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南铁主编的《记忆(微信公众号记忆文章选)》是与微信公众号“记忆”的合作项目。“记忆”微信公众号，体现从个人记忆中透视历史。该公众号与《羊城晚报》“花地·纪实”版长期合作互动，线上纸上同征佳作，每周挑选往事的记忆，希望得到读者的共鸣。本书就是将其中的优秀作品结集出版。

序：记忆中的追忆 陈家琪
大波微澜
[北京] 曾彦修我在整风“抢救”时
[武汉] 邵学海在《青年论坛》的日子里
[天津] 李新宇 1978：我的梦想与期待
[广州] 徐南铁主席的花圈
[上海] 陈家琪能不能哭，这成为一个问题
[上海] 张德林施蛰存教授历难记
旧地遗踪
[德国] 丛原红安老街上的一些人和事
[上海] 陈家琪居港三月，五味杂陈
[广州] 李肇伦南城旧忆——我在北京南海会馆的生活
[法国] 祖慰广场
[广州] 唐强劫后余生牛田洋
流光斑驳
[天津] 李新宇“草原英雄小姐妹”和它背后的故事
[河南] 姬学友政治语文
[成都] 岱峻青山换战袍热血洒疆场——战时四川大学生从军运动
[广州] 古成业酒颜红入少年林
[广州] 徐南铁饥饿的记忆
[南京] 黄毓璜淡然面对人生
情感留痕
[广州] 李吉奎我师钟泰
[上海] 朱国华致一位已经消逝的老工人
[广州] 王则楚邻居孩子眼里的陈寅恪
[广州] 陈川泓旧事散记
[深圳] 刘迅我和我的老师
[昆明] 史式新“三”娘教子
人物远影
[北京] 杜书瀛荒煤同志
[北京] 赵勇在生命的终止处——《童庆炳文集》后记
[深圳] 高福生悲苦与欣幸——回忆我的老师邓志瑗教授
[长沙] 周实几个湖南出版人
[广州] 徐燕琳岭南霜气水明楼——记念邱世友先生
[北京] 杨学武难得有个曾彦修
[广州] 徐南铁一个人和他脚下那片土地
岁月苍茫
[广州] 朱秉衡一张旧照片中的历史与人生
[贵阳] 苑坪玉我们的军代表
[广州] 徐南铁传递历史的巴蜀人
[广州] 伍庆禄60年代：我的学生生活
[长沙] 谢春阳 遥忆当年那场火那些人
[北京] 郑荣来往日情趣纪事
跋

记忆中的追忆
同济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邓刚曾去法国留学，
翻译了巴黎索邦大学资深教授尼古拉·格里马尔迪
(Nicolas Grimaldi)的一本小书：《巫师苏格拉底
》。书很早就送给了我，这两天才看；其中有一段
话深深打动了我，这就是：“回忆对我们来说就是
遗失了的永恒性的图章，并且也证实了我们丧失权
利的境况。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我们是一些侨居
者。”
正因为我们是侨居者，所以记忆能给我们多少
乡愁也就能给我们多少希望，因为我们的故居就在
那里，我们还可以回去，比如从黄山回到徽州，从
襄樊回到襄阳，从仙桃回到沔阳，从五指山回到通
什，从专事理工科的同济大学回到曾是理、工、医
、农、文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这几天，同济大学人
文学院正在隆重纪念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建院70周年
，不过就是这种“回到”的一种方式。
但如果回不去了呢？这里指的是永远也回不去
了，因为它不存在了、消失了，或者说，它本就是
一个从来就没有过的“故居”“故地”“故名”。
我相信有成千上万的人从来就没有过“故”这样的
概念，有的是居住在外国的中国人，有的是还依然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不要说“故居”“故地”
“故名”，就是过去发生过的许许多多的事，又有
多少人还曾知道，还曾记得，还曾想念及那些本应
刻骨铭心的细节？也许，可感之物(住宅、食品、用
具，或者图片、影像、讲述)可以帮助我们回忆起它
们，但，可感之物留给我们的记忆就是在脑海中重
建一幅幅图画，哪怕加上想象，也是为了保留住对
消失了的东西或再也不会出现的东西的记忆。注意
：这里指的是对消失了的或再也不会出现了的东西
的记忆。格里马尔迪在书里却用另一个概念区分开
了与这种“记忆”不同的“追忆”。
“追忆”是为了记住那些一直存在并将永远存
