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库珀在CNN的那些震撼人心的报道，改变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在世界各地亲眼见证过那么多的冲突与灾难。从斯里兰卡的海啸到伊拉克战争，从尼日尔的饥荒到侵袭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的卡特里娜飓风。
在《边缘信使(精)》这本坦率诚恳、因强大的情感力量而扣人心弦的书中，库珀毫无保留地为我们近距离展示了这个时代严峻的几场灾难的面貌，并揭示了它们在他生命中留下的深刻影响。真诚、震撼、读来异常有趣——这本由美国勇敢可信的先锋记者写下的《边缘信使》令人难以忘怀。
此外，童年时父亲的病故和青春期时哥哥的自杀，亦在库珀的生命记忆中刻下深痕。每一次在异国的死亡和告别中穿梭，库珀始终感知到亲人离逝留给心灵的巨大力量。在直视深渊的追问下，他以真诚、敏感和温柔，为人类的情感描绘出真实的细密针脚。

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
美国CNN传奇新闻主播、记者、作家，多次出入战地报道新闻，曾经获颁众多新闻奖项与9座艾美奖，被授予“国家荣誉勋章骑士”称号。
他对世界充满探索热情与求知欲望，在报道中渗透进深厚的内心情感，举世瞩目的成功改变了世界观众看新闻的方式。处女作《边缘信使》高居《纽约时报》畅销榜冠军。

前言
海啸：洗劫一空
伊拉克：鲜血墨迹
尼日尔：闷热长夜
卡特里娜：直面风暴
灾难过后
尾声
后记
作者的话
致谢

父亲过世那年我十岁，那沉默的打击重启了我人生的
时钟。至于在那之前的事情，我已经记不起来多少了，只
有一些碎片，如同尖锐的碎玻璃一样散落在我的记忆中。
我记得，我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台旧地球仪，那时候的我
五六岁吧。那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她是从《走出非洲》
的作者伊萨克·迪内森①那里得到它的。
我睡不着的时候就会摆弄那台地球仪，在黑暗中摸索
板块的轮廓。一个个深夜里，我小小的手指时而漫步在珠
穆朗玛峰的山脊，时而奋力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高峰。我
指尖下的航船不知多少次绕过非洲之角，又不知多少次在
好望角触礁沉没。这台地球仪上标记的许多国家的名字如
今早已不复存在，比如坦噶尼喀、暹罗、比属刚果和锡兰
。我曾经梦想着到所有这些地方游历一番。
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伊萨克·迪内森是谁，但在母亲
的卧室里看到过装在精致的金色相框里的她的照片，照片
上她的面孔隐藏在猎人帽的阴影下，身边蹲着一只阿富汗
猎犬。对我来说，她不过是我母亲过往认识的诸多神秘人
物中的一个。
我的母亲名叫葛洛莉娅·范德比尔特。早在我进入新
闻业之前，她就已经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1924年，母
亲出生于一个极其富有的家族，却在幼年便体验了家庭的
不幸。她的父亲在她只有十五个月大时就去世了，她不得
不在之后的岁月里往来于各大洲，而她的母亲总是躲在她
看不到的房间里，忙着筹备市中心的晚宴与派对。十岁那
年，我的母亲成了一场备受舆论关注的抚养权纠纷的中心
，她富有权势的姑姑格特鲁德·范德比尔特·惠特尼成功
地向纽约的法庭证明，她的母亲不具有抚养孩子的资格。
那时正是大萧条时期，这场官司立刻成了各路小报关注的
焦点。法庭的判决把她从她的母亲和她深爱着的爱尔兰保
姆身边带走，带到了姑姑惠特尼身边，而后者很快把她送
进了寄宿学校。
当然，在我的哥哥和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对这一
