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出生在北平

我出生在北平(北京)，我原来的家就是现在的复兴门内大街民族宫饭店南侧斜对面，在把角儿红绿灯的位置。过去这里有两条街，一条叫刑部街，另一条叫报子街。我家是报子街41号，是我祖父的官邸。小时候我和祖母一起看京戏都是在报子街靠近西单的那头儿。后来祖父去世，才搬到了柳树井胡同。那时出城捉蛐蛐、与车夫交朋友、上北平美术学院，都是在柳树井的事情。现在我常坐着汽车从我降生的地方经过，现在这个地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每次和老伴儿经过这条马路，我都会指着马路中央说：“这里就是咱们的家！就是我降生的地方。”

从西单到复兴门，原来这条大马路中间都是房子。新中国成立后扩充马路，把中间的房子全拆了。当年祖父的官邸是三进门的深宅大院，大门外两旁各有一座汉白玉大理石的“上马石”，上马石很大很高，是两层的石头阶梯，祖父出门骑马或坐轿子，都要先由差人搀扶着踩在单腿下跪的差人腿上，蹬上上马石，再骑上马。我记得家里大门的门槛很高，小孩子跨不过去，要过就得爬过去或是由大人提起身子才能过去。我小时候常和一个叫裘缉武的邻居小男孩骑在门槛上，还抡着自己做的小鞭子把门槛当马骑。1991年，我的电影《狂》在成都“青年宫”拍蔡大嫂和大老表逛庙会的外景，青年宫的山门门槛也是那么高，我给扮蔡大嫂的演员许晴脚上绑上京剧里缠脚女人的小鞋，让她穿着这双红绣花鞋“踩跷”，我有意借着她过高门槛展现一下那双过去旧年代女人的小脚和踩着小红鞋的女人是如何跨过山门高门槛的。为此我设计由大老表和一个袍哥一人一边撑着演员的胳膊，在过高门槛时两边人往上一提，把女演员身子架起来，一双小脚被悬空从高门槛跨过来。我特意拍了这么一个特写镜头，可惜没拍好，没有在影片里用。

记得祖父官邸的两扇大门又高又厚，门上有两个大铜环，那时候没有门铃，叫门就要拍门环，轻轻地拍门也会发出当当的响声。大门里有一间“门房”，住着专管开门的人。若是家中来了客人，看门的就先把来客请到前院的客厅里就座，之后才去里院向主人禀报。进了大门，迎面是雕花砖的大影壁，影壁前放着一个半人高的大荷花缸，比那时的我还高，我扒着缸沿踮起脚，想看看缸里的小金鱼都办不到，都得由大人拦腰抱起来才行。前院和里院是隔离开的，前院不大，除了客堂外没有住人的房子。前院满地都是砖墁地，进了大门要下好几层台阶才能到平地，进里院的二门也要上两三层台阶，显得前院地势很洼。平时前院只是人路过，没人到前院待着，前院的房子长年都是空着的。但客厅平时也要有人打扫，而我总喜欢踮起脚扒着窗子往客厅里看，看摆着陈设的空屋子，希望看到耗子，可从没看到过。

从前院到里院的大门是一排四扇门，平时只走侧面的一个门，其他的门是不开的，只有特殊情况，如过年、过节、家中办家宴，这个时候中间的四扇门才都打开(其实是把四扇门卸下来)，外院里院才算是相通了。家中女眷平时不能到前院去，是不出“二门”的，也就是旧中国对女眷的家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意思。如果我同姐姐打架，姐姐追我，只要我跑出二门到前院去，姐姐就不追出去了，要等我回到里院才能再和我算账。家中的“二道门”很大很好看，和普通的门不同，漆着绿色油漆，绿漆上布满了一块块金色斑点，据说叫“撒金”，是用很薄的金箔粘在漆面上，显得富丽好看，更讲究的人家也有用彩画的。

