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破不说破》独有特色：

作者名气：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

作品畅销：

胡适一生发表文章无数，内容涉及文学、历史、教育、伦理、政治、学术研究等多个方面，加上胡适情思敏捷，能言善道，谈吐幽默，并能将深刻的哲思转化为浅显易懂的白话，因此，胡适的文章受到无数国人的广泛关注，至今仍热度不减。

《看破不说破》收录了胡适研究中国禅宗思想的精华文章。全书对禅宗的传播、流布，以及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严谨细致的分析。胡适本人不信任何宗教，但他对禅宗的见解，对于那些从事禅宗文化研究的人士，以及文化爱好者而言，至今仍有着影响力。

第一编 禅海钩沉

 中国禅学之发展

 禅宗在中国：它的历史和方法

 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

 菩提达摩考

 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

 海外读书杂记

第二编 寻本溯源

 禅学古史考

 荷泽大师神会传

 《坛经》考

 楞伽宗考

 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

 禅宗史的真历史与假历史

第三编 论禅札记

 论禅宗史的纲领

 诗僧与谐诗

 《楞伽师资记》序

 朱子论禅的方法

 所谓“六祖呈心偈”的演变

 禅宗的方法：道不可告，告即不得

 《全唐文》里的禅宗假史料

 《金石录》里的禅宗传法史料

 揭穿认真作假的和尚道士

 与入矢义高讨论早期禅宗史料

 与柳田圣山讨论禅宗史的纲领

 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

 胡适禅学研究记事

三、中国禅宗的发展与演变

我们已经讲了两次：第一次讲《印度禅》；第二次讲的是《中国禅宗的起来》，这两种禅法的区别，简单说，印度禅法是渐修，中国禅法重顿悟，二者恰恰相反：前者是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五神通，最合魏晋时清谈虚无而梦想走到神仙境界的心理；后者不然，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办法，这是中国的佛学者力求简单化的结果。

原来在3世纪到4世纪时，中国佛学者对印度禅法已表示不满；到5世纪前半期，出了革命的道生和尚，上次讲过：他是慧远的弟子，又曾从罗什受业，肯作深思，把当时输入的佛教思想，综合之，且加以考校，他有几句很重要的宣言：

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义，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

这就是说，到这时候我们中国人可以跳过这些拘滞的文字，可以自己创造了，经论文字，不过是一些达意的符号（象），意义既已得到，那些符号便可扔到茅坑里去了，道生于是创造“顿悟生佛论”，说“善不受报”“佛无净土”“一阐提人皆具佛性”，这是革命的教义，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净土，坐禅人定求得六神通，都经不起“顿悟”二字的威风。这么一来，当时的旧派遂起而攻击道生的邪说，把他赶出建业，于是他只得退居苏州虎丘山，后来大本《涅槃经》全部到了，果然说“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因此，生公的“顿悟成佛论”得着凭证而惹人信赖了，生公这种思想，是反抗印度禅的第一声，后来遂开南方“顿宗”的革命宗派。

达摩禅法

当宋齐之际（约470年），从南印度来了一个和尚菩提达摩，先到广州，后又转到北方，在中国约有四五十年。上次也讲过：他受空宗的影响很大，所以抛弃一切经典，只用南印度的一部小经典《楞伽经》四卷来教人，这是一个苦修的宗派，主张别人打我骂我，我都不要怨恨，所谓“逆来顺受”，认为自己前世造下冤孽。他的禅法也很简单，说一切有情都有佛性，只为客尘所障，故须面壁坐禅，认得凡圣等一，便是得道。故他们在行为方面是“忍”，在理智方面是“悟”。这就是“楞伽宗”，又名南天竺一乘宗，是印度传来的叫花子教，过着极刻苦的生活，如达摩弟子慧可所传的那禅师，“唯服一衣，一钵，一食”，再传的满禅师“一衣，一食，但蓄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往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覆，常行乞食”，在贞观十六年（642年）满禅师于洛州南会善寺倒宿墓中，遇雪深三尺，有请宿斋者，告曰：“天下无人，方可受尔请！”这个苦行的宗派，不求人知，不出风头，所以不惹人注意，知道的很少。道宣在他的《续高僧传》里对这派曾这样说过：“人非世远，碑记罕闻，微言不传，清德谁序？深为痛矣。”但到7世纪时，此宗风气渐变，刻苦独行的人不多，渐趋于讲诵注疏之学，故道宣又说他们“诵语难穷，励精益少”。他们为一部《楞伽经》做疏或钞（钞即疏的注解），共有12家，70卷之多（也见道宣的《法冲传》），可见这时的楞伽宗，已非往昔苦行头陀的风味了。

到8世纪初，正当慧能在南方独唱顿悟教义的时候，湖北荆州府玉泉寺有个神秀老禅师，声誉甚隆。武后派人请他到长安（约701年，武后晚年）。既来之后，便往来于两京（长安和洛阳）之间，备受朝野尊崇，号称“两京法王，三帝（按：谓则天帝，中宗，睿宗。）国师”。他自称为菩提达摩建立的楞伽宗的嫡派，他死在纪元706年（武后死的次年），谥大通禅师，当代大手笔张燕公为之作碑。今日我们知道他的传法世系为：

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

第一次便发现于这个碑文里，但与道宣在《法冲传》内所记不同，不过因为神秀地位极高，人都信此法系是正确的了。神秀的二大弟子义福和普寂，也被朝廷尊为国师，气焰熏天。义福死于736年（开元廿四年），谥大智禅师，普寂死于739年（开元廿七年），谥大照禅师。严挺之作《大智禅师碑》，李邕作《大照禅师碑》，都用了上列的传法世系，所以从701到739这四十年中，可以说是楞伽宗神秀一派势力的全盛时代。

据最可靠的材料，神秀并未著书，现在伦敦及巴黎所藏敦煌发现的写本中，有《五方便》一种，但非神秀作，乃是神秀一派人所作。其教义仍接近印度禅的渐修。如玄颐《楞伽人法志》上说：“禅灯默照，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出文记。”神秀临死时的遗嘱是“屈，曲，直”三字。又如张说所作碑文说：“其开法大略，则慧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其入也，品均凡圣，其到也，行无后。趣定之前，万缘尽闭；发慧之后，一切皆知。持奉楞迦，递为心要。”这可证明他的禅法仍是近于印度禅。普寂的禅法，据《神会语录》及《坛经》上说：“凝神人定（止），住心看净（观），起心外照，摄心内证。”也可证明神秀教义之一部。

当普寂、义福的气焰方张的时候，开元廿二年（734年）河南滑台（即今滑县）的大云寺来了一个神会和尚，他居然大声疾呼要打倒伪法统，在大会上宣言：弘忍并不曾传法与神秀，真正的第六代祖师是他的老师岭南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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