切一无所知。但我们有时能在母亲的脸上看到异样的神情
，看到她微微扩张的瞳孑L以及其中的隐痛与恐惧。我并不
知道那意味着什么，直到父亲去世，我才发现镜子中的自
己用同样的目光对我报以凝视。
作为一个看着地球仪长大的孩子，我像绝大多数人一
样相信地球是圆的。我相信它像一块经历过千年风霜的石
头，被演化与变革磨平了棱角，被时光与空间打磨得浑圆
。我以为所有国度、海洋、河流与峡谷都早已被地图记录
下来，都有名字，并且都被前人探索过。可事实并非如此
，这个世界不论是形状、体积还是在宇宙中的位置都处于
永无止境的变迁中。它有着不计其数的边缘与裂缝，它们
打开、闭合，又在其他地点重新出现。地理学家们可以在
地图上描绘出这个星球的板块构造——那些深藏地下、彼
此挤压的岩层，它们形成山脉，造就大陆——那道只存在
于我们的脑海中的界限，那把我们的心灵彼此分割的断层
，却是他们无法勾勒的。
世界的版图永远处于变化中，有时，短短一夜便足以
发生剧变。它来得就像一眨眼，像轻扣一次扳机，像一阵
突如其来的狂风，醒来则命悬一线，睡去便在梦中被吞噬
。
没有人愿意相信生命是如此不堪一击，2005年发生的
一切却在不断地提醒我们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得多么猝不及
防。这一年以一场海啸开始，以卡特里娜飓风结束，其中
还有战争、饥馑以及其他种种天灾人祸。
作为CNN的通讯员与新闻主播，我2005年的绝大多数
时间都是在报道前线中度过的，在斯里兰卡、新奥尔良、
非洲与伊拉克。我将在本书中讲述自己见证与体验过的事
件、在久已被忘怀的年代目睹过的冲突与造访过的国家，
以及这荡着福音派基督徒的歌声——“耶稣啊，上帝多伟
大，多伟大”，外面的大街上站着一个双手装着亮闪闪的
铁钩的男人，他一面狂热地挥舞着一对惨白的塑料假肢手
臂，一面尖声高喊着《旧约》里的段落。到了晚上，旅馆
的酒吧开始营业，穿着红色外套的侍者们满头大汗地端着
大杯的“塔斯克”牌啤酒，在黑皮肤的生意人和身穿亮闪
闪的翠绿色裙子的妓女们之间穿梭不息。而迷茫的我孤身
一人，每天严格地按照固定的时间点行动：正午十二点吃
午餐，傍晚六点吃晚餐。日子一周周地过去，我就这么等
着。
一切在我二十五岁那年出现转机，我有了工作，拿到
了一份薪水。有人付钱让我奔往战场了。我花了差不多一
年的时间在艰苦的条件下旅行、拍摄、报道，但我终于成
了驻外记者。然而，我见得越多，就越想去见证更多。我
试着回到洛杉矶冷静下来，但我想念那种感觉、那种忙碌
。我为此去看心理医生。他告诉我，我应该放慢节奏，休
息一阵子。我点点头，离开诊所，马上订了一张出国的机
票。我似乎永远不可能停下来。
在海外工作，在前线穿行，我能感受到身边的空气在
震颤，感受到质子和中子碰撞着穿过我的身体。在那里，
生与死之间并没有界限，只有向前轻轻踏出的一小步。我
不是那种我在第三世界的死胡同里经常能遇到的肾上腺素
飙升的牛仔，我想要的不是上镜，也不是什么机遇。我不
会让风险阻拦我的脚步，也没有我不敢涉足的地方。
回家就意味着落地，对我来说，也许在空中飘着更轻
松。回到家里，等待我的是一沓沓的账单和空荡荡的冰箱
。去超市买东西，我会完全迷失——通道太多了，选择也
太多了。冰冷的水雾吹拂着新鲜的水果，要塑料袋还是纸
袋？要不要现金找零？我想要情感，这里却找不到，所以
，我只好重新动起来。
晚上出去玩也是一样的，在车流人海中穿梭，到处找
乐子，我也只会感觉自己迷失在人群中。一群女孩一边喝
着水果颜色的饮料，一边谈着化妆品和电影，我看见她们
的嘴唇在动，看见她们灿烂的笑容和挑染的头发，我不知
该说些什么，我会低头看着自己的靴子，然后看到上面的
血迹。我离家越频繁，这种状况就越严重。有时，我回到
家里，甚至感觉自己连话都不会说了。在我工作的那些地
方，伤痛是可以被感知的，你在空气中都能嗅到它的存在
。可是，回到这里，没有人会谈论生死之类的事，没有人
会明白。我会去看看电影，见见朋友，只是，待不了几天
，我就会重新开始看航班时刻表，考虑下一站该去哪里：
发生了炸弹袭击的阿富汗，还是遭遇洪水的海地？我就像
一条掠食的鲨鱼，永无止境地在海水中巡游，寻觅着鲜血