进了二门，里院很大，也是满院的砖墁地，只有两棵垂柳下的地面上才留出方方一块露土的地方，这是为了给树浇水，我总喜欢拿着给花浇水的喷壶给树浇水。院中的房子都是在很高的高台阶上，房檐前有走廊，虽然里院一股人不能随便进去，有时却把走街串巷耍玩意儿的叫到里院来表演，家中的人可以在房前的廊下看，也可以隔着大玻璃窗子不出房子往外瞧。来里院耍玩意儿的有耍猴的、演扁担戏的、耍耗子的、吹糖人儿的，驯猴人敲着锣，唱着曲，抡着鞭子，猴子一会儿戴上老者的面具担着水桶担水，一会儿推着独轮车子在院中转，一会儿它会自己打开箱子，把一张女人的面具(也叫“鬼脸”)换上，挎起小果篮子学女人走路，还会翻跟斗，骑着羊像骑马似的在院中跑。表演一段后，猴子就拿着钱簸箕到人前讨赏钱。

在报子街的时候，我和祖母住在一起，两个姐姐住在另一个房中，后来又有了两个弟弟——凌宣、凌靖，我们都不和父母住在一个房间。我长到8岁上小学了，祖母虽不识字，但每天总是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做作业，她常鼓励我好好学，要有出息，长大给凌家门增光。她看着我做完功课后一定要我去找母亲来，不管母亲当时在做什么，母亲知道是祖母要她来检查我的作业的，她一定放下手里的活儿来看我的作业，只要母亲看了我的作业后说声“没有错”，祖母就对我说：“行了，玩去吧！”我才高高兴兴地跑走。

我兄弟姐妹五个，两个姐姐，两个弟弟，我是老三(原名凌颂强)。大姐是齐白石的学生，叫凌成竹(凌颂懿)，是李苦禅的第一个夫人，“文化大革命”(在天津美院)时，叫红卫兵打死了；二姐参加过新四军，后来是重庆市委干部处处长，叫江峥(凌颂珞，参加革命后自己改的姓)；老四叫凌宣(凌颂威)，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老五叫凌靖(凌颂凯)，北京林学院教授。

P16-18

编后记

父亲的这本自述传记《风》终于同广大的读者见面了，这个时刻的到来并不容易，时间并没有冲淡记忆，反而吹拂掉附在它上面的尘埃和人为的饰物，父亲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一点点聚合，最终梳理成册。这个沉淀的过程略显漫长，然而也使我们真正地沉静下来，对所有资料进行更仔细的推敲、分类和整理。

在《风》的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父母的老战友、朋友，以及相关机构的帮助，家里的许多亲属也将自己手里的文字、书籍、照片和了解的情况告知我们，这一切都使本书的完成得到了切实的推进。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导霍庄、徐晓星夫妇和我们父亲工作相处多年，参加了父亲导演的《李四光》《骆驼祥子》和《边城》的拍摄。他们夫妇两人就像父亲的至交和左膀右臂，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父亲的许多拍摄和准备工作顺利进行。在我们编撰这本自述体传记的过程中，霍庄和徐晓星夫妇同样给了我们不可或缺的帮助和建议。

同样，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舒晓鸣大姐专门研究凌子风的电影和生平。她的研究成果和记述，还有她的许多有价值的观点都使我们受益匪浅。北京电影学院的学报也使我们从中得到非常有用的资讯。

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岳晓湄女士是我们家非常要好的朋友，她的公公沙蒙先生就是电影《赵一曼》的导演，赵一曼正是由我们的母亲石联星主演。在我们为这本书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晓湄热情而十分有效地帮我们联系电影资料馆的不同部门，帮助我们收集、复制了急需的父亲的影片。同时还和电影史学家朱天玮女士一起，为电视台来资料馆制作父亲的电视节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司徒兆敦老师，他的父亲、老电影人司徒慧敏是我们父母的好朋友。司徒兆敦也早已是大家公认的当代中国纪录片导师，在我们拍摄专题片时，他热情地帮我们解决了不少非常关键的技术难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陆华女士和她的同事采访撰写的我们父亲的小传，补充了本书的内容，使一些事件在此得到印证。

还有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乡土小说家王鲁彦先生的女儿谭宁佑大姐，她专门抽出时间认真地帮助我们校对文稿，并提供了关键的史料参考线索，对事件的连续性给予了重大帮助。

在我们收集父亲的图片资料的过程中，革命时期在延安的著名摄影大家沙飞先生的女儿王雁，虽然住在广州，但是当她知道我们正在编辑父亲的传记时，立即将她父亲沙飞当年拍摄的，我们父亲在延安时期戏剧活动的珍贵照片寄来，并郑重地将她父亲的话转告我们：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活动的一些珍贵照片正是由凌子风拍摄的。

