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档案里还看到一封1960年12月17日杜高写给母亲的信，被扣发并当作材料入档。其实这是一封很平常的家信，是儿子安慰母亲的信，流露着思恋母亲的感情。只因为在信末写了“最近看到报刊批判巴人文艺思想，涉及鲁迅的人道主义”这么一句，就被检查信件的管教人员用红笔重重地画了一条杠，信便装入了档案袋。儿子和母亲就这样被隔断了音讯。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当时对右派劳教分子思想钳制之严厉。
从1961年4月加判三年劳教后，杜高和一大批新收容的劳教分子被送到了清河劳改农场。他两腿浮肿，大量咯血，濒临死亡，熬过了难以想象的大饥馑的年月。这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杜高的档案里主要是他写的冗长的思想检查、请罪书和改造总结，共有四十一件。也有四份是他反映周围的人埋怨吃不饱饭的言论，但并没有装到那些人的档案里去，反而装进了杜高的档案里，这大概是因为那几个人都不是右派，说几旬牢骚话对他们无关紧要，而对于一个右派，就可以看作是他的“改造表现”的缘故吧。
又有一份告发他的材料，杜高先生看了后十分伤感。他悲叹地说，这种囚徒之间的互相撕咬和陷害，看起来是一些个人的举动，其实都是在改造者的驱使和胁迫下进行的，这是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的一种特殊的管治方法。
1966年8月“文革”爆发后，右派劳教队检查物品，这次检查的重点是有人检举右派队里正在传阅着一本手抄的小说，作者张志华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劳教后从农场逃跑，流浪到了新疆，又偷偷跑去上海，看望他的女同学林昭（林昭后来在“文革”中被秘密处决）。那时林昭正患重病，从监狱保外就医。张志华和她有过最后的一次长谈。不久张志华被公安局抓回农场。他关在禁闭室里，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了他的这一段惊心动魄的逃亡经历。张志华是一个很有文学才能的青年，他的这篇作品被秘密地传阅着。管教人员搜查物品时，全队人员已出工劳动，只剩下几个病号留在队里。杜高那时正在生病，没有出工，队部便交给他任务，要他写一个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剧本。他趴在炕头写着，稿纸散乱地摊在炕上，稿纸下面就藏着张志华的那个笔记本。检查躲过去了。他把笔记本悄悄还给了张志华。但没有想到这天病号组里还有一个病号，这件事没有躲过他的眼睛，于是他写了一个秘密报告交到队部揭发杜高。这个报告的原件和小组会批判杜高的记录，都在这本档案里看到了。
杜高档案中记录的1959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大饥馑岁月，劳教右派们所经历的苦难、折磨和死亡的悲剧，使人们惊骇和心灵震颤。杜高经历的那“两个窝窝头事件”，最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残酷的生存环境对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尊严的践踏和摧残。那是在1960年冬天饥饿的日子里，一次由杜高为小组打饭，恰好有一人没来，多余了两个窝窝头。杜高没有及时送回伙房，他有过吃掉它们的念头，但他又不敢吃。正在这时，管教干部发现了这两个没有退回的窝窝头，对他进行追问，他立即作了口头检查，但管教干部不罢手，又召开小组会，发动劳教犯对他进行批判，再责令他写出书面检查。在那个寒冷和饥饿的1960年的除夕之夜，监舍铁门外站着荷枪的警卫，杜高便在昏暗的灯光下，趴在炕沿上，一字一字地鞭挞自己的灵魂，坦白交代自己内心深处的犯罪苗头，批判自己的“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的阶级本性，再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批判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杜高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的《检查》共有四页，前三页和小组会批判他的记录都收在李辉编的《一纸苍凉》中，第四页夹在我发现的这本档案里了。
在《一纸苍凉》中还有一些遗落的文稿，也在我收藏的这册档案里找到了。比如杜高写的两篇改造小结，《一纸苍凉》中只收录了小组会对小结的评论意见，没有小结的原件。巧的是这两篇长长的小结也订在我收藏的这册档案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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