的气息。
最近，我又在探索频道看了一部关于鲨鱼的纪录片。
片中介绍，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深海鲨鱼，它不需要一直
游动也能生存，趴着不动也可以呼吸。这在我看来简直难
以置信。

《纽约时报》畅销榜冠军！
《人物》《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等世界媒体年度之选！
安德森·库珀著的《边缘信使(精)》是一部讲述战争、灾难和幸存的心灵史；一份关于15年新闻生涯的回忆录！
一场与离世的父亲和哥哥的心灵对话；一段在斑驳历史碎片间的生命往来！

卡特里娜飓风发生几周后，我开始动笔写这本书。但
实际上，在那之前，我已经在头脑中构思好几年了。我在
一个重视文字与创造力的家庭中长大，写作一直是我生活
的一部分。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每当夜间无法入睡，我
就会悄悄地溜进父亲的书房。他一般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
书桌旁，面前的电子打字机在敲打下发出轻柔的蜂鸣声。
当时的我个子还很小，能够蜷缩着坐上他的膝头，把脑袋
枕在他的胸口。我会听着他的心跳和打字机按键的声音安
然入睡。
这本书出版后获得的反响既令我惊讶又让我备受鼓舞
。我收到了几百封来信与电子邮件，读者与我分享他们的
经历，其中许多信件都非常感人。如果我一定要在这些经
历中找到某种共同点的话，那共同点就是他们长久的悲痛
蕴含的力量以及战胜一切的决心与意志。我从给我写信的
读者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衷心感谢他们愿意对我敞开
心扉。
当这本书的简装本出版的时候，距离我开始动笔已经
过去了将近两年。我想，对于许多人来说，2005年发生的
事情如今看起来只是遥远的回忆。然而，对于那些事件的
亲历者以及我们这些在现场报道过的记者而言并非如此。
新年与旧年交替，2006和2007年之间，世界的版图依旧处
于变迁中，爆发了更多战争，也由此诞生了更多新闻。对
我来说，2006年并不是和去年一样的多事之秋，至少前六
个月算不上是。做新闻报道就是这样，有时一连好几个月
都会感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没有一则新闻有上头条的价
值。然后，突然就有大事发生了，有新的边缘出现，你又
得匆匆收拾行装，坐上飞机，踏上旅途。
7月，很多同行都开始为卡特里娜飓风一周年的报道做
准备了。两名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边境被俘，以色列对此
的反应既迅速又激烈。于是，事情发生不到一天，我便动
身前往该地区，并最终在中东停留了一个月。
在黎巴嫩与以色列边境报道的体验和我之前到过的任
何地方都不一样。“这地方就像一口高压锅，”一个以色
列摄像师对我说，“就没有泄气减压的时候。”他受够了
这一切，在很多年前离开了以色列。他为了这场战争而故
地重游，但是，他厌倦了争执与愤怒，厌倦了每天拍摄着
同样的照片：被毁掉的家园、为死去的孩子哀悼的父母、
奔赴前线的坦克。
不论以色列的大炮与轰炸机炸毁了多少目标，都不能
阻止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你在看到火
箭弹之前会先听到它们的声音。当然，空袭警报也会响，
但警报经常远远不够。我们一听到爆炸声，就立刻跳进车
里，试着用最快的速度赶赴爆炸现场。
听到火箭弹从空中划过的声音时，你完全没有防备。
一天早上，我们刚刚赶到海法市的一个袭击现场，就听到
空袭警报再度响起。我们匆忙躲到附近的一座建筑旁，等
待着爆炸的冲击。我那天没来得及穿上防爆背心，当我闭
上眼睛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又回到了萨拉热窝，在那