父亲最要好的伙伴张海默叔叔的大女儿张妍佳，我们都管她叫大默默，她在“北影”一直卓有成效地从事着导演方面的工作，许多当代著名女演员最初都由她这个伯乐发现和提携。当我们需要请她确认一些往事，并希望她提供一张我们两家父亲在一起的照片时，大默默很快给予回答，照片也立即发了过来。

还有作家、编剧葛菲女士所整理的我父亲的生平小传，电影学院的张建栋、钱学格两位教授对我们父亲的采访，他们所记述的我们父亲关于表演艺术的完整谈话，对整理编撰本书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为了更多地还原、了解过去我们家庭的情况，已经九十多岁高龄、我们父亲的二姐江峥(已过世)在来北京之际，专门向我们讲述了家族的过去和轶事，这让我们在校正史实文字方面有了可靠的依据；此后，八十五岁的我们的五叔凌靖，是我们父亲最小的弟弟，也是林学院的教授，他责无旁贷地和我们进行了长谈，详细讲述了我们北京的家和我们父亲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并且将他保存的家人的珍贵照片和我们爷爷凌逸民在国内编辑出版最早的法文教学课本提供给我们用于此书。在收集父亲的资料中，定居在法国的外孙女海歌和她的先生麦克也时常给我们打来电话，询问书的每一个进展，而且通过网络视频的形式和我们讨论相关的内容。

家里的堂表兄弟姐妹们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也都给予了我们极其有力的协助。我们这一辈人的领头儿、父亲的大姐凌成竹和她第一任丈夫李苦禅的大儿子李杭——我们都叫他“杭哥”——非常生动地讲述了他的父亲李苦禅新中国成立前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在北京的家里，和我们的奶奶一起生活的情景；还有我们父亲的二姐江峥姑妈的女儿、现居美国的凌也(尹晓玲)，给我们送来极其珍贵的原版爷爷奶奶的老照片，这真使我们惊喜万分；再有我们父亲的四弟，也就是我们的四叔、原西安电影制片厂电影摄影师凌宣的儿子凌隆(电影演员凌潇肃的父亲)，他及时地帮助我们寻找到父亲过去的老战友，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自然，还有我们凌家的媳妇尹燕京，在我们紧张而漫长的整理资料和编辑中，她周到地料理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提供了不少编辑发行方面很有用的建议；这之中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协助我们工作、编辑这本书的王昕女士，在整个编书成册的始末，从大量资料的打印，文字的整理、校对，到图片图册的寻找、扫描、修整、归档等等，事无巨细，她都非常耐心和细致，有始有终，一丝不苟，为整书的完美收稿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此，我们姐弟两人衷心地向这些热情无私地帮助了我们，为此书付出辛劳与努力的叔叔阿姨、亲朋、师长们，以及我们可爱的家人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这里还要非常感谢的是，从1999年年底至2008年，中央电视台四频道、六频道，北京电视台二、三、九频道，河南电视台，郑州电视台等电视台的专题组，与我们多次合作，先后拍摄十几集有关我们父母的专题片，其中的许多资料都使我们受益匪浅，其中有的专题片还获得了广电总局的最佳专题片奖；还要感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友节目，在制作节目过程中，我们走访了几十位父母生前的老战友、老朋友、老同事，这本书中《众人说老凌》的许多内容就来源于此。几年来，我们将多次收集、整理父母的那些事例向各媒体投了稿并被他们采用，像《大众电影》、《北京晚报》、《娱乐信报》、《新京报》、《人物报》、《中国艺术报》、《传记文学》、《婚姻与家庭》，在此，我衷心地向每一位热情帮助过我们的朋友表示深深的敬意与感谢！

在这里我们还要郑重提到的是，在我们整理、编辑本书期间，我们敬爱的陈强伯伯、郭维叔叔、海默叔叔的夫人张青予阿姨，还有饰演《骆驼祥子》中四爷的颜彼德相继离开了我们，他们同我们父亲母亲的真挚友谊和他们发自肺腑对于我们父亲的赞语使我们永生铭记，在此刻父亲自述传记出版之时，我们更是由衷地怀念他们。

