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基因》是理查德·鲍尔斯2009年出版的一部奇特非凡的作品。故事的主人公罗素·斯通在芝加哥教写作课时认识了一个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姑娘萨莎迪特。他不明白这个饱经苦难的姑娘怎么能这么快乐。在找寻答案的过程中，罗素认识了同样为萨莎倾倒的坎迪斯·韦尔德。萨莎开朗的个性引起了著名遗传学家汤玛斯·科顿的注意，研究之后发布了快乐的基因型。

《快乐基因》是理查德·鲍尔斯2009年出版的一部奇特非凡的作品。故事的主人公罗素·斯通，一个失败的创造性非虚构作家，无奈之下变成了写作教员。他的一个学生塔萨迪是柏柏尔阿尔及利亚人，具有一种超自然的快乐天性，经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父母双亡的她像个欣喜若狂的神秘主义者。斯通了解到塔萨迪有一种罕见的欣快特质，成为“情感增盛”，便计划开发一个编程基因组，来调节大脑中的幸福设定值，依靠科技的手段给大家增加快乐指数……

让快乐像蝴蝶一样

第一章 关于陌生的土地和人们

第二章 在空中行走

第三章 好好体验机遇

第四章 下一个第一页

第五章 不要比上帝管得更多

他还给她讲了查理·米兰兹。她不理解。“你又没有让那男人去自残。他做的一切都是他自愿的。”

他悔罪似的承认，在那篇文章发表之前，他没有先让查理本人看看。

他们理论了一番。她没让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他气得发誓以后她再打来电话，他要连着几次都不接。然而她再也没给过他这样的机会。十八个月后，她的小说出版了。里面刻画了一个傻气十足，滑稽可笑的小镇记者形象，他总是担心他那些关注民生民利的报道回过头来萦绕在他心头，让他烦扰不安。

他又回去为社区报纸干活了。可是他要采访的那些对象不再对他敞开心扉，畅所欲言了。半年后，他已经完全没有能力再凑出一篇哪怕是最基本的反映生活方式的特写文章。他思忖着回到研究生学院去，作为一名政治新闻驻外记者或是财经记者去培训学生。

对于具有忏悔内容的文章，即使坦白认罪的意味极其模糊，他也再读不下去了。那样深入人心的、私密的揭露和袒露令他不寒而栗。他读些科普书籍或商业史之类的东西，藉此来医治自己——比如香料贸易或蜜蜂的驯化怎样将人类置于一个不可预见的命运之中。

最好的一点是，他喜欢纸张的空白处，那些书页上的处女地。他一辈子都在用笔涂写这些空白，用充满激情的评论填满它们：

说得再好不过了，我自己怎么就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呢?或者，在这场争论产生杀伤力之前别再争了!

现在，他不再在书本上写写画画。事实上，他开始巡视书店，把那些客观冷静，不带任何人情味的最好的书都买回来，他买书的速度比读书快，而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使这些书免受信手涂鸦者的荼毒。

他离开图森，回到奥罗拉，又和母亲一起住在小时候他们在福克斯谷的家中了。他兄弟还在那里，在一家制造卫星天线的公司工作。罗素找了一份搞建筑装修的活儿。干净、重复的工作对他而言是最好的。他喜欢装订绝缘材料，把大块四方的石膏灰胶纸夹板切削成新打磨好的装饰钉。他干活干得畅快的时候，就连老板那像广播一样哇啦哇啦，充满怨气的叨叨都不会让他分心。

他也为母亲鼓捣了一些东西：在厨房里安置了一个新的贮藏柜，她很喜欢；一些橡木书架，这玩意儿她可摆不满。有时候他也出去约会——和一些为人和善，丝毫不比谁逊色的女人。晚上，他和他兄弟在地下室那张他们小时候用过的、已经变形了的桌子上长时间地打乒乓球比赛，两人都很谦让。然后，他上床，读《蚕与文明》和《小建议带来大快乐》让自己入睡。

他去参加了他上过的第十个中学的同学聚会。那情形就和平日上班一样，并没有多么让人难捱。他不介意听他那些发达了的同学讲述他们的成就。甚至他也向他们津津乐道他“从巨富到赤贫”的故事。供认忏悔是他唯一的自我惩罚。

一个二年级时一起跑过4×100米接力的老兄来了兴致，他问：“这么说你是个有出版物的作家了?”

