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9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52年后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著有《新原道》、《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等。

冯友兰先生与西南联大（代序）
辑一 回忆
西南联大时期的回忆
西南联合大学
《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集刊》旨趣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11月25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
辑二 怀念
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
朱自清追悼会致辞
怀念闻一多同志
怀念金岳霖先生
怀念陈寅恪先生
怀念梅贻琦先生
辑三 致梅贻琦书信一束
致梅贻琦1
致梅贻琦2
致梅贻琦3
致梅贻琦4
致梅贻琦5
致梅贻琦6
致梅贻琦7
致梅贻琦8
致梅贻琦9
致梅贻琦10
致梅贻琦11
致梅贻琦12
致梅贻琦13
吁请海内外校友支持筹集梅贻琦基金
附录
西南联大关于聘冯友兰为文学院院长的布告
西南联大常委会关于冯友兰暂代哲学心理系主席的通知
聘请冯友兰为聘任委员会主席
西南联大常委会关于冯友兰暂代常委的决议
西南联大教授会1945年第二至第十次会议记录
冯友兰先生大事与著述简表

西南联大时期的回忆
当时的北京，可以说是危在旦夕，我的母亲想早一点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回唐河老家去。她对我说：“我要回家去，照料家里那一点财产。你们在外边干得也都还不错。在你们小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你们会有这个样子。你们的收入，你们自己支配，我不向你们要钱，你们也别向我要钱。我回去看守住那一点财产，作为你们的退步，你们如果在外面站不住了，回去还有碗饭吃。”母亲交代了以后，就回唐河去了。
当时有人建议说，要想用国防力量保护北京，那显然是不行的。不如宣布北京为不设防城市，专靠北京的文物古迹，招揽世界游人，依靠国际舆论，保护北京。南京虽然没有公开地采纳这个建议，但实际上是照着这个方向做的。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对于北京的文物古迹，以及道路交通，也已做了一些保护、修补的工作。这是寄希望于空想，一种自欺欺人的办法。到了1937年7月7日，久已看着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那一天上午，我同几个朋友，在香山饭店吃饭，下午回到清华，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西直门关了，出了什么事，不知道。第二天才知道，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在卢沟桥开火了。当时在北京的国民党政府，还企图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件小事马虎过去。过了几天，我在城内欧美同学会参加任之恭的结婚典礼，礼毕吃了饭以后，得到消息，说西直门关了。清华的人都不能回去，新夫妇在清华预备的新房也不能用了。当时我在城内什刹海南边白米斜街有一所房子，我就回到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就听见飞机声、炸弹声响成一片。日本人动手了。街上谣言很多，有的说，中国兵打胜了，收复了南苑。过一会又说收复了丰台。又有的说已经打到长辛店了。到了下午，炸弹声和枪炮声都停止了，出现了暂时寂静。晚上，听见通往西直门的那条大街上，车马过了一夜。等到天明，消息传来，说当时北京城里中国军队最高指挥官宋哲元已经走了，中国军队完全撤出北京，向西北方而去。原来北京已经完全被放弃了。
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我们南迁，清华园完全成了一片真空。我们参加校务会议的这几个人，还住在清华，说的是要保护学校。我在图书馆内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一定会回来，要是等中国回来，这些书都散失了，那就不好，只要我们在清华一天，我们就要保护一天。有一次，夜里我和吴有训在学校里走，一轮皓月当空，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吴有训说：“可怕，可怕，静得怕人！”后来日本军队正式进入北京，日本人到处接管，我们就觉得，在政权已经丧失了以后，保管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是替日本保管，等它来接收。这就决定南迁。
北京不守，本来早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应变的计划，清华早已有了准备，几年之前，已经着手在长沙设立分校，并动工在长沙岳麓山建筑校舍，图书馆的图书，已经陆续运到长沙，已经决定在新校舍建成后，把几个研究所先行搬去。所以此时对于全校南迁没有过多的讨论、争执就决定了。实际上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路可走。
P2-4

