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劳逸著的《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精)》突破以往西方学界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了1550至1949年近四个世纪中国社会在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和精神信仰层面的巨变，呈现了该领域新的研究成果，是了解16世纪以降中国社会变革的权威著作。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塑造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作者运用大量史料，对中国社会复杂且深刻的变迁予以清晰的阐释。探讨了人口变化趋势．阶级结构变化，小农经济、商品贸易和制造业与信仰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
对于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个一直以来备受争论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以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
此外，作者还描绘了他对于中国人的理解——友善和冷漠、勤劳和懒散、进取和保守、慷慨和自私，这些自相矛盾的国民性，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的“差序格局”，形成了有效的对话。

前言
致谢
第1章 人口：增长与迁徙
人口转型
为增长的人口拓展食物来源
迁徙：一个扩张的帝国
先驱者的经历
第2章 中国社会的家庭和个体
家庭
女人地位的变化
女孩和童年
女性与婚姻
社会互动的内容
第3章 神、鬼和祖先：民间信仰
关于超自然力量的数据统计
宗教崇拜和节日
神职人员
民间信仰的社会效用
20世纪的变化
第4章 农业：概况
小农生产方式i
土地占有及农业劳动力的变化
小农经济的租赁体系
第5章 20世纪早期中国农民的贫困化
人口过剩
不断提升的土地租赁率
农业的商品化
手工业
社会关系中日益凸显的不和谐
政治崩溃和慢性暴力
中期评估：截止到1930年的情况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1931年前中国农民贫困化之谜
第6章 帝制时代晚期的商业：贸易工具和贸易地理
运输
度量衡
货币
银行业
集市体系
八大区域
对外贸易和白银经济
国家和商业：中介人体系
第7章 帝制时代晚期的制造业：失败的工业革命？
工业主义的“萌芽”
晚明的社会文化背景
工业化进程的障碍
第8章 西方社会影响下的商业和制造业
对外贸易
银行业
轮船和铁路运输
外国制造业
近代民族工业
战时和战后的工业
工业遗产
帝国主义的影响
第9章 现代化早期的新社会阶层
帝制时代晚期的社会精英
新精英阶层
城市无产阶级
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影响
家庭主义的变化
第10章 社会当中的“阴”：秘密社团、土匪及纠纷
秘密社团组织
土匪
械斗
动荡的社会
结论 常与变

在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前长达一个世纪
的历史当中，中国一直处于政治混乱的漩涡当中，人民饱
受内乱外辱、军阀割据、革命频发之苦。由此也就不难理
解，我们从课堂上学到的中国近现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政治
史。学生们知道太平天国运动，知道五四运动和毛泽东如
何建立新中国，却很少知道这些政治事件的经济和社会背
景。
学生们可能也通过课本了解到，中国农民因受到地主
越加严酷的剥削而更加贫穷并因而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发挥
了关键性作用，还了解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打破
了中国本土手工业体系并且阻碍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
展，以及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使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从此不
复存在，等等。不过他们当中却很少有人能够将这些知识
与中国近现代政治变迁背后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建立起关联
。
学生们的历史认知之所以是孤立的，原因并不在于他
们的教授认为经济和社会因素不重要。其实，教授们在相
关研究中已经越来越多地触及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
不是像以往那样固守在政治和思想领域里。正因如此，我
们现在才拥有了大量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和经济历史经验
的专题文献。然而，这些研究在主题方面非常分散，并且
让人觉得异常深奥难懂。比如，关于江西“棚民”的研究
和关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稻米价格研究等课题就非常令人感
兴趣，但在课堂上讲授的涵盖上述问题的“近现代中国史
”却往往令人感到不明就里。
可见，专项研究与学生在课堂上能学到的知识之间的
分立使得两者正在拉开越来越远的距离。本项研究希望在
运用以往研究成果中所包含的洞见基础上，对中国近现代