在的东西。
就苏格拉底而言，永远存在的东西指的是灵魂
所曾居住过的那个稳定、静止、完满、真理、典雅
的世界。他相信那样一个世界的存在，因为灵魂的
不死性就是灵魂本身的非物质性的一个推论；而灵
魂的非物质性又是存在着一个理念世界的推论。所
以“追忆”与“记忆”最大的不同，就是“记忆”
只是语言的表述(述谓)，而“追忆”则是逻辑的推
论：从灵魂不死推论出一个理念世界的存在。理念
的世界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概念的世界。任何概
念都不是复合的，单独的一个一个看似孤立的概念
是怎么让我们在“追忆”中构成某种概念组合的逻
辑的？柏拉图举例说，当我们提到“圆”这个概念
时，就期待着有人能想到“由一个点产生的图形，
这个点围绕着一个被称作中心的点作移动，而它与
中心的距离始终不变”。于是就有了点、不动性、
运动、距离、不变或相等这一系列的概念。它们共
同构成了一个非时间性(也就是永恒、不变)的概念
系统。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提到“阶级斗争”时，
就会想到出身、立场、敌对、你死我活、镇压、反
动等一系列的概念，它们也构成一种非时间性的概
念谱系。这些概念中的任何一个，比如“出身”，
马上又会让我们想起别的许多概念，比如“黑五类
”“红五类”“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还有许多奇奇怪怪的概念，比如“城市贫民”
“小生产者”“小业主”“红色资本家”等等。而
“黑五类”“小业主”“反动”之类的概念更可以
让我们想起更多的概念。正是这些概念，让我们“
追忆”起那样一个我们曾生活于其间的“非时间性
”(也就是不可消失，或者说永恒不灭)的世界。我
之所以用了“不可消失、永恒不灭”这样的词语，
就是因为这样的概念依然活在我们的话语方式中，
而我们离开了这样一些概念，几乎就不会说话。
我曾写过好几篇文章讨论“文革话语”。那是
一整套被教会、从而变成了自己的话语方式。主要
的，又应该是讨论那样一整套看起来似乎是孤零零
的概念系统，讨论这些概念是如何被组织成现在的
表达方式、从而被赋予了某种固定含义的。苏格拉
底曾认为这种追忆的体验能够治疗死亡的恐惧，因
为追忆本身证明了灵魂曾经生活在永恒之中，而我
则更悲观地认为这样的追忆可以治疗我们企图挣脱
它的焦虑，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根本就挣脱不了它。
这些概念是如何被组织起来表达善恶美丑，表
达自己的愿望、信念的，我们似乎从未想过，更谈
不上清理，所以几十年过去了，仍然需要我们在记
忆中构筑一个又一个被遗忘了的历史画面，同时，
用格里马尔迪的话来说，更应该追忆的就是那些看
起来永远也不会消失的概念系统。
南铁兄离开了《粤海风》，我们的一些记忆也
就随风而去，但“记忆”本身却正企图以另外的方
式，比如微信、微博，继续提醒着、唤醒着那些逝
去的记忆。当然，在记忆中，我们都应该想到那些
永恒性的概念与把这些概念连接起来的那种话语方
式，那种思维的逻辑与习惯。只要我们人还在，语
言就在；只要有语言，就有概念。就此而论，概念
是非时间性的，需要我们去做的，就是联想，就是
在联想中让更多的概念复活，以便记住那些永恒性
的、永远也过不去的“过去”。
文集中这些或长或短的文章，恰似记忆的大小
碎片；但也正是这些碎片化的记忆，让我们想到人
所能告诉别人的，其实只是他已经知道但却又忘记
了的东西。苏格拉底之所以把自己的方法叫作“引
产术”，就是希望通过对话，使大家的生命因此而
得以复活；并通过对追忆的激发，思考诸如“美”
“正义”“平等”“法治”“尊严”“伟大”等等
概念的永恒性，并思考一下，在这样一个碎片化的
时代，在追忆中重建某种意义上的完整性是否可能
。

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
“记忆”是为了记住那些一直存在并将永远存在的东西。
徐南铁主编的《记忆(微信公众号记忆文章选)》是中国第一部微信公众号文章选集。内容分为大波微澜、旧地遗踪、流光斑驳、情感留痕、岁月苍茫五部分。

