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财经作家吴晓波、历史学者张鸣、著名作家艾伟、资深财经媒体人何力、财经作家苏小和、甬商研究院首席专家黄江伟连袂推荐！王千马编著的这本《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是一部宁波帮的成长史，也是一部近代中国的商业史，更是一部近代中国的转型史！控制上海乃至全中国的商业版图，李鸿章、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都不得不倚重的力量；辛亥革命的成功，宁波帮有一半的功劳……宁波帮，帮中国！

称宁波帮为天下第一商帮不是没有道理的。

以钱庄和航运起家，他们是近代中国经济的弄潮儿。创办上海规模最大的第一家交易所，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资金最大、信誉最好的中国保险公司……他们控制了上海、天津乃至全中国的商业版图。与晋商、徽商相比，他们更具创新意识和市场精神，对近代乃至现代中国的经济格局影响也最大。

他们虽然起家并成名于工商业，但他们的影响力并不仅仅限于工商业，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和北洋混战，再到蒋氏登台、民国初定……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事件中，是李鸿章、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都不得不倚重的力量。

王千马编著的《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将宁波帮置于近代中国艰难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对其成长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地记述和解读。从中可以发现。宁波帮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商帮，而且作为一个姿态鲜明、独立自主的政治符号，它全程参与和推进了中国近代史的演进。可以说，没有宁波帮的中国近代史是不完整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重新发现和评价宁波帮的意义所在。

自序

幕起

第一章 买办来了

 向北是上海！

 列强玩“中立”

 洋女婿华尔

 他是个复杂的人

第二章 盛宣怀作嫁

 胡雪岩的“投资”

 站队是个大问题

 外资银行“狼来了”

 “毋任外人银行专我大利”

 实权落人宁波帮

第三章 草根崛起

 花花世界的时与机

 房地产狂飙

 在金融危机中发财

 四明公所第二次血案

 赤脚财神虞洽卿

 撞车做生意，妙哉生意经

第四章 商人力量

 知识分子的退守

 大乱之下，商人走向前台(上)

 大乱之下，商人走向前台(下)

 “贵人”袁树勋

 周生有案：弱国办外交

 抵制美货风潮

第五章 立宪成伪

 立宪！立宪！

 保护皇权，预防革命

 废科举方能兴学堂

 宁波帮的大胜仗

 袭皮相而竞遗精神

第六章 兄弟分野

 向革命去

 “倒孙风潮”下的坚守

 杨翠喜花案

 清华的薪火

第七章 殊途同归

 山西票号的没落

 “拿下”张人骏

 请愿速开国会

 变色大龙染“红”

第八章 走向共和

 小人物炒股

 起义烽火终燎原

 浙江人的革命大团结

 宁波：先省城而光复

 荣登政治舞台

 终下金陵，共和垂成

 王正廷“约法”袁世凯

未完待续

向北是上海！

杨坊，字启堂，又字憩棠，宁波鄞县人。

他当年流落到上海，是被迫而为，但也是顺势而为。

与宁波本土只有一个杭州湾之隔，坐船有时只需要一个晚上就能到达的上海，曾是众多宁波人外出打拼的一个重要选择。

今日的上海，像极了豪门，当时的上海，在很长时间内，连豪门的门槛都没摸着，只是一个受宁波商业辐射的小县城，蜷缩在今天的上海南市。

也就是豫园、老城隍庙所在的“老城厢”。

今天的人民路，在当年便是它北门外的护城河。

说起历史，它一开始只是个海边小渔村，在隋唐时隶属于苏州府华亭县，到1192年才有了“上海”这个正式地名，所以排起辈分来，它还得叫苏州一声老祖宗。对这样一个小渔村，帝国版图一直将它放置于很疏远的地位。

甚至是海禁的防范重点。

“1727年后，南洋贸易以厦门为正口，西洋贸易以广州为唯一口岸，中日贸易从宁波入口，上海的地位并不高于厦门、广州和宁波。到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完全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鼓励海上贸易。一度‘海禁严切，四民失调’的上海，凭借着襟江滨海的地理位置，时来运转，港口贸易迅速升温，经济地位日益突出。”

这里的江，自然是指长江。海则是东海。

头顶长江，脚踏杭州湾。

面朝东海，上海春暖花开。

与此同时，上海又有黄浦江穿城而过，将上海分割成了浦西和浦东，并在白渡桥接纳吴淞江(苏州河)，再一路向北，到吴淞口注入长江，成为长江入海之前的最后一条支流。这样，上海航运的任督二脉，遂被彻底打通。以后西方列强就可以开着轮船，从东海进入长江，再从吴淞口跑到上海城内，大摇大摆，长驱直入。