所有关于西南联大的回忆都是对“西南联大精神”——在中西合璧下，既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人文精神——的寻访。
冯友兰著的《我与西南联大》在一篇篇回忆录里，可见出西南联大人活生生的精神面貌，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与担当。从“西南联大”到今天，历史的精神就在“行”与“思”之间跳动，对那激情岁月与美好人格的怀念向往，跃然纸上。

冯友兰先生与西南联大
宗璞
今年是卢沟桥事变、我国开始全民抗战70周年
，也是西南联大成立70周年（包括前身长沙临时大
学）。8年抗战，中华民族经历了各种苦难，终于取
得了最后的胜利，西南联大也是这段历史中极辉煌
的一部分。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入西南联大，而是一名联
大附中的学生。只因是西南联大的子弟，也多少算
是亲历了那一段生活。生活是困苦的，也是丰富的
。虽然不到箪食瓢饮的地步，却也有家无隔宿之粮
的时候。天天要跑警报，在生死界上徘徊，感受各
种情绪的变化，可算得丰富。而在学校里，轰炸也
好，贫困也好，教只管教，学只管学。那种艰难，
那种奋发，刻骨铭心，永不能忘！
一 西南联大的“得力之人”
抗日战争时期，正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
，一种生死存亡的紧迫感，让人不能懈怠。冯友兰
先生曾在他为学校撰写的一次布告中，对同学说：
“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
不论是直接参加抗日还是留校学习，“全国人士皆
努力以做其应有之事”。前者以生命作代价，后者
怎能不以全身心的力量来学习。学习的机会是多少
生命换来的，学习的成绩是要对国家的未来负责的
。所以联大师生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从未曾对教
和学有一点松懈。1938年，一批师生步行从长沙经
贵阳，跋涉千里，于4月26日到昆明，5月4日就开始
上课。1942年以前，昆明常有空袭，跑警报是家常
便饭，是每天必修之课。师生们躲警报跑到郊外，
在乱坟堆中照常上课。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上昭
日月。
……
有人问我，冯先生1948年在美国，为什么回国
。我对这个问题很惊讶，他不可能不回国，这里是
他的父母之邦，是和他的血肉连接在一起的。中国
文化是他的氧气，他离不开这古老的土地。这种感
情不是一个“爱国主义”所能包括的。……
他在《新世训》序中说：“贞元者，纪时也。
当我国家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
民族方建震古烁金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
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欤？是所望也。”
《新原人》也有序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
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
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在这样的情
况下，哲学工作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
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
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
全部《贞元六书》充满着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祖国昌盛、民族复兴的热切期望。对祖国的热爱
，是他回国的原因，也是他去留学的原因，也是他
全部学术工作的根本动力。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
束，父亲写了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以纪念这一段历
史。有文云：“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
，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
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我们是数千年
文明古国，到现在还是生机勃勃，有着新的使命。
新使命就是现代化，要建设我们自己的现代化国家
。旧邦新命，这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杨振宁先生
说，他第一次读到“旧邦新命”这四个字时，感到
极大的震撼。他还对清华中文系的同学说，应该把
纪念碑文背下来。父亲把这个意思写成了另一副对
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副
对联悬于他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
西铭”并列。下联的意思是，他追求人生的最高境
界（极高明），但又不离乎人伦日用（道中庸），
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上联的意思是他要
把我们古老文化的营养汲取出来，来建设我们的现
代化国家。这就是他的“所以迹”。
一副茔联，一副对联，一共24个字，概括了他
的一生。
这24个字包含的内容是那样丰富，充满了智慧
的光辉，在流逝的时间里时明时暗，却从未断绝，
也不会断绝。
2005年7月22日

《我与西南联大》是冯友兰对西南联大时期的人、事、物的回忆，以文学化的语言进行纪实性的描述，既有关于西南联大的回忆，也有对于西南联大时期重要人物的回忆，比如陈寅恪、梅贻琦、闻一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