治的日益强化，军国主义的野心和势力日益膨胀，郑孝胥的“王道”和“弭兵”说教，就与日本侵略势力的口味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了。曾任伪满洲国总务次长的古海忠之就说：“以往，满洲建国的口号是‘王道乐土’、‘民族协和’；满洲国的政治是行‘王道主义’。而关于‘王道主义”中国人是按照其固有观念理解，而日本则以自身的立场和利益为前提，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加以解释。”又说，“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各项条件都已具备时，明确地提出了‘日满一德一心’、‘日满一体不可分，关系等口号，……他们取下了在建国精神中提出的王道主义的招牌，以‘八纮一宇’的所谓‘皇道精神’取而代之，……进而排斥王道，最后使之销声匿迹。”而郑孝胥曾舌敝唇焦地宣扬“王道”，也成了历史的反讽了。
作为“同光体”诗人，同时代人对郑孝胥的诗颇多赞誉。陈衍在《石遗室诗话》赞之日：“三十以前专攻五古。规模大谢，浸淫柳州，又洗练于东野，挚之之思，廉悍之笔，一时殆无与抗手。”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借用《水浒》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品评当时诗人成就高下，给郑孝胥的位置竟是第二号人物“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评价不可谓不高。在海藏楼他的生活是优裕的，他又写得一手好书法，据说他鬻书的润资年入可达万金。但他的思想深处并不仅以做一个文人为然，他有着即使“埋首十年”，也要“出任天下事”的勃勃野心。一九二三年，他走出海藏楼，跟随溥仪去了。之后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交给日本人来操纵。
一九三一年四月，郑孝胥曾回到上海，回到海藏楼，他把海藏楼售出。学者傅道彬认为，郑孝胥售出海藏楼，肯定不是经济的考虑。郑的此次专程返回上海，显然是在与自己的精神领地告别，表现出他决计投身反动政治不再回头的决心。对于郑孝胥的附敌行为，与他同为遗老的朱祖谋（疆村）曾找人劝阻，但终告无效，令他相当痛心。据龙沐勋（榆生）在《疆村晚岁词稿跋》云：“……会‘九一八’变起，东北沦于倭寇。郑孝胥图挟爱新觉罗·溥仪由天津潜往辽沈。先生怒焉忧之，曾嘱陈曾寿力加劝阻。先生病日笃，一日强起，邀予往石路口知味观杭州餐馆小酌，语及东北事，相对唏嘘者久之。复低声太息云：‘吾今以速死为幸。万一逊帝见召，峻拒为难。应命则不但使吾民族沦胥，即故君亦将死无葬身之地。’嗣是遂卧床不复能兴。”卢冀野也说：“（朱疆村）后来听说溥仪的出关，他是不赞成的，骂郑孝胥‘置吾君于炉火之上’！他与散原同负文学重名，也同是比较明白大义的遗老。”而相对于郑孝胥，卢冀野在《谈黄天霸》文中就说：“槿翁告诉我：‘郑孝胥在小孩子时代，常常披着长衫，右手捉住小襟，跳上方桌，扬扬的叫道：吾乃黄天霸是也！’他小时候就爱上黄天霸，无怪一生只是甘心做满清奴才了。”而到“九一八”之后，他却不再是易代之际依旧生活在过去时代的文化遗民，而是一个政治上堕落投靠日本人怀抱的反动政客和无耻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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