更重要的是，上海的政治地位也开始提升。

分巡苏松太兵备道是监督和统驭苏州、松江、太仓两府一州地方行政事务及军事力量的高级长官，官居四品，其地位高于府衙，比当今的厅局级还牛。它的官衙过去一向都设在苏州或太仓，但到了1730年，它的官衙整体搬迁，办公地点从苏州移驻上海。因之，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后来又别称为“上海道…‘苏松太道”“沪道”。又因为这个道兼管驻在上海的海关，又被称为“海关道…‘江海关道”“关道”。故此，管理上海的道台会以好几个名字出现在历史的夹页中，如果没搞清楚这几个名字其实指向的是同一个意思，你肯定被搞得昏头晕脑。

占了位置上的便利，宁波人就经常到上海这个邻居家串门。

先行者中有方介堂，他出生在镇海乡下一个叫桕树方的小村，最初开办有一间杂粮店，经营杂粮杂货，他想到同样是滨海地区的上海，也会缺少粮食，于是在嘉庆年间带着他的本行来到那个小小的上海城。准确的市场定位使他迅速获得成功，于是他又把经营扩大到糖业，开设了义和糖行。行与店是有区别的，行是批发的商号，可见他的生意，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

小港的李承久(也亭)则是在1822年经人保荐，来到上海学生意。

这一年，他15岁。

李也亭先是在南市油码头曹德大糟坊兼酒店当学徒。南码头停泊着许多沙船，他每天送热酒上船。

所谓的沙船是一种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平底船，船体扁浅宽大，方头、方梢，并没有很好的抗风险能力。但它有个百里挑一的优点，就是航行起来轻捷平稳，能坐滩，也就是说，它不怕搁浅，特别适宜航行于航道水浅多碛的北方沿海。正因为它可以出没沙洪之间，空载时又须装沙压舱，故名“沙船”。

可以说，正是这沙船贸易，促进了上海的商业，奠定了上海的繁荣。所以在今天，如果你注意一下上海的市标，会发现它最突出的要素是一艘正在扬帆出海的沙船，还有一只巨大的螺旋桨。

一来二去，李也亭干脆辞去了酒店的工作，上了沙船做起船工，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大海。“李也亭的运气不错，他上船的这一年[清道光六年(1826)]，正遇上清政府因为运河淤塞，把漕粮的河运改为海运，规定江苏各地的粮船均到上海交兑，然后直运天津、直沽。上海的沙船业适逢其会，正好大显身手。”

对宁波的船商来说，河运改海运同样是一件利好。

此前，宁波早就形成了海上运输的两大船帮：“南号”和“北号”。当时自镇海出口，由定海而南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则为北洋。

南号商船只走南洋，北号商船只走北洋。

南号船帮最初主要由福建、广东在宁波的商人组成，采购福建木材，从事贸易。北号最初则由江苏、山东在宁波的商人组成，采购山东特产枣、豆、油等。和上海基本一样，他们航行的工具是帆船，主要以沙船为主。

当然，帆船中还包括尖底的福船，这是为了适应行驶于南洋和远海的需要。他们的好日子，却在宁波于1844年开埠通商之后，一落干丈。因为外国航运势力大举入侵中国，轮船排挤沙船，让宁波的船商们愁苦不已。

现在，有了这一利好，他们重振旗鼓，又打了一次翻身仗。

1853年，浙东首次海运漕米入津。

靠海吃海的李也亭，坐上海而望宁波，通过打拼，经数年积累而终成巨富，甚至一度垄断江浙沪的沙船业。  同样的，一个叫董棣林的慈溪人也看到了上海的潜力。

他是个药材商人，从事的是江南人最为迷信的参药。他先是行商，奔走于东北与上海之间，最后落脚上海，成为坐贾。

“三个殊途同归的人，以后的发展历程如出一辙，他们大量地从自己的家乡，把亲族和乡党带到了上海，形成了商场上的‘同姓军’和‘父子兵’。于是，他们最终在早期的上海滩形成了三个宁波籍贯的著名商业家族：桕树方方家、小港李家和慈溪董家。他们是上海滩第一批拓荒者中的佼佼者。”

看重上海这块风水宝地的，还有西方列强。

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在看上上海之前，他们首先看上的是舟山群岛。

舟山群岛离上海很近，离宁波也很近，事实上，它在过去，就属于旧宁波府。其县治即为定海。前面说了，由定海而南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则为北洋——所以定海可以作为中国海运的一块重要的跳板。上海有的优点，比如襟江滨海，它也有。它的西边就是杭州湾的入海口，西北面则是长江的入海口。和上海一样，它们都可以通过长江水系和南北航线，将大半个中国纳入其贸易视野。P2-4

自序

“大海洋洋，忘记爹娘。”

这是流传于宁波地区的一句童谣。奶声奶气地唱起，却总有一股辛酸在里头，也总让人想起，“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这里暂且不谈感情，先谈事实。