曾经是，罗素纠正了他。

这位老兄年轻时就一直是个落魄的流浪汉，他偶然想到了一个出版计划，险些让他变成一个慈善家。他创办了一份关于自我改进、提高个人修养的杂志，起名叫《做你自己》。里面讲些饮食、健身、生活时尚、金融之类的，没错儿，就是那些成千上万的杂志中的一个。可是，《做你自己》也有别出心裁的地方：每一册都是由订阅者编写制作的，而每个订阅者兼投稿人所得的报酬就是广告商提供的大量产品。写一篇关于微量营养素怎样扭转你逐渐衰退的记忆力的文章，就可获得“波马手榴弹”公司提供的够喝一年的抗氧化剂鸡尾酒。做广告出风头，还有人担保花费，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订阅者用心参与，而群众的智慧联合在一起可是能大大影响时代精神的哦。

来芝加哥吧，那老兄对罗素说，来成为《做你自己》的一员。

罗素哼哧着犹豫了：他已经不再为发表什么而写作了。可那老兄并不需要罗素写任何东西，他只需要斯通把大量半通不通、热情激昂的商品质量证明书修改修改，让人能读得下去就行。

这个美差听上去太诱人了。的确，文字可能会以最糟的面貌表现个人化的东西，但是，成问题的人不会是他罗素·斯通。为业余玩文字的人捉刀是绝佳的悔罪方式。

罗素仿佛为某个人道主义非政府慈善机构做事一样，全然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重新有了收入之后，他在罗根广场找了一间工作室，自己手绘了一些彩色粉笔画把它装饰了一番——反正他现在晚上也没有乒乓球可打。这些10×10英寸的画儿表现的是一些色彩明丽、飘游移动着的人形正在幻化成湖泊、云朵，或者树木。P20-22

西方人有句常常挂在嘴边的话：“Don't worry，be happy!(不要担忧，快乐一点!)”看到谁耷拉着脑袋，或愁眉苦脸，就会来上这么一句，似乎随着这一声“be happy”，那人就会快乐起来。快乐真的如此简单吗?倘若如此，恐怕这个世上也就不会每分每秒都有那么多人为自己的亲朋挚爱祈愿，对他们说“祝你快乐!”了。惟其难得，才成为人类最恒久的追求；惟其珍贵，才成为世间最瑰丽的梦想。

曾经有人从众生百态中提取出“最快乐”的四种人：吹着口哨欣赏刚刚完成的作品的艺术家，怀抱着新生儿的母亲，悠闲地晒着太阳的乞丐，金榜题名时的学子。这些人之所以快乐，是因为辛苦得到了回报，愿望得到了满足。因此，快乐归根到底是一种内心的情感体验。然而，这种体验是相对的，因为人总是有着无尽的欲望和渴求，当一个欲求被满足的时候，快乐会出现，若是幸运，可能持续得久一点，但再久一点，必然会被后来涌出的欲求冲淡或取代。因此，钱钟书先生很早就说过：“‘永远快乐’这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而且荒谬得不能成立。”老先生还将法语的“bonheur”一词做r番解析，指出法语中的“快乐”字面上就是由“好”和“钟点”构成的，意即“好的时光就是快乐”。那么，若是将英文中的“happy”稍加端详，也会恍然发现它和“happen”(发生)是如此相近。这，或许在向我们暗示：快乐虽是内心感受，却需要外在的变化，需要有什么事情发生。否则，存在就成了一潭死水，苍白而寂寞。

于是，在这部充满着欢笑、惊奇、困惑、思索的书中，一向擅长讲故事的理查德·鲍尔斯让一个巨大的“意外”发生在主人公的生活中，从而引出了一连串与“快乐”紧密相关的事件。故事从一个非常不快乐的人开始：罗素，一位事业和爱情都颇为不顺的中年男子，忽然在他临时任教的写作课班上发现了一个异常快乐的女孩萨沙，她的快乐是那样地丰盛、充盈，以至于罗素担心在她反常的表象之下是否隐藏着某种精神疾病。为此，他甚至去了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向专业人士坎迪斯请教，结果将这个女人也卷了进来，三人之间发生了在友情、爱情、人性等方面隐秘、微妙的纠葛；与此同时，正在研究遗传基因的科学家汤马斯和一位头脑清醒、睿智、正义，对科学不盲从的节目主持人托尼娅也围绕着萨沙和她的“快乐基因”展开了一场现实与梦想、科技与伦理、利益与良知之间的探索、冲突……

