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周恩来（伟人何以成为伟人）》是胡长明博士研究周恩来总理的代表之作。在此书中，胡博士着重分析了一代伟人周恩来的大智慧，分为“人生”、“外交”、“谈判”、“政治”、“经济”、“军事”等等主题，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来介绍“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的人生和智慧。

周恩来堪称20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能够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而且应付裕如。他是斗士，又是调和者；是君子，又是大丈夫。鸽的平和与鹰的机智、水的柔情与火的炽烈，这些极为不同的品质集于他一身。人们迷恋他的风采，更为他的智慧所倾倒。

周恩来的一生是如此成功，如此辉煌，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使他迈向了成功之路？胡长明编著的这本《大智周恩来（伟人何以成为伟人）》以随笔形式，将周恩来的一生事迹细细掰开来，深入探究一代伟人的人生大智慧。

序（胡长明）

人生篇

 “鸽性”与“鹰性”的完美统一

 既为真君子，又为大丈夫

 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

 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

 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良心安则人格立

 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

 攻恶毋太严，教善毋过高

 实意做事，不尚高论

 博学勤思，以才辅德

 按东方人的习惯生活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自备炉锤，锻造人格

 以忍求进，以屈求伸

 兼听虚怀自我改造

 了却生前事，超然返本真

外交篇

 务实的外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两个阵营，三种力量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不要乱攀“母子关系”

 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求同存异，淡化分歧

 外交无小事

 另起炉灶，灵活建交

 战略上联合，战术上批评

 就势将赫鲁晓夫一军

 和第三世界一道前进

 针锋相对要看全局

 讽刺与挖苦绝不是外交

 美国要脱身，我们不让它脱身

 退避三舍

 设身处地，理解为先

 利用尼克松，带动日本人

 租借卫星地面站

谈判篇

 硬于所当硬，让于所当让

 占优先报价，处劣后摊牌

 调整预案，打破僵局

 利用矛盾，争取主动

 以链条式让步求稳妥，以一次性让步显真诚

 让步的艺术

 事实胜于雄辩

 先治气，后治心

 要互相承认，而不要互相敌视

政治篇

 离开军事政治便是空谈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

 “左”倾并不比右倾好

 以反面手段达到正面目的

 错误要逢人就讲

 抗日是前轮，民主是后轮

 不做“无兵司令”，不做“空军司令”

 没有四张王牌决不冒险赌博

 有时直进，有时迂回

 以多种策略对付蒋介石

 不计前嫌，不忘旧功

 爱才惜才，用人不疑

 筹组政府，智请黄炎培

 阶级消灭，个人愉快

 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

 国家管理力量的源泉是人民

 确保中庸是十分必要的

 用系统论思维处理问题

 事物的20%决定另外的

 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

 千方百计保护干部

 力促邓小平复出

军事篇

 分兵游击，集中指导

 退中求进，迂回取胜

 声东击西，留头斩尾

 瓮中捉鳖，鳖会咬手

 抓住“生命线”不放松

 围点打援，各个击破

 钳制正面，主攻侧翼

 出没无常，变化无穷

 向东示形，向西突围

 难得者时，易失者机

 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们要搞尖端国防

经济篇

 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

 计划不是法律，也不是废纸

 综合平衡，全面安排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头脑冷静，考虑周全

 任何时候都要用“两条腿走路”

 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政策是不一样的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

 关键是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经济发展需要国际合作

科学文化篇

 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

 不要给知识分子“上大课”

 要提倡地道的中国东西

 标语口号不是文艺

 建设时期应“以学术为主”

 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

 只要人民喜欢，就有价值

 一车两轮，相辅而行

宣传篇

 宣传与军事并举

 借谈判进行宣传

 宣传口号要迎合中间派

 大处着眼，抓住本质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投石问路，恰到好处

 一字不改，照样发表

 象征、暗示与轰动效应

 公开宣传与秘密传播

党建篇

 党指挥枪

 党的机关社会化、职业化

 思想统一是最根本的统一

 党员不能蠢如鹿豕，只知服从

 协调矛盾，团结为上

统战篇

 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

 “大无外”与“小无内”

 统战的最佳途径：求同

 求同而不非异

 争取几个代表人物，影响后边一批

 统战三字诀：智、仁、勇

 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全面认识中间派

 以说服为主，以斗争为辅

 变间接同盟军为直接同盟军

 归国万事足，无累一身轻

地下工作篇

 乔装打扮，瞒天过海

 布闲棋冷子，应不时之需

 乘其不备，出其不意

 外圆而内方，同流不合污

 单线联络，分散领导

 勤业、勤学、勤交友

 因势利导，纵深发展

 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跋

主要参考文献

退避三舍

1963年4月24日，周恩来在同阿联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谈话时，阐述了中国人办外交的一些哲学思想，其中一条原则便是“退避三舍”。