2013年的5月初，在整理编辑父亲传记的时候，我们姐弟与同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后代的兄弟姐妹们，回到七十年前我们父母学习、战斗、生活过的圣地——延安。当我们踏上延安的土地的那一刻，我们心中都不由自主地呼唤着：“延安，我们来了，我们带着父母对延安深深的思念回来了！”我们激动地望着延安宝塔山，想象着当年我们的父母第一次看见宝塔山时的心情，这种情感只有我们做儿女的才能真切地体会到。

我们走进曾经决定中国前途的“七大”会议礼堂；漫步在当年中共领导人居住的一排排朴素的窑洞前；来到父母当年任教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春夏之交的延河两岸早已绿树成荫，尽管想象中的老延安和现实中的新延安使我们稍有踌躇，然而，强烈的知觉依然瞬间将我们带回父亲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种种场景：土梁土坡的广场上，父亲敲锣打鼓扭着欢快的秧歌；在“鲁艺”礼堂，父亲导演着戏剧，向学员们讲授着戏剧的承传与实施；微弱的烛光下，父亲的一双大手雕刻出解放区第一枚毛主席像章；也还是在延安的这条土路上，父母带着大女儿梅子，到毛主席家串门做客，和毛主席同喝一杯甘冽的白酒；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紧握相机的父亲和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拍下了许多珍贵的战争镜头；在一次“延安鲁艺”食堂热闹的晚会上，伙伴们大声宣告我们父母今日订婚……所有所有的一切，儿女对父母的回忆和怀念就如一本厚厚的书，让我们终生阅读；又似一份没有终点的思念，永久地铭刻在心里。在“鲁艺”教室的墙壁上，在一张张当年的照片前，我们驻足凝视，大家的一双双眼睛在照片中寻觅：“我的父亲在这里！”“我的妈妈在那儿！”“那个抱在怀里的小孩就是我！”……我们彼此高兴地惊呼着，又是笑声，又是感叹。当我们簇拥着挤进“鲁艺”音乐系连体窑洞时，“鲁艺”唯一的那架旧钢琴再次响起了旋律，围拢的我们忘情地高唱着父母当年的歌曲：《延安颂》《南泥湾》《军民大生产》《黄河大合唱》……虽然我们当中许多人都已经是爷爷奶奶，可每个人都激动得像个孩子。

离开延安的当天，我们来到汹涌澎湃的黄河壶口瀑布，滚滚翻腾的黄河水好似万马千军，在这里我们好像再次看到了我们的父母，他们就像这条奔腾不息的黄河，前仆后继。此刻，我们高举着“延安鲁艺”后代的大旗，庄严、豪迈地高歌：“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此时此刻，歌声、瀑布声和激动的泪水交织在一起。

从那时至今，七十多个春秋过去了，我们父母这一代人载誉而去，给我们留下的是一壁中华民族的大河巨川和一个自强不息的炎黄社稷，此刻我们深深地思念、缅怀着他们，追溯、牵挂着他们所经历的峥嵘岁月，这不仅是我们做儿女的一己之情，这份思念、这份牵挂，同我们所有人的过去、今天和未来紧紧相系……因为历史是大家的，延安是大家的。

值此我们亦想以曹操《观沧海》的诗句作为此编后记的结尾，以表我们儿女对父母的敬仰和缅怀之情：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凌子风、石联星的儿子麦飞、女儿凌丽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童年记忆

 1.我的家

 2.我出生在北平

 3.姜太公钓鱼

 4.“‘三儿’长大了就干耍鸣丢丢的得了”

 5.故宫顶上那一片片闪光的琉璃瓦

 6.兔儿爷和醉枣

 7.父亲的头是要母亲每天早晨给他梳的

 8.“马大大”

第二章 少年时期

 1.我喜欢到北京两个地方去玩儿

 2.没点儿胆子是不敢这么下城墙的

 3.发着亮光的鸭蛋

 4.练完武术我一个人经过太平湖

 5.我家的邻居

 6.“带劲少爷”