故事围绕的中心是一个非常熟稔、普通、心理覆盖面极广的大众词汇：快乐，但同时加入了极其时尚、鲜明的元素——基因。这正是理查德·鲍尔斯一以贯之的风格：以尖端的科技、信息为背景，在科学、艺术、文学之间游刃有余，展开生动、神秘、引人人胜的故事。由于少年时代曾随父在泰国曼谷生活，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双重浸染，青年时除了在大学里专修过物理和英语外，又广泛地涉猎音乐、美学、考古学、海洋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小说和诗歌等，理查德成了一个极为博学多才、目光深邃，具有鲜明特色和风格的现代小说作家。从他1985年发表的处女作《三个农民去舞会》，到后来相继出版的《囚徒的困境》、《金甲虫变奏曲》、《游灵在行动》、《葛拉蒂2.2》、《回声制造者》……，直到2009年的最新力作《快乐基因》，每一部基本上都是采用多角度平行叙事的手法，同时铺开几条线，繁而不乱，密而不臃。在《快乐基因》中，作者精心搭建出结构纷繁却又脉络清晰的框架，以活泼、轻快的笔调展开扣人心弦的情节。本书以萨沙及其体内的“快乐基因”被发现、注意、研究、开发、宣传、追踪等为主线，将一个又一个悬念和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吸引着我们去解开疑团。作者用时而诙谐，时而辛辣的语言描画芸芸众生对“快乐”的渴慕和对拥有“快乐基因”的萨沙的纠缠和嫉恨，常常令人忍俊不禁；书中大量与遗传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等相关的专业术语不仅不令人觉得晦涩枯燥，反而有种真实、生动、新奇、震撼的感觉，信息时代高科技的气息扑面而来，令人对科学、未来、自我充满惊叹和憧憬。

另一方面，理查德又以罗素和坎迪斯这一对美国普通市民的感情发展为线索，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美国当代中年人面对生存、交际、爱情、友情、自我身份、社会地位等问题时的种种担忧和困惑：罗素和坎迪斯都是在情感方面受过伤害、挫折的人，基本上已经不再奢望爱情，但萨沙的出现让他们彼此相识、相知，渐渐地重新萌生出“爱”的意念，萨沙使这两个原本都算不上很快乐的人变得快乐而充实。但是，生活永远不会像它表面上显明的那样简单：罗素在和萨沙的接触中，对她其实怀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爱，却又不完全是男女之间的情爱，也不纯粹是父兄般的关爱，更不单纯是师生之间的友爱。或许，是这多种“爱”的糅合。罗素本人是不敢直面这份感情的，曾经在男女之情上受挫，加上生性过于自尊、敏感，使他内心深处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隐痛和秘密，他只能转向外表酷似初恋女友的坎迪斯，在她身上寻回几分自信和慰藉。但对萨沙的感情却又一直令他纠结着，当小说临近尾声，在送萨沙回加拿大的路上他抑制不住地说出了“我爱你”，却也只是一句迟到太久、不该出声的表白。萨沙没有品尝到爱情的甜蜜，坎迪斯却饱受恋人不辞而别的伤害。罗素和坎迪斯这一对儿最后究竟怎样了?理查德没有说明，也毋需再说，正如小说结尾所引《圣经》中的一句话：日光底下无新事。世间的男女，倘若能够学会忘却和宽恕，爱情就会长久些，人生就会快乐些。倘若不能，那就只能是在某种固有的模式中日复一日地消磨掉自己的岁月。罗素和坎迪斯绝不会是例外。