这是中国出现微信公众号以来的第一本公众号
文章选本。
我来自传统媒体，对传媒情有独钟。近三十年
里，我主持过报纸、杂志、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和经
营，并曾涉足广播电视。紧紧跟随时代的脚步走，
博客、微博也都留下了我的印迹。当微信猛然抖开
大旗，万众呼应，我立即投身激流，申办了微信公
众号《记忆》。半个多月之后，我又办了另一个公
众号《粤海述评》。那是2015年的早春，微信尚未
走进家家户户。我这两个公众号都坚持推送原创作
品，起步之初自然不易。多亏那么多年在纸质媒体
的时光浸润，也多亏有思想文化上的相通，让我与
天南地北的一大批文化人，成为见过面或者未曾见
过面的朋友。是他们给了我最早的支持，让我的公
众号能够坚持不懈，能够每天推送新的原创文章，
最终形成良性循环的态势。在太多的公众号呼啸而
来的大潮之中，做出这样持守的，显然只会是少数
。公众号尸横遍野，我们却继续前进。后来我又在
《记忆》的平台上，开辟了“微影像”和“歌与诗
”“艺无涯”三个定期推送的栏目。我希望能够将
我的微信公众号办成网络杂志。再后来，我又创办
了一个有声杂志……
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各擅所长、相互渗透的时
代，作为媒体人，我自然希望能够脚跨两界，沟通
两者。尤其是如今的纸质媒体依然具有“庙堂”身
份，致使一部分在成果、职称等方面仍有所求的青
年学者，只好若即若离地与“江湖”之中的新媒体
保留着距离。这种情状促使着我，从两个公众号推
送的文章中各挑选了一部分编辑成书，在正式出版
机构以正式书号正式出版。我把它视为媒介的融合
与互利，也算是我对传统出版业的不舍情怀。
其实，媒介的这种融合与互利，早就成为社会
发展的趋势。我这两个公众号在引起社会某些关注
的同时，也令一些报刊留意。有著名报刊就曾多次
转发我们的公众号文章。
从每周推送两篇文章到每天推送，两个号经我
的手已经推送600篇文章。我的最早计划是做成年度
选本，每年编辑出版一本书。但是公众号的节奏太
快，纸质出版远远赶不上它的进度，这本书正如此
。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随着这两个公众号推送的
文章越来越多，已经另有出版社的编辑找上门来，
愿意编辑出版这两个公众号的文章，并表示，如值
得选编的文章足够多，或可以作为丛书来策划。
当我们将纸上文章放到线上之时，线上的文章
也在走向纸上。
这就是当今绚丽多姿的媒体风景，是社会多元
发展图像的一块彩色缩影。
但是，无论是纸上还是线上，或者是无法预见
却必定君临的更加新潮的媒介，都是传播手段。我
们永远不要忘记，被各种媒体托举、快递的内容和
隐藏其中的文化精神，才是我们永远不变的伴随。
至于我关于媒体内容的精神追求与取向，虽然
有许多话值得一说，但是从本书编选的文章里大致
可以看得出来，从我主编的微信公众号更可以感知
得到，这里也就不需要赘述了。

我在整风“抢救”时
北京曾彦修
【主编者言】历史少不了扭曲、粉饰和选择性遗忘，所以我们需要当事人的回忆。曾彦秀老先生刚刚离我们远去了。希望有更多的人像他一样，让我们更真实地知道过去……
延安整风开始那一年多，我们都不在。延安整风从1942年2月8号毛主席的一个报告算起。我们是1942年1月26号离开延安的，到了绥德后才知道整风。
为什么张闻天在整风前要带着我们离开延安？后来有一个说法，张闻天是躲风。张闻天去调查是完全自愿，我在旁边碍手碍脚，我就下去调查。王明、博古已经没有权。周总理在重庆，朱总司令不涉及上海中央，剩下张闻天，你说他不是总书记，不行，你说他是，他又不是。所以，他留在延安，对毛展开大整风，对权力的集中确实碍手碍脚。当时形势完全清楚：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虽然是批判中央的教条主义，但着重就是针对张闻天。在延安的干部看得出来，有些话就是针对张闻天讲的。毛的文章说，不能像你们那样办学校。