 7.父亲和一般人不一样

 8.“家庭外语补习学校”招生了

 9.不翱翔在蓝天能算热血男儿吗？

第三章 读书时代

 1.我选择了北平北华美术专门学校

 2.我的第一幅人体画画好了

 3.我跟父亲产生矛盾

 4.为看电影把唯一的棉被送到当铺

 5.白天念书，晚上拉洋车

 6.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一件蹊跷的事情

 7.父亲突然来找我

 8.我们都被国民党宪兵三团抓去

 9.在南京过起流浪生活

第四章 “南京国立剧专”时期，63

 1.要了三块钱就去南京考“国立剧专”

 2.我是替别人吃饭的

 3.“你哭，最好用女人的声音哭”

 4.我实在不甘心在那里面的黑暗！

 5.张道藩签字要开除我这个学生

 6.她是一位法国少女

 7.血镯子

 8.我决定回一趟北平

 9.有一件事我一直难以忘怀

 10.过去我是电影的反对派

 11.真正接触电影是到了武汉电影制片厂

 12.向延安进发

 13.我不怕打仗，就怕开会，怕写总结，怕当官

第五章 参加“西战团”，89

 1.边区的生活

 2.“革命虫”

 3.武工队

 4.我这个校长就和方丈睡一个炕

 5.那些罗汉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

第六章 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

 1.我被吕正操扣下当了火线剧社副社长

 2.“咱们的剧社能不能演《日出》？”

 3.骑马掉井

 4.没有高跟鞋，我就自己做

 5.“太阳出来了，但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第七章 返回“西战团”

 1.我对着镜子拿照片化装成聂荣臻

 2.我提出个名字叫“田庄剧”

 3.幕表剧《枪毙王家祥》

 4.我们的歌声敌人能听见

 5.唯物论者不信这些

 6.“黑无常”“白无常”

 7.王昆在半山腰生下第一个孩子

 8.不知脚下是陡壁还是悬崖

第八章 到延安

 1.“凌风追悼会”就没有开成

 2.“西战团”解散合并到了“鲁艺”

 3.第一枚毛主席像章是我刻的

 4.周副主席问：“你这个作品，肯送给我吗？”

 5.“凌风跟石联星今天宣布订婚！”

 6.“日本投降了！”整个“鲁艺”沸腾起来

第九章 去张家口创建“华北联大”

 1.我演杨白劳，王昆演喜儿

 2.我们在张家口举办了结婚仪式

第十章 重返延安

 1.延安第一部故事片，我演主角

 2.摄影机是伊文思赠给八路军的

 3.到杨家岭毛主席家串门

 4.我任“延安战地摄影队”队长

 5.胜利的战场上一片大笑声

 6.我发明了一种流动暗房

 7.“你是反革命，你还跟伟大领袖照相？”

 8.“这两个同志是来给毛主席照相的”

 9.没进窑洞就想象不出中央领导是怎么办公的

 10.“就这么一点，大家轮着喝”

 11.主席问：“凌风同志你怎么不唱戏了？”

第十一章 我留在了石家庄

 1.组建“西北电影工学队”

 2.“我不能老当电影院经理，我得搞创作。”

第十二章 回到北京的家

 1.“妈，您的儿子颂强回来了！”

 2.这是我离家后时时想念的小院子

 3.在西单的地边摆摊儿

 4.母亲的一生真了不起

第十三章 我当了电影导演

 1.袁牧之一定让我做导演

 2.《中华女儿》是我拍的第一部片子

 3.人家反对我，我就流汗

 4.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第一次演的电影就是《中华女儿》

 5.我大哭过一次

 6.回延安拍《陕北牧歌》还有个插曲

第十四章 在抗美援朝战场

 1.和金日成将军一起就餐

 2.晃动的大厅和舞姿相伴

 3.我爱我的导演工作，真爱！

第十五章 多产的年代

 1.《春风吹到诺敏河》要求一个多月拍出来

 2.吉普车跟奔驰的火车撞了头

 3.没有去苏联学习我认为自己做对了

 4.在上海拍《母亲》

 5.又是一个月拍完《深山里的菊花》

 6.两套班子拍《红旗谱》

 7.与崔嵬在“北影厂”门口相跪发誓

 8.吃完醪糟更困了

 9.感谢我所拥有的农村乡土味

 10.《红旗谱》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

 11.事实上是我接了一些别人不愿拍的片子

 12.我一生创作中的好朋友张海默

第十六章 从“文革”走过

 1.我成“黑帮”了，住进了“牛棚”