书中还有另一对男女：基因学家汤马斯和富有正义感的节目主持人托尼娅。他们一个是全美国最权威、最杰出的遗传学泰斗，一个是全美国“最不盲目崇拜科学”的节目主播。两个人在各自的事业领域都很优秀，硕果累累。从职业追求上来说，也都没有错。汤马斯从小酷爱科学，奉行以科技造福人类的理念。他一直坚持的观点就是：人类既然已经利用科技攻克了天花、小儿麻痹等灾难，为什么不能进一步揭开科学的奥秘，改进人类的基因，优化人的素质，让人生活得更好呢?人类为什么不能自我提升呢?但是，他的观点和所从事的研究却被一心要谋取经济利益的人觊觎、利用，然而，“快乐”原本只是一种情绪，许多人宁可将它看作是上帝给人的赏赐，一旦物化为实体并且可以像任何商品一样买卖，那么，正如一位哲人早就说过的：“如果快乐可以用钱买到，大多数人都会因价格贵得离谱而不快乐。”汤马斯也因此遭到了某些人的威胁和仇视。对此，汤马斯本人也陷入了深深的迷惘：我做错了吗?如果是，错在哪里?托尼娅和汤马斯一直是彼此欣赏的，但在围绕着萨沙和她的“快乐基因”问题上，托尼娅与汤马斯出现了几乎完全对立的分歧。托尼娅十分同情萨沙，不愿配合媒体、迎合大众再去录制任何宣传“快乐基因”的节目。她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失去了工作。汤马斯和托尼娅孰是孰非?人类是否有权利和理由去解剖、开发、探索自己来自于尘土、得之于上帝的肉身和精神呢?如果一切像“快乐”这样美好的感情都纯属天赐，那么，人类还能否利用不断发展的科技去人为地获得这似乎“可遇而不可求”的精神甘露呢?如果能，那么，社会的贫富分化是否在物质的基础上又上升到心灵和精神的层面，从而导致更恶劣的不均衡呢?所有这些问题似乎太过沉重，以至于聪明的理查德都巧妙地避开了：在这部小说中，他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视角，给文本背后的全知叙事者一个“我”的身份，显明出来，却又跳脱出去，置身度外，以摄像机镜头般的目光，客观而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通过光影交错、变幻更迭的视像，营造出电影的效果，以十分艺术化的手段向读者展现了这一系列“发生”和快乐之间的关系。

小说中还有一个小人物，没有占用太多笔墨，却引人深思。那就是萨沙的同班同学约翰·索奈尔。他是个内心丰富、颇有才华但性情古怪的画家。整本书中，无论是出数万美元想购买萨沙卵子的巨富，还是成天围在萨沙公寓外面的“快乐粉丝”，恐怕都不及索奈尔更需要“快乐”。他对“快乐”的极度渴求终于在酒精的作用下被催生成了对萨沙这个“快乐载体”的占有欲。他做了件毁灭性的蠢事——差点强迫萨沙和他有了肌肤之亲。但萨沙在最后关头喊道：“你会伤了你自己的!”这才让他猛然醒悟。在索奈尔身上，我们颇有几分心酸地体味到与书中另一处的一句经典之词完全背反的状况。那句话是说：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和已经很快乐的人呆在一起。然而，索奈尔这个与异常快乐的萨沙呆在一起，并且差一点“亲密接触”的人最终却成了最不快乐的人。由此看来，简单或许容易带来快乐，但快乐似乎并不总是那么简单。快乐的背后，往往隐含着诸多促成快乐的因素，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地与尘世间的种种利益相关，它们彼此交融、相互作用，在人的内心世界闪烁跳跃，使本该“随遇而安”的快乐平添了一些不甘心。一旦要刻意地去追逐快乐，辛苦往往也就随之而来的。霍桑说，快乐好比一只蝴蝶，你若伸手去捉它，往往会落空；但如果你静静地坐下来，它反而会在你身上停留。这般从容，当是快乐的本质。若一个人能够生而快乐，那不仅仅是他／她天生的福气，更有可能是一种后天的人生态度对性格的回塑和投影。我们与其艳羡萨沙的“快乐基因”，倒不如将更多的目光聚集在她的善良、淳朴、天真、单纯上。这一切正是她快乐的本源，正如巴尔德斯所言：“快乐应该是美德的伴侣”，不，正如理查德在书中所言：快乐就是美德。

萨沙，一个从小饱受战乱、流离之苦，父母双亡，无钱无势，只身来到美国读书的阿尔及利亚女子。她的经历，对于一般人，十有八九都会成为痛苦忧伤的酵母，可是这个女孩不但没有悲悲戚戚，反而快乐得有点“没心没肺”。萨沙是生而快乐的，她的快乐就是她的人生。快乐无罪，渴望快乐亦无可厚非。或许，人类根本的问题，最终还是要绕回来，那就是：怎样才能快乐?

这本书的翻译工作结束后不久，恰逢理查德的生日。我发去了一封Email，只有一句话：Happy Birthday!他回了信，说他很快乐。

译者

201O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