里等着看下一个被击中的人是谁。
没人知道火箭弹会在何处落下，没人知道弹片会飞向
哪些方向。此时你什么也无法掌控，只能听天由命，除了
等待，什么都做不了。突然，空袭警报声停止了，几秒后
，爆炸的冲击波袭来。这一次它离我们只有差不多半英里
远。我们迅速奔向车子，警察已经无法阻止我们了。那枚
火箭弹击中了居民区的一座小公寓楼。
当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救援者正忙着把一位老太太
从瓦砾堆中抬出来。她似乎伤得不重，但明显受到了严重
的惊吓。人们把她抬上一辆担架推车送走了。警察封锁了
街道，消防员向冒着烟的瓦砾堆喷水，摄像记者忙着抓拍
，似乎每个人都各司其职，有事可做。对这些威胁的处理
很快变成了例行公事，可你得对抗这种惯性，你必须努力
把每个事件都视为全新的体验，关注每个细节。至少为了
那些受害者，你必须这么做。
……
开车穿过下九区或者圣伯纳德教区的话，卡特里娜飓
风就不仅仅是回忆了。人们的财产依然暴露在大太阳底下
，依然没有明确的重建计划，没有规划好要重建什么、何
时开始、怎么重建。不过，这座城市和其中的人们的生活
还在继续。
新奥尔良一直是个复杂的地方，一直是一座沙砾和黏
土一般既粗糙又坚韧的城市，它难以定义，和任何地方都
不一样。现在看来尤其是这样。2006年，我在新奥尔良参
加了狂欢节大游行。我虽然一贯既不喜欢人群，也不喜欢
大型活动，但感觉那场庆典格外激动人心。
一说到狂欢节大游行，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波旁
街。成群结队的差不多上大学年纪的年轻人——和希望自
己依然那么年轻的大人——都会去参加闹哄哄的嘉年华活
动，从早上一直折腾到深夜，在一堆堆垃圾中尽情狂欢。
当然，凑热闹的主要是游客，本地人多半只会偶尔过去看
看他们在搞什么。
但是，波旁街远远不是狂欢节大游行的全部。从本质
上来说，狂欢节终究是一个家庭团聚的节日。我是在恩底
弥翁游行中一辆行进的彩车上体会到这一点的。我这辈子
都忘不了那段经历。几万人站在花车行进的街道两侧，

……（我）找到安德森·库珀的书。他是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做过很多灾难和战争的
报道，在序言里他写道：“回到家里，等待我的是一
沓沓的账单和空荡荡的冰箱。去超市买东西，我会完
全迷失……一群女孩一边喝着水果颜色的饮料，一边
谈着化妆品和电影，我看见她们的嘴唇在动，看见她
们灿烂的笑容和挑染的头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
会低头看着自己的靴子，然后看到上面的血迹。”
——柴静《看见》

小小的波浪一个接一个轻轻地拍击着海岸。两个斯里兰卡村民沿海边走着，搜寻被浪潮冲上来的尸体。他们每天早上都来，却无法带着答案离开。有时他们一无所获，而今天被冲上来的只有一只破烂的鞋子和一截碎裂的篱笆。
我站在一堆碎石上，脚下的地面似乎在扭曲地翻腾着。我花了一小会儿来让眼睛适应，才看清楚根本不是地面在动，而是蛆虫，是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的上千条蛆虫。它们正蠕动着大啖身下我看不到的血肉。附近，一条耷拉着松垮的乳房、脸上沾满血迹的狗搜寻着可填肚子的残渣。它小心翼翼地踏过散落的砖块、游客快照和瓷盘——巨浪来袭之前的生活的沉渣与残骸。
隐秘的移动，微小的推挤，那种压力是在几个世纪的时间中逐渐形成的。很久以前，在斯里兰卡以东一千英里外，两块淹没在印度洋海平面十五英里下的巨大岩层——两块地质板块彼此挤压着，科学家口中的印度板块的边缘开始逐渐向缅甸板块下方推进。一切终将爆发。2004年圣诞节后的清晨，上午八点前一分钟，板块挤压的力量在距苏门答腊岛西海岸一百英里远的地方爆发，在岩层上撕开了一条超过七百英里长的断裂带，震动释放的能量把岩石与沉积物抛到了至少五十英尺高，连地球的运转都因这次强力的爆发而发生了改变。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严重的地震之一。