 2.我革命这么多年，把我开了？

 3.电影不干了，我就到车铺去修车

 4.“文革”中“五七”干校可以大写特写

 5.喊一声“凌子风来修”，这样我就高兴

 6.机器上面都有商标“凌子风造”

第十七章 新生

 1.我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译制导演

 2.“四人帮”垮台，我恢复了党籍

 3.《李四光》是在不平静中一口气拍出来的

 4.我多想和老舍先生交谈啊

 5.寻人启事：“‘骆驼祥子’你在哪里？”

 6.我在家遇到过几次有趣的事

 7.斯琴高娃身上有惊人的表演天赋

 8.虎妞儿也应有善的一面

 9.很多演员不肯丑

 10.我连夜用泥巴捏了一个烟壶

第十八章 我是这样当导演的

 1.我就要这么拍

 2.我拍《边城》

 3.没有生活就不知道镜头怎么用

 4.一部电影的真正完成是在剪接台上

 5.原著+我

 6.选择演员要六亲不认

 7.导演应该是演员的保姆

第十九章 电影机后面的沉思

 1.我和联星是从那个年代一起走过来的

 2.我拍电影也有后悔的地方

 3.“拼命三郎”一下叫了几十年

 4.我很庆幸自己这一生的曲折

 5.这管着我的是党，是解放区

 6.民族化不仅是内容问题

 7.现在我也考虑观众究竟喜欢什么

 8.我想我和青年导演得有个自然分工

 9.我常说所谓的“有搞头”

 10.我为我们的事业发愁

第二十章 心灵散步

 1.这就是感情啊，你是改变不了的啊

 2.我为什么要拍《深山里的菊花》呢？

 3.我是流泪最多的人

 4.在我的字典里没有“难”字

 5.我不嫉妒、不羡慕、不眼馋、不比高低、不记仇，也不自卑、不泄气

 6.我喜欢遐想

经历 作品 一览

你问 我答 众人说

闲趣生活一瞥

编后记

他呼啸着来过

——记我的父亲凌子风

凌飞

1967年炎热夏季的一个星期天早上，我和姐姐锁上北京东城区东石槽14号小院里的家门，登上自行车，朝大兴黄村方向骑去。“文革”中的“天堂河‘五七’干校”是一所劳改农场，离那里不远，还有一个“团河‘五七’干校”。“文革”中，我们的父母和北京电影界、戏剧界许多被打成“黑帮”的艺术家就分别集中在这两所干校“劳动改造”。在那些我们一家人聚少离多的日子里，我和姐姐骑车到郊区看望被“劳动改造”的父母，这对现代人来说可能难以想象，但在那个年代这是再普通和平常不过的事。

从那时起，五十多年过去了，这种在特殊年代“看望”父母的感觉，相比我们平日所享受的“温情”来说，对人心的磕碰和记忆更是永生无法忘怀的。今天，当我和姐姐为了父亲的自述传记收集整理资料的时候，从父亲留下的手稿和散落的不同文字里，我们不但更详尽地了解了我们的父亲，而且更多地了解了那个时代。随着文稿梳理的进展，我们感到，我们父母的足迹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足迹，记住他们也是记住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沉浮。

我的父亲凌子风、母亲石联星很早就投身到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在延安时期他们就是很活跃的艺术家。几十年来他们孜孜不倦地在艺术田野上辛勤地耕耘，然而他们这些不凡的经历和取得的成就却极少向我们儿女提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拍摄的电影《中华女儿》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在同一电影节上母亲主演的电影《赵一曼》也获得“演员优等奖”，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电影和中国女演员在国际上首次获奖。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都是后来才听父母身边的叔叔阿姨们说起的。“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初，父亲的《骆驼祥子》获得“金鸡奖”和“百花奖”。就在得奖当天父亲回到家里，他依然像平常那样，在门后的挂钩上挂好外衣，把书包轻轻地放在沙发上，一家人围在小方桌前安安静静地吃饭聊天。父母的这种“秉性”甚至在“文革”中也是如此。那时他们在工作单位受到“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回到家他们也从来不向我们儿女抱怨，好像他们要我们知道：无论外界发生了什么，无论自己头上有什么样的“帽子”或“桂冠”，甚至就是天塌下来，只要家人在一起，父亲就是父亲、母亲就是母亲、儿女就是儿女，一家人彼此的惦念和团聚，才是最重要的。

