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简单地收拾了行装，5月16日离开昆明，走上晋京的旅途。我这是第一次走出云南，怀着兴奋而又带点神圣感的心情，开始我生平第一次“朝圣”之旅，的确，那时我能赴北京，到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内心充满了一种类似“朝圣”的感觉。现在回忆起来，那次漫长的旅程，倒也很有趣味，我离昆时乘坐火车，没有熟人，感到有点忐忑不安，在车上碰到一位姓杨的同志，他要出差到北京，我们就骤然亲热起来，结为同伴，我似乎也才安心。第一天，火车到沾益，第二天改乘汽车，用了六天的时间才到广西金城江，途经安顺、贵阳等许多城镇，沿途多是山区。记得那时物价很便宜，在云贵山区汽车一停，就有许多农民来叫卖煮熟的连壳鸡蛋，五分钱一个，还有山地水果之类，很新鲜，价廉物美。在金城江住了一夜，乘火车到桂林站，因有好几小时等侯去汉口的火车，旅伴杨君约我到柳州去短时间一游，他有亲戚在那里工作，我乘兴和他赶到柳州，匆匆玩了约两小时，到大街上走马观花看了一下市容，然后就赶回桂林乘湘桂线火车直达武昌。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靠轮渡到汉口，才坐上京汉大铁路的火车，在华北平原奔驰，感到心胸开阔，眼界大开，27日晨终于抵达北京。出火车站，只见茫茫人海，我也茫然，不辨南北东西，只好叫来一辆三轮车，直接把我拉到北京大学。人力蹬三轮车，走得比较慢，我也可趁此机会欣赏首都晨景，拉车的师傅虽然一路给我介绍街道名称和景物，但初来乍到，印象也不深刻，只觉得走了很长时间才到北京大学西正门。我取下行李，付了车费，正想到门房询问我们进修班的宿舍，只见我们系先前已来北京大学进修古汉语的吴进仁老师正出来接我，把我带到十五斋住下。这真是他乡遇故知，感到分外亲切。踏进北京大学校园，只见晨曦灿烂，到处有学生在做晨练，令人感到一片生机，朝气蓬勃。
第二天到北京团市委转了共青团组织关系。29日上午，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到中文系办了报到手续，系秘书乐黛云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简单介绍了中文系和进修班的情况。她当时还年轻，如今已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会长。没有几天，进修班的学员陆续来了，正式上课之前，系主任杨晦教授召集全体学员到系上开座谈会，互相介绍认识，杨先生介绍了办进修班的目的、意义和学习计划。这个班是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目的就是要为全国各综合大学中文系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师。为了学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门从苏联请来了文艺理论专家毕达可夫教授来主讲文艺理论课。学习课程有三门：“文艺学引论”、“文学理论”、“文艺批评”，预计需要两年半的时间。此外，，还有两门辅修课：“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俄罗斯文学史”，由两位苏联专家主讲。参加进修班的学员有15人，加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15人，共30人，实际上来听课的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外系的许多老师，记得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蔡仪先生等也来听过一些课。来自各综合大学的学员，都是各学校中文系培养的教学骨干，其中有几位学员已是年纪较大的教授、副教授，例如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郝御风教授、武汉大学中文系毕奂午教授等等。其他大多数是年轻教师，如复旦大学蒋孔阳，中山大学邱世友、廖世健，福建师范大学林仲铉、陈钟英，厦门大学蔡厚示，武汉大学王文生，山东大学吕慧娟，南京大学杨咏祁，四川大学王克华，东北各高校有王肯、于正心、李景隆、陈永芳、康倪等等。后来，我们都成为好朋友，几十年间虽经过许多风风雨雨，但仍保持交往和联系。如今都已进入耄耋之年，有许多人早已去世了。
开始上课的第一天，我们都怀着好奇的心情，想看看毕达可夫教授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大家对他的印象很好，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失去了右胳膊，后来成为当时被认为是苏联文艺理论权威的季莫菲耶夫教授的学生并在大学任教（副教授）。他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讲课的内容，基本上是按季莫菲耶夫编写的那套文艺理论教科书的体系。其实，就是从苏联搬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了，进修班也就是要求大家不折不扣地接受这套理论。在两年学习中，我和几位学友除了听苏联专家的课以外，也还去听杨晦教授给本科生讲的“文学概论”，杨先生的课和苏联专家讲的内容和理论体系大不相同，他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突出工农兵方向，但他强调联系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例如《文心雕龙》、《诗品》等等，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开始读《文心雕龙》，后来转向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这不能不说与听杨先生的课受到启发有一定的关系。关于杨晦教授我曾写了一篇《忆杨晦先生》，这里就不多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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