冲击波向着各个方向蔓延，搅动着上百万吨海水，在海平面以下推起了巨浪。一场海啸。一艘漂浮在海面上的小船可能不会发现任何异样，顶多能留意到几个不超过两英尺高的小波动。然而，在目力无法企及的水下，搅动着的海水早已筑成从海底直到海面的高墙，势不可当地向前推进着。海水移动得很快，一小时五百英里——商用喷气式飞机的速度。
地震发生后，声波信号用了八分钟才到达夏威夷的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地震仪细小的指针突然跳动起来，剧烈地来回滑动，发出警报。可是太迟了。八分钟后，大约上午八点十五分，第一阵水墙般的巨浪肆虐了苏门答腊岛上的班达亚齐沿岸。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这场海啸的怒涛还将波及另外十个国家，超过二十万人即将丧生。
纽约的2005年以一场暴风雪开始：一场由光线和彩纸屑汇成的风暴。午夜时分，我站在时代广场中心的一个平台上，离地有差不多六十英尺高，而在平台下的街道上，包围着我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成千上万的狂欢者在警察设置的围栏外挤成一团。人们在欢呼。我能看到他们张开嘴巴，看到他们在空中挥舞手臂，但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的两个耳朵里都塞着无线耳机，我用它们和几个街区外的控制室保持联系。我能听到的只有卫星信号发出的“嘶嘶”声，还有耳道内的血液细微的脉动。
用这种方式进入2005年有一些奇怪。我们那一周都在全方位报道海啸的消息，每天都会带来新的细节、新的恐怖。一度有过关于取消新年庆典的讨论，可到了最后，人们决定让演出继续。
我一直很讨厌过新年。在我十岁那年，我和哥哥一起躺在房间的地上看着电视里的人群在时代广场上倒数1977年的最后几秒，而我的父亲在纽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他经历了一系列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必须在几天后接受心脏搭桥手术。哥哥和我很害怕，又因为恐惧而不敢提起这件事。我们只是静静地看着电视，一言不发地盯着屏幕里那个巨大的水晶球缓缓下降。一切看起来太可怕了：尖叫的人群，寒冷的空气，不知道父亲能不能活过新年。
我在纽约长大，可是，在我自愿为CNN报道新年倒数之前，我从来没有去现场看过那个水晶球落下。对于绝大多数纽约居民来说，在新年之夜跑到时代广场附近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事。这就像在绿苑酒廊吃饭一样，那里的东西没准儿确实很好吃，不过还是留给外地人更好。
我一直觉得，纽约的新年之夜证明了人类永远是乐观的动物。哪怕几百年来有过那么多糟糕到可悲的派对，以及比派对本身还糟糕的宿醉，我们也会抓着那种那天晚上或许能玩得开心的念头不放。不可能的。那里只有太多的压力、太多的期待以及完全不够多的厕所。
事实上，我自愿报道纽约的新年倒数主要是为了避免社交。这是我第二次报道时代广场上的节日庆典，而我其实已经有点儿喜欢上这件差事了。在这样一座城市里，让人感觉自己是什么群体的一分子并不容易。我们每天都在街道上穿行，就像一个个独立运行的原子，虽然彼此不时相遇，但绝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整体。可是，在时代广场上，当那个水晶球降下而人群爆发出欢呼时，纽约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一个只有单纯的感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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