在我们儿女心里，父母就是这样宠辱不惊的人，他们的这个品质给我们儿女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次，当我从法国工作回来看望父亲，一进门，见到父亲正一个人穿着拖鞋，站在他自己搭建的凉台花房的窗台上打扫卫生，我马上举起相机拍了下来。我给这张照片起名就叫“我的父亲”。我想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那样的普通，而又和别人有那么多的“不同之处”，他从不用他的荣誉“照耀”我们，他经常告诉我们的是应当努力和自强。

在家里，父亲常常一个人静静地看书、作画、思索，他也会“呼朋唤友”，亲自下厨来一个“满汉全席”。在工作中，父亲却是电影界有名的“拼命三郎”。他自己也很喜欢这个绰号，甚至将这四个字刻成了印章，挽胳膊撸袖子地把这红红方方的四个大字印在自己的画作之上。父亲工作起来喜欢一鼓作气，即使是闷热的三伏天，为了剧本或者分镜头，他也会把自己关在书房连续几天几夜地伏案写作。汗水顺着他的额头、脖子和手臂淌下，这时母亲就会轻轻地在父亲的胳膊肘下垫上两块干毛巾，将浸了冷水的毛巾拧干再搭在父亲的肩头……父母间这些彼此呵护和恩爱，使我们整个家都充满了温暖。几十年来，父母风雨同舟、相濡以沫，从苏区到延安，从延安到北京，他们一路走来。1984年，在父亲刚刚完成电影《边城》的时候，母亲不幸病逝，父亲特意选择了洁白的大理石，亲手在上面刻下“石联星”三个大字。

我们的家是个非常温馨的家，父母从不对我们孩子苛求，然而父亲也曾几次对我和姐姐说过：我们的路是我们自己走的，你们的路也要靠你们自己走、自己闯。我们家三个孩子中，大姐凌毅从事古籍方面的工作，二姐凌丽从运动员下来选择了声乐，我自己选择了摄影和艺术。父亲很少当着别人的面夸奖我们，但他会仔细听取我们对不同事物的看法，他会用赞许的目光肯定孩子们。一次父亲和摄制组在家里的客厅讨论《骆驼祥子》结尾处理，坐在一旁的我提出，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个长得像祥子的年轻车夫拉着新洋车，从倒在马路边已经穷困潦倒的祥子身边跑过，随后再回头得意地看祥子一眼，以此揭示在旧社会车夫的命运最后都会落得祥子的下场。当时父亲并没有说话，可过了不久的一天，父亲特别让我来看他的完成片，令我惊奇的是，父亲真的在影片中采用了我的建议。后来我去法国大学学习、从事新闻媒体和艺术创作，接触了许多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和文化，渐渐地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在这个过程中，父亲潜移默化的示范对自己的影响是如此之深，我也正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才更多地懂得了父亲。

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当时父亲还没有被“彻底解放”，但他依然想着电影创作，于是一个人提了个小包就跑到河南收集有关“红旗渠”这个电影主题材料去了。回来的时候，父亲带回一棵很细很细的泡桐树苗，他把这棵小泡桐栽种在东石槽14号小院水池旁的泥地里。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父亲种下的这棵泡桐树已经是一棵两人才能围抱的参天大树了。夏日，它为人们带来凉爽；冬季，它呵护着树下小屋里温馨度日的人们；大雪过后，挂满树枝的雪坠子给孩子和老人们带来喜悦……从那以后，每当我走进这条胡I司，远远就能看见在一片青瓦屋顶上方，那棵巨大的向天空伸展着的泡桐，我想父亲的一生正像这棵泡桐，它的根深深地植于泥土，长成后枝累叶茂，侍奉着树下和它共同生活的左邻右舍。

1999年下半年，父亲因病情加重住进了北京医院。元旦前一天的晚上，我一家和姐姐来到医院陪伴久病在床的父亲，我的女儿漠漠用她带来的电子琴，给爷爷演奏了一首圣·桑的乐曲——《天鹅》。在委婉的乐曲中，一直被病痛折磨的父亲露出难得的笑容，那笑容坦然而坚定，就在这一刻，这笑容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就像父亲为自己一生画上的一个铿锵有力的句号。