“退避三舍”，按周恩来的说法，即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退为的是给对方以考虑的时间。这时候，将发生两种可能：一种是有远见的人会考虑，这不是软弱可欺，应该谨慎；另一种是有人可能视我可欺，逼我到墙角，我只好还击。周恩来所阐述的“退避三舍”的思想，明显受到中国道家哲学知雄守雌、以柔克刚和传统兵法中以静待哗、后发制人的影响，堪称道家与兵家思想精华的综合。

早在抗美援朝时期，周恩来和毛泽东便已用这种做法来对付美国了。当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超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中国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中国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中国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中国到了墙角，中国才进行抗美援朝，而且一打就发誓要把美国赶过三八线。

1962年，周恩来又将“退避三舍”的策略用之于印度。印度对中国人的办事作风本来有经验，但轮到它自身却又忘记了。印度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国也一直把建立和发展中印两国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实行睦邻政策的重点。但不幸的是，由于边界问题，中印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末走上了曲折的道路，直至发展为公开的边境武装冲突。中印边境冲突完全是印度一手造成的，中国方面曾一忍再忍，直到忍无可忍才予以还击。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背着旧中国的代表，同西藏地方的代表用秘密换文的方式画出了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印度独立后，竟要求以这条“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两国的国界线，这当然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对此，周恩来一贯主张中印双方认清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历史遭遇，本着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方针求得合理的解决。鉴于印方态度强硬，一时谈不拢，周恩来为表示解决问题的诚意，建议双方在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一定的距离，建立一个非武装区，使双方部队脱离接触，缓和紧张局势。中国政府甚至还单方面地执行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三十公里内不打枪、不巡逻、不狩猎、不越出边界活动警戒线的规定。

但印度政府置中国政府的一切做法于不顾。从1961年起，印度军队频繁向中国境内推进，在东段已越过“麦克马洪线”，在西段也陆续建立了四十三个侵略据点。这些据点有的接近到离中国哨所只有几米的地方，有的甚至设立到中国哨所的后面，切断了中国哨所的后路，气焰十分嚣张。印度想通过造成既定事实的办法，迫使中国承认所谓的“麦克马洪线”。

对于印度挑起的武装冲突，中国政府一忍再让，命令我边防部队战士不开枪，不与印度发生武装冲突，印度军队向我们进逼时，我们退让。但印度置若罔闻，视中国为软弱可欺。1962年9月20日，盘踞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扯冬地区的印度侵略军，不断向中国军队挑衅进攻，打死、打伤中国几十名边防人员。10月8日，周恩来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时说：“印度可能在中印边境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关于我们这方面，我们总是防御的。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持忍耐克制的态度。”。但印度政府仍不醒悟，反而更为嚣张。10月12日，尼赫鲁宣布，他已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他所谓的入侵地区“清除掉”。17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开始猛烈进攻，中国边防部队遭到严重伤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粉碎了印度的入侵，并追击到传统习惯线附近。印度这才意识到中国并非软弱可欺。中国人一向讲礼让，但同时也是不好惹的。11月24日，周恩来在向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说：，我们对印度有过四次忍让，但是，我们的忍让是有限度的，原则不能让步。我们的斗争策略是“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后发制人，来而不往非礼也。

仗打赢了，中国政府又马上发表声明，宣布边界全线停火，并大度地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一一造册登记，让印军打着绿旗而非白旗来领回。为什么战败者不打白旗，而打绿旗呢？周恩来解释说：打白旗意味着投降，打绿旗意味着和平，让对方打绿旗领回被缴物资，既是给对方一个台阶，也是表明我们与印度友好相处的诚意。将缴获的物资退回去，是显示中国始终以两国友好睦邻的长远利益为重。

P74－76

“珠玉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这句话出自谁人之口，我已想不起来了，但认为将其用在周恩来身上，则再贴切不过。在我眼中，周恩来是一位既富于深厚教养和学养，又有着广泛令德和善行的政治家。哲人已逝，岁月的烟尘非但没有淹没其巨大的身影，反倒让人对之怀想万端。在周恩来110周年诞辰之际，我愿将多年来研究他的一些心得，用随笔的形式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权当一段不可忘却的纪念。

一、家族背景对周恩来的影响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在血统上与鲁迅先生为本家。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周庆为周氏迁绍始祖周茂之曾孙，字德芳，赠文林郎，曾任明朝山西道监察御史。殁后与妻合葬绍兴破塘殷家坞山麓。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

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以国民党军政部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借考察民情、宣传抗日的名义赴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他在瞻仰祖屋时，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上续写谱系，凡14条，共248字，有关他本人的一条如下：“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中的“五十房”便属于绍兴宝佑桥周氏的一个支房。

