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波兹曼编著的《娱乐至死（精）》介绍了，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新媒体时代蒸蒸日上……

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

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在电视、互联网等影响下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其结果是——

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是对20世纪后半叶至今，现代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这是也一份精彩、有力、重要且难以辩驳的控诉书。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介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是继麦克卢汉之后世界最重要的媒介文化研究学者之一，他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介生态学专业。

他认为强势媒介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重新定义现实世界，甚至塑造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人们实际上是生存在媒介所制造的巨大隐喻世界中而不自知，因此发展出了“媒介即隐喻”的理论。

波兹曼出版过20余部著作，《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是他的两部代表作，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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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章艳：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任教于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曾发表、出版论文译著数篇。

《娱乐至死》初版于1985年，是尼尔·波兹曼的代表作之一。

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体育、商业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乔治·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中预言人类将会遭受外来压迫，失去自由；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工业技术带来的娱乐和文化，不再思考。

《娱乐至死》想告大家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

前言

第一部分

 第1章　媒介即隐喻

 第2章　媒介即认识论

 第3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第4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第5章　躲躲猫的世界

第二部分

 第6章　娱乐业时代

 第7章　“好——现在”

 第8章　走向伯利恒

 第9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第10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第11章　赫胥黎的警告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媒介即隐喻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城市都曾经成为美国精神熠熠生辉的焦点。例如，18世纪后期，波士顿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中心，震惊世界的第一枪在那里打响，那一枪只会在波士顿的郊区打响。而不会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事件被报道之后，所有的美国人，包括弗吉尼亚人，都从心底成了波士顿人。

19世纪中叶，来自世界各地的弃儿们在埃利斯岛登陆，并把他们陌生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传播到美国各地，纽约从而成为大熔炉式国家的象征——至少是有别于英国。20世纪早期，芝加哥开始成为美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如果芝加哥的某个地方有一座屠夫的雕像，那么它的存在是为了提醒人们记住那个到处是铁路、牛群、钢铁厂和冒险经历的时代。如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雕像，那么我们应该尽快来做这件事，就像代表波士顿时代的有民兵雕像，代表纽约时代的有自由女神像一样。

……

　　前言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一九八四》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1903—1950），1949年所著的长篇小说，描绘了未来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译注】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LeonardHuxley，1894—196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博物学家。1932年发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以讽刺笔法描写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译注】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