1999年的严冬好像没有往年那样寒冷，当新春就要来临的时候，父亲的人生也随着战争年代的硝烟、银幕舞台上的欢声笑语，还有丝丝的遗憾，缓缓地走入了历史。然而，父亲并没有远去，他依然在这里。83个春秋岁月，他，是风，他呼啸着来过，他将自己的心扉向他挚爱着的这片土地袒露，他将自己火热的生命融进红旗漫卷西风的年代；他，是江河、是我们儿女心中的细流，他也是漫天的大雪，给这个世界带来纯粹与圣洁；他，是活生生、实实在在、乐天朝阳的人，他将自己的爱、自己的全部献给了这个曾经积贫积弱，而今冉冉腾升的民族。

今天我整理编撰父亲的自传，就好像又和父亲重新生活了一次。他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导师，我有幸做他的儿女，我为有这样的父母而自豪。然而遗憾的是，今天我却只能以这种方式和自己的父母沟通。我的父母走了，他们走得问心无愧！我们儿女永远赞美他们，赞美与他们生生相息的这片天地，和他们那一代人，我们将心中的这束鲜花献给他们，将这花撒向这片土地，因为我们的父母就在这里，他们就是这片土地。

今年的夏日异常炎热，在一个热风微袭的傍晚，当我就要编辑整理好父亲的自述传记及其相关文字的时候，也合上了一直在阅读的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结晶之作——《神曲》。也许是巧合吧，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语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令我思索良久……这段文字是这样的，当但丁经过地狱、净界，最后到达天堂的时候，引导他的神女贝亚德对他说：“……我看见永久的光已经在你的智慧上发扬出来，只有永久的光点着永久的爱……”因为这段话，我回想父母一生的历程……在他们的心底，不正是有着一束永久的光吗！这束光引导着他们和他们那一代人，即使在最艰苦、最危难的环境中，他们也义无反顾、毫无停顿地前行！这束光就是普天下大爱之光、是我们父母和他们那一代人终生的信仰之光。

值此，我多么希望这本书能够生出一双翅膀，飞进那些依然关心他和知道他的人的心中，因为这是一个朴实无华的人的写照，是一个有着大爱的人。他，是我的父亲，也是我们所敬仰的整整一代人。

凌子风(1916—1999年)，新中国第三代著名导演。他少时跟随姐姐凌成竹、姐夫李苦禅去齐自石家学画；求学时期被余上沅、曹禺招进南京国立剧专；在晋察冀，他为了演出化装成聂荣臻，被吕正操司令错认；延安保卫战时期，他作为战地记者，到党中央所在地拍摄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在窑洞办公；为了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献礼，他代表延安鲁艺，刻了第一枚毛主席像章；解放后，他在袁牧之的要求下当了电影导演；为了拍《骆驼祥子》，他干脆在《北京晚报》上发了个祥子的“寻人启事”；因喜爱沈从文的作品而拍摄了电影《边城》，并得到了沈从文的认可；他坚持选择演员要六亲不认……

《凌子风自述》不仅能让读者亲临20世纪初的老北京，跟随凌子风导演历经抗战、抗美援朝、“文革”、粉碎“四人帮”等重要历史时期，也能对中国电影史的发展、中国电影的时代脉络与烙印、个人生命中的时代痕迹，有更多了解和体悟。

本书作于1992—1995年，由晚年的凌子风导演亲自执笔，其子凌飞和女儿凌丽整理，内容涵盖凌导的生活、家庭、友人、工作等，同时配以300余张珍贵照片，佐以知名文学和艺术家们的“你问/我答/众人说”部分等，详尽而全面地讲述了凌子风导演丰沛的一生。

《凌子风自述》作于1992年—1995年，由晚年的凌子风导演亲自执笔，其子凌飞和女儿凌丽整理，内容涵盖凌导的生活、家庭、友人、工作等，同时配以300余张珍贵照片，佐以知名文学和艺术家们的“你问&我答&众人说”部分等，详尽而全面地讲述了凌子风导演丰沛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