经济和社会史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呈现，从而为拉近两者之
间的距离做出努力。
当一个人从事社会和经济问题研究时，他很快就会发
现在其从事政治研究时所用的时间划分法不怎么好用了。
比如，用后一种方法来考量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的问题
，即使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之后的中国问题也并无裨益
；同样，清朝在1644年的建立，或者辛亥革命在1911年的
爆发等重要政治事件在社会和经济问题研究中也算不上是
重要的转折点。（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的成立
却仿佛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社会
和经济以及政治和历史阶段．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这场革
命发生得过于晚近，以至于我们缺乏必要的历史背景去找
出共产主义体系中暗含着的连续性。）
然而，即便鸦片战争不能算作“现代”中国开端的标
志，中国的“现代化”步伐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却也大大
地加速了。此后，部分地，也仅仅是部分地受到西方世界
的影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更多新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
逐渐从社会结构的上层开始取代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同时
，秘密社团组织和土匪群体也开始活跃起来；此外，商品
贸易和近代工业在中国社会中也得以发展。这些变化促使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在1860年到1949年期间发生了不同于以
往的深刻变化。由此，至少从社会和经济角度来看，这九
十年仿佛是一个独特的历史阶段。在这里，为方便起见，
我们称这个阶段为“现代化早期”（earlymodern period
）。
最初开始此项研究时，我并没有想从明代开始。然而
，很快我就发现，对中国“现代化早期”很多社会和经济
变迁问题的理解，必须先关注和探讨此前已经发生变化了
的体制和结构，因此，我们有必要将视野回溯到1860年之
前。可是，我们需要回溯多远呢？有人认为应该回溯到18
世纪，因为这个时期是清代发展的高峰时期，而且是传统
体制依旧强健，西方影响十分薄弱的时期。然而，当我们
关注18世纪并对其进行研究时，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
，它的确代表了清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峰，而且我们
更想要，也有必要再向前追溯更远，去寻找那个时代图景
的社会和经济源头。因此，我在学术界以往对此研究甚少
的情况下，仍旧决定从明代，特别是16世纪开始着手研究
——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
端，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
化和货币化进程，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传统社会阶层划分
被打破，民众书写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这
一切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及更长时段里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帝
国的社会面貌。
当然，以往学者也同样认为16世纪在中国社会和经济
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罗友枝（Evelyn S.Rawsld）曾经写
道：“这个时代，也就是中国帝制时代晚期（16世纪一19
世纪），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但其核
心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却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对以往
时期的延续。”在罗友枝之前，马若孟（Ramon H.Myers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等学者也有相同的
发现。也就是说，我和这些学者持有共同观点，即应将
1550年到1860年视为“帝制时代晚期”。
书写长达四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史，很容易
让人面临这样的风险，即可能会对特定时空中的、具有特
殊性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进行泛化的概括。单从面积上讲，
中国是欧洲（不算俄罗斯欧洲部分面积——译者注）的两
倍，在四个世纪内，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社会和经济状
况的差异性是相当突出的。比如，境内遍布贫瘠高地且人
烟稀少的贵州在社会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肯定与高度商业化
且相对富庶的长江中下游省份不一样。文盲和经济窘迫的
农民阶层与富裕且有文化的士大夫阶层在家庭结构、人际