在历史上，绍兴乃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周恩来所属的宝佑桥周氏，仅在清代就出过两位进士、五位举人。在五位举人中，有四位是周恩来的堂伯父或堂叔父，即周和鼐、周嵩尧、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的突出特点是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元明以降，全国师爷大多出自绍兴，故有所谓“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师爷虽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上到六部显秩，下到知府县令，多数人仅通晓诗书礼乐等一般知识，所以一旦接触实际政治，特别是碰到刑名、钱谷等专业知识便显得力不从心。这就为掌握专门知识的师爷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

绍兴师爷子承父业，家学源远流长，世家子弟写公文信函简练得体，言谈举止不温不火，律令法规、成例前案烂熟于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在行，更兼熟悉政坛掌故、民间习俗，所以最能应付场面，为主官排扰解难。师爷还是联系官与吏的纽带，许多事情吏可瞒官，但不可瞒师爷，因而师爷又要善于做合事佬，随时注意疏通关节，由此可见师爷在古代行政中的作用。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绍兴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师爷全出自绍兴，师爷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好师爷，从而做到天下大治。清雍正年间，河南巡抚田文镜很受朝廷赏识，河南官场中人人都说他依赖一位名叫邬思道的绍兴师爷，以致雍正帝在批复田文镜的奏折时也随便问邬先生好，对邬师爷揣摩上意的功夫表示赞赏。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下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家庭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是很浓的，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对师爷的思维方式、工作特点、生活习俗等，周恩来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由绍兴迁到沧州定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官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官选择。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和鼐为人忠厚，“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他1907年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恩来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周和鼐的长孙周尔流说：“我们周家是个受儒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的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的行事风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的确，周恩来投身革命后，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和专业知识为新的领袖所器重，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与他的家族文化习染也有一定的精神勾连。周恩来在谈及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多次表示：“毛主席是搞战略的，我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虽是自谦之词，但也反映了他甘当助手和配角的自我定位。

……

“求同存异”是包含差别性的统一。它与西周末年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所谓“和”，便是不同要素的协调与协和，即包含差别、对立的有序结构，而不是无差别的绝对统一。“求同存异”还受到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启迪。周恩来说：“中国的先人提出的‘大同社会’，比外国人使用的‘community’（公社）这个字似乎要恰当一些，因为中国人叫‘大同’，就说明了有‘小异’，人的关系也是这样，每—个人的思想或有着不同，或大同而小异，这样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周恩来深知，多样性和丰富性是世界的本色，人民内部在大的方面一致的情况下，差异与其说允许存在，毋宁说应当欢迎。“求同存异”的思想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表现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

从“大同社会”的理想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都富于鲜明的民族特色。而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无疑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当然，正如“求同存异”不是要消除差异，构建“和谐社会”也不意味着回避和掩盖矛盾。差异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有用适当的方式统一矛盾，才能保持有序的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活力。在如何“求同”、如何统一矛盾的问题上，周恩来同样也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精神遗产。他说过，所谓“辩证法”，就它的词源学意义上讲，意思就是进行“论战”，真理越辩越明，人们在思想上要想达到共同点，离不开讨论或辩论。表面上的一团和气，看似一致，实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1956年7月，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力主在人民代表会议上确立辩论的制度，并要从小组辩论扩大到大会辩论。“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他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周恩来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建设民主政治，没有民主就谈不上和谐。人大代表必须有议政和辩论的本领，必须掌握沟通、谈判和妥协的艺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从生动的实践中接受民主的训练，增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信心，从而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

周恩来之所以是伟人，是因为他不仅成就了巨大的功业和高尚的人格，而且思想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他与山河同在，也与我们同在。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其实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如果把英雄比作优秀的演员，那么时势就是舞台，智慧就是演技，二者缺一不可。千古兴亡，大浪淘沙，英雄的诞生，乃是将卓越的智慧充分附丽和作用于时势的结果。

周恩来堪称20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他是斗士，又是调和者；是君子，又是大丈夫。鸽的平和与鹰的机智、水的柔情与火的炽烈，这些极为不同的品质潜藏在他的体内。人们迷恋他的风采，更为他的智慧所倾倒。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很有才干，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他比我强，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灵活地解决问题”。蒋介石称周恩来“的确是一个不易应付的对手”。就连一向不大抬举别人的著名学者梁漱溟也说：“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

从1927年直到1976年，在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周恩来一直处于中共党政的高层。才干、品德和灵活自如的政治智慧使他永葆青春！

在风雷激荡的20世纪里，涌现了许多改变历史进程的世界级领袖人物，周恩来却是少有的既懂得破旧又擅长立新的政治家。在担任共和国总理的二十六年间，他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治国主张，如：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农业是基础，工业是领导；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等等。这些主张充满了深刻的唯物辩证法，其影响将会在中国长久地延续下去。