毛主席的整风的报告，我没有听过，但看过，从内心赞成，因为感受到党八股太严重。但是，我所理解的党八股，跟毛说的，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毛偏向党的领导的文章，我所感到的是普通的那一套文章，都是比较空洞的政治理论，号召多。任何情况都讲空洞的政治，包括文学，政治压倒一切，没有感动人的力量，只有政治斗争。很尖锐的对国民党斗争的文章，也抽象、口号化。反对主观主义，我更赞成。我调查生产力，不讲空洞。
我大概在1943年五六月回到延安。回去时，感觉很不对了，所见的情况跟我离开时完全不一样，各个机关有了土墙，绝对不能来往了。杨家岭本身也被包围起来。我们中央政治研究室在杨家岭旁边的一条小沟，小沟跟主沟，通通筑个土墙包围起来。各个机关互不往来。那个时候电话少，大单位才有一个，像政治研究室都没有。我一回延安，就参加筑土墙。
第二个发现，是人不能自由行动了，必须几个在一起行动。另外也听说了一些情况。1942年全年，延安在干什么呢？业务全停下来了，在学习毛的报告。学完报告后写自传，因为过去写的那些还不够，还有填不完的表。另外，还要写互相揭露的材料。揭露什么呢？当时叫“小广播”，即相互之间谈的“不合组织原则”的东西，特别是对党不满的，对领导人不满的，一句话，相互谈的“阴暗面”，都要写出揭露材料。每个人检讨入党动机，来延安的动机。这一年我全不在，跟着张闻天躲风，真是幸运。我们离开延安不过四个月，延安就有“五人反党集团”。“五人反党集团”里，我就认识三个。王实昧跟我在马列主义学院一直在一起，他不是学生，他在马列学院编译室搞翻译。他的英语好得很，文笔也很好；另外两个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同一个农业组的，一个是后来的上海大学的党委书记陈传纲，还有一个是他的夫人王汝琪。
毛的反对党八股，反对教条主义的报告出来后，延安的知识分子非常高兴，以为过去的那些教条、那些口号、那种文章和宣传不大好了。因此三月八号才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丁玲的文章是在毛主席的报告以后才出现的呀，在丁玲自己看来，她是拥护毛的反对党八股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也登出来了。文章很漂亮，比丁玲的漂亮多了。我们当时在乡村，不太注意这些，只看了看，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这些文章，包括艾青的十多篇，是对毛的报告的理解，但他们的理解完全错了。发表丁玲与王实味的这两篇文章，跟1957年“反右”时钓鱼不一样，这个不是故意放火、钓鱼。《解放日报》的各级负责人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那里有一大批人，陆定一也在那里，如果弄得清楚，为什么这些文章能够发表呢？恐怕对毛的报告，只是从字面去理解，以为准许你多讲一点个人感想。他们以为，他们是拥护毛的报告的。几篇文章后，就是“五人反党集团”。
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在乡下调查，全部躲掉了，跟我们没有关系。但延安越来越热火朝天。很快，每个干部，每个青年知识分子写自传，填表，相互揭发，很紧很紧。我们还没有回延安时，已经流行一个说法：知识分子入党是“半条心”。什么是“半条心”呢？就是说，虽然你到了延安，但是，你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作风，你的世界观并没有放弃，你不是全心全意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当时，大概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参加共产党是够资格的，包括老党员。半条心整了一年多，人人都承认了。
然后就转入整“两条心”。“两条心”，就变成敌我问题了。你那条心是拥护国民党的，你到延安来是假的，所以对不起，是敌我矛盾。那时，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个名词还没有出现，但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