关系、道德观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鉴此，我们如何还
能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做“一概而论”呢？
根据地域、社会和历史等方面的不同（对社会和经济
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本书的综
合性质却决定它不可避免且有必要做一些一般性概括，不
过我在做概括时很谨慎地标识了其适用范畴和例外情况。
本书是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一项“细致而微”的研究，无
法“毕其功于一役”。普遍性始终是存在的，但读者也应
铭记林语堂那句话，即“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而她的
民族生命，涵括了太多面向，对她难免有许许多多抵牾歧
异之见解”。或许中国农民那句俗语“十里不同风”是对
中国社会这种情况更为简单明了的描述。

易劳逸是西方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弟子，其所著《毁灭的种子》《流产的革命》等书是许多专家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案头书。
《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精)》一书中，作者的眼光不再局限于19世纪和20世纪，而是上溯到16世纪，在长时段、全球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了近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历史逻辑。

其实，各地区间人口大规模迁徙大多是个人自愿行为，到了清代，人口大幅增长使这种自愿迁徙行动达到了顶峰状态。迁徙者最初沿着三个方向迁徙：最大的迁徙潮是向西涌动的，如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同时还有部分人口溢出到云南、贵州和广西等地；第二大迁徙潮向西北方向，沿汉江流域，从湖北北部穿过陕西南部，进入甘肃；第三大规模较小的迁徙潮发生在东部地区，方向是从广东，特别是福建到台湾岛。
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究竟有多少人加入了这场规模巨大的地区间迁徙行动，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目前可知的是，作为人口迁徙最大接受地的四川在1786年到1850年的三代人期间，人口增长了四倍，合计超过3500万人（部分原因是，当地人口也在自然增长，但当地人口大幅增长主要还是人口迁徙的结果）。整个中国人口分布则因为此番内部人口大迁徙而发生了根本性的重新排列组合。
19世纪后半叶。人口迁徙流动方向发生了转变。1800年左右，西部和西北部等“开发中”地区因人口超载而负担过重，所以不再接受东部“新月地带”的移民。相反，农民和很多想改善经济环境的人开始向当时的东北地区和海外流动，抑或是不可思议地返回到东部“新月地带”。当时的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安徽和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江西等地，在太平天国起义（1851一1864）和捻军起义（1853—1868）期间遭受重创，其中有些地区甚至成了无人区，曾经富饶的土地被弃耕，长满了野草。对于其他地方那些渴望拥有土地的农民而言，这些地方给他们提供了诱人的前景，于是，数百万的移民从河南、湖南以及江苏北部这些“开发中”地区回迁到东部“新月地带”。
“新月地带”以北和以南地区并未像长江下游地区那样在19世纪中期的若干次起义中遭受重创，这些地区的人口压力因此在持续增大。由于西部“开发中”地区人口已达到满负荷状态，东部“新月地带”的过剩人口因此被迫寻找其他能够谋生的地方。对于中国北方人，特别是直隶（今河北）人和山东人来说，东北到处都是机会。对于中国南方人，特别是福建人和广东人来说，移居东南亚以及更远的地方是他们逃离故乡人口过剩压力的首要选择。
东北是清朝统治者的故乡，在清代绝大部分时期都禁止汉人移居东北。尽管总有一些猎人和冒险者违反禁令迁徙到了东北，朝廷也数次慷慨地放开禁令允许北方饥民迁入，但直到1800年前后东北地区的人口仍然维持在一百万左右。由于关内人口压力在19世纪和20世纪持续增长，关外就成了一个对关内贫民和饥民虚位以待的巨大空间。1860年到1907年期间，清廷逐步废除了禁止移民东北的禁令，目的是“移民实边”，以对抗沙俄对东北日益增长的野心。关内民众向东北大规模移民始于1902年，当时恰逢第一条铁路即将在东北平原的无垠沃野上开通运行。铁路的开通不仅为移民提供了便利，而且还将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接了起来。自此，东北地区人口从1860年的300万一跃增长到1907年的1700万，而到1953年又增长到了4700万。
明朝以及1893年之前的清朝，朝廷是禁止本国民众向海外移民的。不过早在15世纪和16世纪，中国人已经开始向当时作为东南亚商业中心的马尼拉和马六甲移民了——这说明当时的民众并未理会官方禁止向海外移民的政策，直到19世纪中期，人们迫于经济压力仍在向海外大规模移民。一些中国移民成为美国和拉美地区的合同劳工——他们在去往海外的途中和后来的就业过程中曾遭受过无法言说的惨遇；另一些中国人则移民至印度洋诸岛和南非；而绝大部分中国南方人都移居到东南亚地区，并逐渐成为那里的主要少数族群，到了20世纪中叶，东南亚的华人数量已经达到约1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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