从这句童谣里，最起码能得到两个信息。

一个就是，宁波(下文所提及的宁波如果没有特别指出，多为宁波地区)是一个近海之地。这话一点问题都没有。自古以来，宁波大部分就属于冲积平原，是滩涂之地。往东与东海相接，往北则是杭州湾的入海口。就连宁波的名字，也跟海有关，当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希望“海定而波宁”，所以将这块东海之滨——元时的明州命名为宁波。

这也可从宁波城的传说可见一斑。关于它的由来，传说中就有，宁波城是大禹来东南沿海治水时留下的一条船变的，东西长南北窄，桅杆变化为天封塔，船舱变为鼓楼，橹嘴变成八角楼。既然是船，自然是航行在水上。所以宁波与海也脱离不了干系。对这样的传说，我们姑且一笑应之。不过，这个传说倒是把今天宁波城的地理以及几处知名景点给说得一目了然，让人对宁波城有个直接的印象。

正因为是近海之地，宁波想不成为“水城”都难。各大河浜穿城而过，“三江六塘河，一湖居中央”。江多河多湖泊多，桥自然也多。据说宋代宁波城有120座，到明清时更是多达200余座。说起来，宁波就是一自然的桥梁博物馆。

这里的三江，乃知名的姚江以及奉化江，它们一个由北而下一个由南而上，相会于今日宁波市区的三江口，然后合二为一，投身甬江，经镇海的招宝山入海口(镇海口)，再奔腾入东海；六塘河乃宁波东乡的前塘河、中塘河和后塘河，西乡的南塘河、中塘河和后塘河。而湖则是西湖。不过它却非杭州那个西湖。因其位于宁波城的西南隅，遂得此名。传说它的形状像月字，所以又称它为月湖。为避杭州西湖的名讳，防止混为一谈，月湖便成了它的大名。它还有一姊妹湖，叫日湖。只不过今天的日湖早因年久淤没，被填为了平地。

只剩月湖独美。

这个月湖面积没有多大，比起真正的西湖来，小得可怜，约有o．2平方公里。只是，谁也不敢忽视其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它开凿于唐贞观年间，曾广筑亭台楼阁，遍植四时花树。自宋元以来，便是浙东学术中心，是文人墨客的憩息荟萃之地。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北宋名臣王安石、南宋宰相史浩、宋代著名学者杨简、明末清初大史学家万斯同，在这里或隐居或讲学或为官或著书，都在月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

如果说月湖太过于“小家碧玉”，那么，宁波城的东侧，距市中心15公里就有浙江第一大淡水湖——东钱湖，在郭沫若的眼里，颇有“太湖气魄”。其水域面积有20平方公里，竟是杭州西湖的三倍。宁波曾有句俗话“田要东乡，儿要亲生”，那是因为依赖此湖之水，东乡之田年年高产。山好水好自然会吸引一堆外人投住。这里最为知名的历史人物莫过于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他在兴越之后急流勇退，曾携西施避居湖畔伏牛山下，晚年自号陶朱公。后人追念其兴越之功，便把伏牛山改为陶公山。

想要说的是，这个陶朱公是经商高手，三次经商致富，又三散家财，所以又被称之为“商圣”或“文财神”。他落足东钱湖，对宁波来说，宛若冥冥之中的缘定。日后，诸多的宁波人，纷纷从本土出发，循着陶朱公的商业脉络，在经济的各个领域四处出击，并引领风骚。这也可以看成是宁波帮得以孕育并成型的文化胎记。

那么，从以上的那个童谣里，得到的第二个信息就是，有人靠山吃山，宁波人就擅长靠海吃海。这话说得也同样没错。

靠海吃海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宁波人的航运业一直是强项。航运业要是不强，肯定撑不起宁波城所化身的那只船。事实上，早在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明中，就有河姆渡人已经使用独木舟从事捕捞和航海活动，其古文化遗址就考古发现了6支直接与航海有关的木桨。而在2400多年前，范蠡所辅佐的越王勾践灭吴后为了大力发展“水师”，曾增辟通海门户古句章港，此港便是今日宁波港的前身。而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9个主要港口，像会稽港、琅琊港、碣石港、番禺港，等等，句章港是其中之一，只是谁最早已经很难考证，但不管如何说，句章港都算是最早的港口之一。

日后，此港经历了4次变迁，先是用了1200年，从句章港向三江口的江厦一带推进了19公里；接着用了1100年，从江厦向甬江的江北岸移动了0．5公里；再接着用了110年，从江北岸到镇海口前进了19公里。最后，仅用了5年时间，从镇海口到宁波北仑新区前进了14公里，于是成就了宁波港当下辉煌的气象。