周恩来又是20世纪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他的和平外交战略和发展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思想，符合“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际形势演进的总趋势。其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的赞同，成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和处理国家关系的重要准则，因此也被世界上众多的政治家誉为“天才”般的思想。他运用的“求同存异”、“以民促官”等外交手段对打开中英、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起了关键作用，并为中国与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发展合作友好关系奠定了政策基础。过去有人仅仅把周恩来视为毛泽东外交路线的执行者，并对“周恩来外交思想”是否成立提出疑问，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周恩来不仅是毛泽东外交路线的执行者，也是这种外交路线的决策者之一。毛泽东在外交上主要倚重的便是周恩来。

周恩来的一生是如此成功，如此辉煌，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使他迈向了成功之路？依笔者愚见，周恩来的成功一方面来源于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对理想执着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他天生的灵活性和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

周恩来在接受共产主义之初，便意识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方法必须“因地制宜”。1924年他在法国谈到“国民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时，明确指出：“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在他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在此基础上实行共产主义革命，分阶段、有步骤地达到目标。那种企图一步登天，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只能是“欲速则不达”。

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是一个主观不断趋近于客观实际的过程。聪明的人不故步自封，不囿于成见，而是自觉地使自己的主观认识去适应客观实际及其发展变化，求得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周恩来正是这样，一旦他发现自己的认识背离了客观实际，便会及时调整自己的思维框架，服从实际，服从真理。他开始从事革命时，把眼光投向城市，信奉“城市中心论”，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觉察到广大落后的农村方才是共产党最好的用武之地。特别是随着红军的壮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他看到了真正的革命潜力和希望之所在。1930年4月，周恩来作出了“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的论断，这一论断成为他由“城市中心论”者转变为“农村中心论”支持者的重要标志。

为了达到目标，周恩来能够充分利用每个历史时期提供的机遇，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在一切以大局为重的前提下策略性地采取合法的与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直进的与迂回的、集中的与分散的各种手段展开斗争。他指出：“有人说共产党不惜手段，我们反对这句话。只要不违背我们的原则，不违背我们的目的，只要采用的方法能够得到社会的同情，那么这种方法就可采用，这就不是不择手段。”。

周恩来深谙政治和军事斗争中“直”与“曲”的辩证法，也特别擅长迂回进攻战术。1940年，他身边一位警卫员准备下连队当排长。行前，周恩来告诫他指挥作战要机动灵活。他打个比方说：敌人的机枪响了，上司命令你将敌人干掉，你眼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开阔地，一条是壕沟，你怎么办？警卫员回答：“壕沟！”周恩来满意地一笑：“对，灵活机动嘛，虽然开阔地也许离敌人的机枪更近点，可你还得迂回过去。”周恩来曾谆谆告诫共产党人：蒋介石是想用各种迂回办法消灭中共，我们也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他。因为客观形势与主观条件的限制，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走些迂回的道路。在好些初出茅庐的共产党人看来，革命似乎要事事处处慷慨激昂，直来直去，对于这些革命的门外汉，周恩来启发道：真正的革命者并非要时刻臂缠红袖章，头顶上时刻嵌着“共产党”三个字，这反倒使人讨厌，接近不了群众，影响不了其他党派。

在外交领域，周恩来也惯常使用迂回进攻战术。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施敌视和封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几乎想不出中国与他们改善关系的办法，但周恩来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即通过持久的民间商贸文化往来突破国家关系的坚冰。他曾对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说：经济和文化是外交工作的双翼，经贸对双方有好处，文艺体育交往易为人所接受。从经济和文化入手，日积月累，到了一定程度便可以促成政治关系的解冻。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便是以长期的民间外交为基础的。

除了天生的灵活性，周恩来还有罕见的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他能从一大堆复杂的事务中迅速分辨出哪些是主要的，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而把无关紧要的东西撇置一边，即使是一团乱麻他也能迅速理出头绪。所以毛泽东多次称赞周恩来是个“好管家”。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也对在自己面前告周恩来状的人反复说：“没有总理，我们怎么治理国家呢？根本办不到。”

周恩来的智慧不仅有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基础，而且广泛吸取了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他的政治智慧明显受到中国文化中“和为贵”、“执两用中”、韬光养晦等思想的影响；他的统战智慧极大地弘扬了“智、仁、勇”三达德的精神；他的人生智慧则几乎集中了中国历史上所有进德修业、为人处世思想的精华，如以诚感人，以理服人；做事留有余地；攻恶毋太严，教善毋太高；不强人所难，不急于求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临事而瞑，三思而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等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周恩来的智慧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发展的结晶。有位外国记者曾问周恩来：“您是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居多呢，还是共产党人居多？”周恩来回答：“我是中国人多于共产党人。”。

周恩来的智慧，是中华民族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弄懂了周恩来的智慧，你就会彻悟共产党何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直至最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你就能明白，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何以历经曲折而仍能取得多方面的重要建树，并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准备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