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叹之年》是刘东先生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三十余年间的文章选集，包括散文、杂文、评论、演讲、问答等共40篇，内容涵盖个人境遇、学思历程、社会批评、师友往来等，文字优美、思想深邃，展现了对学问与人生的广阔思考、对历史与社会的深刻关怀。
这是个人的记录，也是时代的注脚。

刘东，1955年生，江苏徐州人，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早岁师从思想家李泽厚，曾先后任教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澳各洲；除国学领域外，所治学科依次为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教育学，晚近又进入艺术社会学；发表过著译作品近二十种，如《思想的浮冰》《再造传统》等；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

又上景山
看球的门道
全盛期过去之后
“读”武侯祠
“难养论”释正
真想读点马一浮
书中
红袖添香夜读书
爱情的圣经：重读柏拉图的《会饮篇》
忘不了的普希金
路遇艾青
这一年：我的咏叹之年
并非胡话
玻璃这种语言
谣传的悖论
一无所有
腐败与生活
体育的畸形繁荣只是一种社会症状
“五四”那天早上
“新文化运动”断想：写在“五四”七十周年纪念日前夕
价值传统的积极面
欧阳修的文学主张
苏东坡的艺术观
寻找现代中的古意：初读杜大恺的画
春天里的阳光：写给一位年轻妈妈的画展
人在写字，字在写人：写给尤捷
他真正收藏到的是良心：序《王度收藏集》
当先锋艺术不再挑战
叶公好书
愿《东方》更上层楼
论笔名是否重要：或论防止假冒伪劣作品是否可能
贼胆真大
金陵求学记
江苏文脉的激活：从大学发展的角度看
北京文化的另一面
寄语故乡
悼念我们的父亲
生离与死别
学界痛失叶晓青
人生不过是将错就错：五十答客问

《咏叹之年》收录了刘东老师的散文40篇，约13万字。时间跨度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内容涵盖学思历程、社会评论、生活经历、师友往来等。兼具文字的优美和思想的深广，展现了刘东老师对学问、对社会、对中西等广阔的思考以及他和他同时代学人所处的时代和变迁。

全盛期过去之后
旁观者也有看不清的时候。比如夏夏最近掰着手指历数我的爱好：“老爸第一喜欢看围棋、第二喜欢看音乐、第三喜欢看新闻……”我听了以后就蛮不以为然，觉得女儿虽跟我朝夕相依，却终究还未长成能看透别人心思的年龄。
这小家伙儿，满脑子都是她所钟爱的少儿节目（以及一些跟“过家家”差不了多少的肥皂剧），生怕有人跟她抢频道，便只顾着以人家“最坚持要看哪类电视节目”为标准，来判定别人的兴趣究竟何在。可实际上，她顶多算得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已：要不是眼下电视屏幕里的音乐节目太粗陋、新闻节目太拖沓，远不及听唱片或看报纸的选择余地大，收视挂盘讲棋就绝不会成为我的“favorite”。因此，说句自我辩解的话，要是有一天咱们的播音员不甘心只充当“口力劳动者”了，我也保管会显得不再这般懒散，而更乐于看一些严肃的节目。当然，有件事却应该预先讲清楚：所谓“严肃”决不意味着板紧面孔照本宣科，比如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马基（Bryan Magee）对于许多当代著名哲学家的系列访谈中，就充满了自由度很大的激辩甚至挑逗，迫使那些思想大师掏出了许多轻易不露的心窝子话——不过这样一来，别的且不谈，节目主持人的文化素养又先能跟得上才行！
而女儿更不可能知晓的，还在于“其三”：其实我根本就谈不上“喜欢”现在这种下法的围棋，相反倒是有点儿厌恶它由此而浸染的内容，觉得这已经跟现代竞争社会的其他方面差不多“黑”了；而我之所以愿意时常看看棋，只不过是想要借机旁观一番人间世明争暗斗的机巧，从中洞悉现代生活的底蕴，好来参悟自己安身立命的道理。因此说穿了，我这个“棋迷”的“迷翁之意”，不过是以别人下出的棋局为参照物和教科书，借此扩充自己的阅历罢了。
我这么说，或者会让别人觉得有点儿奇怪：难道你真能把那个黑白相间的棋枰当成生活的教科书么？那上面哪里有半个文字符号呢？对此我要答日：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围棋可以抵得一部奥妙无穷的“天书”，而且既是“天书”，本来就该是“无字”的。也许是由于长期的书斋生涯已把我的日常功课弄得过分单调，所以我从挂盘讲棋节目中领教的人情世故，就简直比我在现实生活中直接经历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说不定哪天我真会捉笔写本《围棋启示录》的，而我眼下之所以还不敢造次，只不过是因为火候还没到——我每看罢一盘精彩的对局，总会觉得又熟谙了几分世态炎凉，由此我便获得了这样的自知：自己对于现世生活的“实用理性”还不甚了了，还需要多多积累这方面的心得体会。
不过我今天倒很想破一下例，试试能否把自己于落子声中参悟到人生道理说出几分来。我要从近来轰动一时的所谓“聂马大战”谈起，或者再说得严肃点儿，我要以这场“大战”为典型案例，来剖析某种更为深层的人生问题。在我看来，这场“二龙抢珠”之所以具有典型意义，其实刚好是鉴于它并不能像通常的龙争虎斗那样给观众们带来巨大的悬念，因为在时下已是“一马当先”的棋界，只怕除了聂卫平本人还对此怀有临战前必备的自我期许以外，其他人早都从一开始就逆料到它的结局了；但也正因乎此，我们就不妨说，恰是由于这场“战争”的天平从一开始就倒向了可畏的后生一边，才会促使大家始终对于另一位（曾经对中国的围棋事业做出过历史性贡献的）“末路英雄”的命运投以深刻的同情，并且由此而不禁联想到了一个几乎跟每位观众都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在自己的“全盛期”过去之后，一个人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他无力抗拒的“生命周期”？
很可能，我一提到“生命周期”这个字眼，大家难免马上要联想到所谓“自然规律”；但我在这里所说的却主要是一种“社会规律”，因为我所讲的“生命”乃是特指人们的“职业生命”。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现代社会，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这个生活共同体的每一位成员都被赋予了大致相等的自然寿命，可他们由于受到了各自分工位置的限制，却又被迫以相当不同的步调来发挥自己天赋的潜能，从而呈显出迥然有别的社会性“生命周期”。比如大家都知道，对于一位体操运动员来说，哪怕他年未弱冠，便已敢自诩“体坛老将”了，而对于一位历史学家来说，尽管他已年届四旬，却仍要甘称“晚辈后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千万不要再大而化之地套用孔夫子所谓“而立之年”、“不惑之年”、“知命之年”、“耳顺之年”这类的说法来规划和形容自己生命的各个阶段了——圣人岂是这么随随便便就能学得象的！从文化的深层底蕴来分析，其实只有在有意抵制过于琐细的专业化分工，并以“君子不器”为做人的至上境界的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们才真正享有过这种从容发育自身人格的生命节奏；而且，虽说他们过于自由地发展全面兴趣的机缘难免要使之在许多专业领域上均停留在李文森（Levenson）所谓的“业余家”（amateur）的水平，但我们若重温一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说法，却又不难发现，这种渴盼“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的态度，其实恰恰是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