今天的宁波，有句知名的口号，就叫“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这里的港自然就是指宁波港。至于书，则是指宁波城最为知名的文化遗存——天一阁。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建于明朝中期，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既然是藏书楼，最怕的当然是火。取名天一阁，就是寄望“天一生水”。这下好了，宁波城的水更是源源不断。

宁波港之所以能“港通天下”，除了出身早，靠海，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好。因为宁波正好处在了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部。自镇海出口，由定海而南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则为北洋。可谓是南北逢源。

……

这里还要说的是，尽管宁波帮一开始是以宁波商帮为主体，以商业而名世，但因为它对近代中国所施加的影响，是多层次的方方面面，所以你不能将宁波帮简单地定义为宁波商帮。在我看来，宁波帮在历史演变中一定会拥有越来越大的内涵，不管你是从商从政从文从武，不管是在本土发展还是在外乡打拼，只要是出身宁波，或者是宁波的后人，身上打上了宁波的烙印，并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贡献，都是宁波帮中人。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宁波帮成长于中国的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的民族情绪一直很激烈。加上巨变带来的游戏规则被破坏或者被稀释，宁波帮也在所难免地沾染上了一些陋习，有时为了成功，也难免行走于灰色乃至黑色地带。这也容易让他们成为舌尖上的风浪，成为被抨击的对象。

比如说杨坊等人身为买办商人，在洋商和中国之中居间服务，难免有“汉奸”的嫌疑，在当时是可恨也可杀的；

比如说张啸林加入青帮，靠黑(黑社会)黄(卖淫业)白(鸦片)三色巧取豪夺，逼良为娼而“荣列”“上海三大亨”；

比如说傅筱庵投身盛宣怀，在盛故去之后，侵夺他家财产，日后又抵不住政治的诱惑，卖国投敌出任上海市伪市长，最后被军统策反的仆人朱升源持刀砍死，成为被戴笠所刺杀的最高级别汉奸之一；

还比如朱葆三利用关系经营庚子赔款之便坐实自己在上海滩的地位，虞洽卿在抗战期间以慈善的名义办理平粜米而名利双收大发困难财被人称为“米蛀虫”……

更要命的是，当年宁波帮刚刚在上海以及外地打拼之时，大多一穷二白，光脚不怕穿鞋，因此留给别人的印象，往往是敢吃苦、敢拼搏、敢冒险，而且讲诚信，骨头很硬。虽然是为洋人服务，但在洋人的压迫面前，也不肯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相信“民气压倒洋气”。比如说在四明公所的土地面临着法国人的强占之时，他们也会发动群众，包括“短打朋友”，通过罢工罢市的方式，和对方较量。

然而，等到他们真正在上海乃至全国坐稳位置，成为既得利益者之时，却开始远离民众，并对民众的诉求选择性地忽视。

比如说在1925年的五卅惨案之后，由虞洽卿、宋汉章、傅筱庵、闻兰亭、王晓籁、袁履登等人组成的“五卅委员会”，虽然向西方列强提出了13条要求，但却删除了“撤退外国军警、取消领事裁判权、保障工人权利”“工人有组织工会与罢工的自由”等条款，显示出他们对自己所属资本家群体利益的关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西方列强的利益，毕竟在多年的交往过程中，他们之间的利益已经全面捆绑。正是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宁波帮又在1927年选择与蒋介石合作，支持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也成了宁波帮对自己的同乡也是日后的中国独裁者所献上的“投名状”。

我们因此也就能看到，当蒋介石一步步走向独裁之路时，背后总少不了以宁波帮为重要势力的江浙财团的影子。

不得不说，正是这人生的弱点，以及历史的污点，让宁波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流意识形态里，成了比较尴尬的存在，在有意无意中被屏蔽，而不像晋商、徽商那样，成了可以自由言说的对象。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宁波帮。

一方面，我们要正视宁波帮所有的缺点，正所谓人无完人，帮无完帮，而且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做得更好，所以需要一分为二地对他们进行审视。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化大转型的持续期间，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的贡献以及智慧。这些智慧对后人尤其重要，成了宝贵经验的留存。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大浪淘沙，宁波帮也褪去原罪，卸下包袱，成了建设现代中国的有机力量。

1984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开放包括宁波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而数月之后的8月1日，在听取了国务委员谷牧关于宁波对外开放工作的情况汇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满怀激情地号召：“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他还指出，“宁波的优势有两个：一个是宁波港，一个是‘宁波帮”。这也是至今流传在宁波“宁波帮，帮宁波”这一口号的由来。

对宁波来说，拥有这样巨大活动能力和政治能量的宁波帮，无疑是自身巨大的矿藏，而且唾手可得。宁波会因他们而得以发展。中国也将因他们而受惠。不难想象，有了他们的支持，宁波乃至中国可以开足马力，向大海再次进发。

宁波帮，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